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远承 出处：新京报 2007年5月
康有为带着强烈的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精神出现在他的那个时代，他的踌躇满志正是时代和治下人民的氛围和心态。他以一种危险的姿态试图变革，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的性格。众所周知，他自信而乐观。在萧公权审慎地讨论康有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件戊戌变法中，是他的自负导致戊戌变法的成功变得更加渺茫，但也由于他的这种性格，致使变法成为了可能。
他的乐观，与其说是出自天性，不如说是来自儒家的宽容。他的自信，或者说他的自命不凡，也许还是由传统儒家潜移默化培育出来的。
但康有为的信心，并不能给他的奋斗理想注入多大的生命力。他的理论确实够“现代”，可现实却没有同他的理论一起向前跨进。无论是哲学整合，经济改革，还是改革行政，重整行政效能与民主，都没有按照他的价值愿望建立和开展。他的那个“以西方为主要模式以求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学术思想的改变”（一百四十七页）作为改革的中心目标的尝试，同样地淹没在那个时代无数的或精神，或军事，或生活的运动里。而康有为，和研究他的作者萧公权，甚至读者，则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作品《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里思考。
就儒家本身的特点和发展上，其宗教性的面目是复杂而多元的。就中华传统文化上的特点和发展看，更是复杂而广阔。但康有为“像他的反对者一样，错误地把儒教（仅指道德而言）等同整个中国文明，忽视非儒家的学说。”（四百四十九页）另一方面，任何一代儒学学人，无不是对儒家分作若干概念，而且很明显地会受到其中一支影响，从而不同程度地摒弃其他分支学说。公羊派学说立论对康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可以看出，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康的信念就不那么开放了。康总是避免乃至无视同时代人的影响，也是源于这种信念。他的自负，所受的教育理所当然地认为，除心目中的圣人外，不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和观点能够引导自己。
也许是康最重要的著述———《大同书》，有关成书的年代，世人一直都对此纠缠不清。这大部分原因是他本人制造出来的暧昧混乱。有趣的是，在很长时间甚至生命结束时，康有为对《大同书》的出版和宣扬，都一直有所保留。他可能觉得，书的面世会引起轰动以至混乱的危险后果。“他告诉他的学生们，社会结构不同理论的宣扬和实践应配合人类进步的不同阶段。”（三十四到三十五页）
康有为的深谋远虑跨跃时代，他的大同理想也是超越现实的。他的乌托邦式的建构，因远离现实世界而成为空想。他也深信，“没有一个稳定的社会能建筑在旧废墟之上的。”（四百四十九页）毕竟，任何一个新世界的出现，是因其持续性，在一个渐进的过程中徐徐展开。这或许不用完全依赖过去，但实则难以凭空超越过去和现实。某种程度上，他的大同新世界没有考虑到可能预见的现实和未来，他把现实与理想分开，理想变成空想，考验他的则只有困境与不可能了。他也曾看到当时的政治生活，而他所设计的道路，也不可谓是不正确的观察。但他高估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能力，没有基础的民主，他的变革手段或者工具，是不可靠，也是难有效果的。———这种超越现存范畴的矛盾，萧公权把它分作两个层次讨论。
一九二七年，这个时代最重要也是最后的儒家集大成者病亡，这不仅是上世纪中国思想史重要一部分的结束，同时，大同思想的希望也暂时消失得无形无踪。通往那大同之路的大同世界主人，或许只在历史学人的艺术纺织过程中才出现；或许在若干时段后，在果真“美丽大同新世界里”，得到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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