文：陈夏红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4月
1980年12月27日，距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特别审判的宣判还有近一个月时间。病中的反革命集团成员李作鹏正在复兴医院囚禁区，他的辩护律师张思之、苏惠渔前往会见。
两位律师此行目的有二：其一是根据上面的指示，为中央新纪录电影制片厂补拍律师会见被告的录像；另外一个目的是征询当事人李作鹏对于庭审辩护的意见。对于这次特别的审判，李作鹏表示：“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对于律师进一步的追问，李作鹏答复，“写了首诗给你们。”但是他当时并没有出示这首诗。近二十年后，张思之于2001年5月16日探望出狱安度晚年的李作鹏，看到了这首诗《赠律师》：“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这一细节即出自新近出版的《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
《特别辩护》是关于四人帮审判的一本很珍贵的书。说珍贵，最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六位作者马克昌、张思之、傅志人、朱华荣、苏惠渔、张中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的辩护律师，这本书乃是他们在事隔近二十年后依据回忆和史料而写成的。作者之一的张思之先生去年刚刚度过了八十大寿，而参与辩护的王舜华、周奎正等律师已先后驾鹤西归，由此不难想见这些作者的年龄，由此更不难判断出这本书的珍贵价值。不仅如此，该书仅仅围绕特别审判中有律师辩护或者会见的江青、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江腾蛟等人的审理、辩护展开，而同案被告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等的审理因为无律师辩护，其审理相关内容则自然在该书中付之阙如。这种“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的写作难免有遗珠之憾，甚至给人不够全面的印象，但这种尊重事实、实事求是的为文风格值得读者珍视。
《特别辩护》也是关于四人帮审判的一本很特别的书。说其特别，也是因为其作者的身份，这是目前大陆地区有关四人帮审判的图书中，唯一单纯由当时的辩护律师集体回忆写成的回忆录。此前相关出版物中，如王文正先生口述、沈国凡整理的《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其当时的身份是特别法庭审判员；再如图们、肖思科合著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作者图们当时的身份是特别检察厅检察员。同类出版物中，只有控、审双方而无辩护方，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特别辩护》的出现则完全填补了这一方面的空白。这正是《特别辩护》一书的史料价值所在。
还有值得重视的一点，是《特别辩护》中引述了部分很有趣也很重要的史料，如第45页至47页《律师会见被告的活动原则、步骤与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这份史料在其他场合并不容易看到。其中“可能发生问题与解决办法”中，有一条专门处理被告对律师的冷嘲热讽。内容分为五种情况，要求律师“保持冷静头脑，泰然处之，根据不同的内容作出有分寸的回答”，对于被告的蔑视、指责、牢骚等等行为都有详尽的应对方案。或许这在当时只是一份手册之类的文件，但是今日观之则不难窥视当时律师制度运作的本真面目。
正如该书作者再三宣示的，林彪、江青集团审判中辩护律师的参与表明了中国律师在1957年之后的复归，向公众宣告了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师制度始建于1954年，两年时间内发展小有成就，无奈1957年反右导致大量律师成为“右派”，少数幸免于难的律师也在近二十年浩劫中转业改行，中国律师制度无疾而终。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社会法制建设，次年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才提上议事日程。而只有在林彪、江青集团特别审判中，《特别辩护》几位作者及其同事们，才代表中国律师集体亮相。尽管中国法学者杰罗姆·柯恩当时评价说，“辩护律师一直是胆怯和软弱无力的，没有对这次国家起诉的案件提出异议，他们的作用看来仅限于为坦白认罪的被告人要求宽大处理”，尽管在实际审判中辩护律师的形式意义的确远远大于实质作用，但是这次《特别辩护》几位作者及其同事代表中国律师集体亮相却确实是值得彪炳史册的。这次亮相对于其后刑事诉讼引入辩护机制具有极其明显的示范意义，该书几位作者幸逢其盛，甘苦自在心中。
当然如上文所述，特别辩护本身并非尽善尽美。同样，《特别辩护》一书本身亦并非十全十美。尽管这是一本由亲历者在晚年依据史料和回忆编著而成的回忆录，但是通读全书后，笔者最大的感受却是该书编著史料多而亲身回忆少。这一点缺憾可能与该书要求形式上体例的一致有关，也可能与当事辩护律师特定年代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有关。这一缺憾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本书叙述过于客观、冷静，无形中失却了回忆录固有的个性和信息量。但愿这只是后辈如我者对于前辈们的一点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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