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苏小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
几个疑问？
实话实说，《缅北之战》只是黄仁宇当年在抗日战场上随手写下的一些战地通讯，作为抗日的既定事实，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必要的实证；但从他的历史学体系来看，这样的战地通讯并没有太多价值。我之所以静下心来读这本书，与几个疑问有关。
其一，为什么黄仁宇人到中年才接触历史研究，最后能够发展成为大师级别的历史学家？与黄先生差不多同时代的历史学家，如余英时、许倬云、唐德刚等，都有非常严谨的专业训练，很早就介入历史学领域，且随名师锤炼，如黄仁宇先生这样半路出家的历史学家，我们似乎再也找不到第二个。
其二，为什么黄仁宇能够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期那么偏执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抽身而出？一般而论，作为一名已经陷入意识形态纷争的军人，黄先生既要跳出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控制，也与接下来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保持必要的距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第三，为什么黄仁宇能够脱离一名战地记者的通讯体文字，最终形成一名卓越的历史学家理性的叙述气象？
第四，黄仁宇上述历史性的积淀，是否给日后的历史学研究带来了弊端，如果说黄先生的学术存在不足，其不足是什么？成因是不是与他的个人史有关？
《缅北之战》是黄仁宇人生的第一本著作，我希望在他的这本早年作品里，或多或少能够找到一些我想要的答案。
略显另类的笔法
仅就写作笔法而言，在这本《缅北之战》里，年轻的黄仁宇比一般的战地记者超出了很多，形成了其他人不能具备的写作优势。对此，黄先生有所交待：
“我自己有这么一个癖好：我想在文字里注意营以下的动作，而极力避免涉及到高级官长”，“我希望以后所有通讯都以亲自在战斗部队目睹为限。”
我很看重先生这样的方法性陈述，认为先生在当时就解决了两个写作技术问题，一是把重心放在了细节上，一是从一开始黄仁宇似乎就不想做一个御用写作人，他需要有自己的独立写作立场。他说：
“我很羡慕很多美国记者的做法，这些美国同行不提及战略技术，自己和一线战士共同生活，所以他们的战地通讯，是士兵的行动，士兵的生活，士兵的思想。”
看来，黄仁宇的写作生涯，从一开始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相对高拔的层次上，这个层面具有明显的国际水准。
在《八月十四日》这篇文章里，黄仁宇如此写道：“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这样的句子体现出了某种对生命的体悟，这与战争的气氛明显不相适应，战争只关注输赢，只关注你死我活。而在《拉班追击战》中，黄仁宇则描写一座桥下歪倒的一个敌人的尸体。“他的头浸在水里，他是一个大尉，旁边的树枝上晾着泡湿的地图和英日字典。”这样的文字没有愤怒和仇杀情绪，甚至还藏着某种同情，表现出与一个职业军人尤其是正在战场上厮杀的职业军人非常不吻合的平静。
读完《缅北之战》，一些模糊的印象渐渐清晰起来。显然，从年轻时代开始，黄仁宇的文人气质明显高过军人气质，这构成了他毕生的努力轨迹，即从一名职业军人过渡到一名历史学家，而在这种漫长的角色转移过程中，军人的国家意识，尤其是军人对国家现状的忧虑，对国家制度的思考，则成为了他未来作为一名历史学大家的主要课题。
站在个人史角度，这是黄仁宇先生醒目的“缅北意识”。当然，仅仅以一部早年的战地通讯，就得出这样的结论，未免仓促，不严谨。但用这样的材料来说明“性格就是命运”，说明“一个人青年时代的历程必定影响他的一生”这样的心理学课题，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绕不开的缅北意识
从缅北之战出发，我们对黄先生的人生轨迹和学术成就的分析似乎要清晰许多。
事实上，缅北之战后，黄仁宇并没有很快跳出他的军人职业生涯，似乎在34岁之前，一直随波逐流，而在这之后，由于他自我选择赴美留学，依靠自我努力，成为一代有体系、有价值的历史大家。反观与他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没有几个人摆脱被奴役的悲剧。此情此景，黄先生真是太满足了，难怪他在年过80岁以后，能够幸福又感慨地说：“我一生经历过中外各阶层的生活，不论是治世乱世，无所不闻，无所不见。现在我个人要做的事都已做了，可一死而无憾也。”
怎样看待黄仁宇的历史学成就，我知道学界是有不同声音的。尤其是国内历史科班里的专家们对黄更是有所怀疑。一是认为黄先生的文字太过光滑，文学意味足了一些，因此历史意味自然少了；另一种则是认为黄先生并没有把中国问题说透，所以吴思就说，他比黄仁宇看得透彻；第三种意见则是认为黄仁宇考据功夫不够好，行文似乎被观点牵制，相比于主题，历史材料退到了稍微次要一些的位置。故海外的一些历史学大家，对黄仁宇的溢美之词并不多见。
我想说的是，“缅北意识”在黄仁宇的人生全过程一直左右相随。从缅北之战出发，我们可能找得到黄仁宇弃军从学，完成他的人生转型的主要动因，也可能找得到黄仁宇的历史学说存在某种不足的性格原因。
我大概花了将近2年的时间来读黄仁宇所有的作品，除了《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由于过于专业，没有仔细研读之外，他的其他作品《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放宽历史的视界》、《地北天南叙古今》、《关系千万重》、《黄河青山》、《明代的漕运》、《大历史不会萎缩》等著作，我都仔细阅读过，以我的观点看，黄先生对中国社会最有价值的著作应该是《万历十五年》和《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前者对中国国家性的悲剧基因和失败形态进行了醒目的陈述，让人读后唏嘘不已。而后者则对中国历史进入到21世纪之后所面临的发展难题进行了理性的思索。
仔细想想，这样的局面隐含着一个问题，即黄先生毕生研究的都是国家建设，都是一些宏大叙事，微观的研究，尤其是基于个人价值的研究少之又少，这可能与黄仁宇的早年经历，尤其是缅北经历有关。军人的国家意识，救亡意识可能毕生都在黄仁宇的思维结构里起主导作用。正是在这样的层面，学界意识到了黄先生的局限。相比之下，学生出身的余英时更具有现代知识分子的价值要素。他的“自由主义信仰背后，有着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传统，对人的主体性有着无可妥协的尊重”(王汎森语)，这显然比黄仁宇的国家意识要高出了不少。
黄仁宇的“数目字管理”命题，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数目字管理”概念包含两个主要内涵：一是将人类历史发展区分为以农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两类不同的国家社会架构，前者是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后者是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二是以经济组织上的分工合作、法律体系上的权利义务分割归并、道德观念上的私人财产权不可侵犯三要素的相互支持，作为以商业组织作国家基干的基本特征。将这组概念落实到历史上，黄先生分别以明代中国为“不能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而以1689年清教徒革命以后的英国为“能够在数目上管理的国家”的典型。黄仁宇透过他对明代中国与十七世纪英国历史的认知与比较，提出“数目字管理”概念，并大力宣扬从中引申而来的“大历史观”，这两组概念既出自他个人进行历史比较的理智考量，也带有吁请改革中国数百年“不能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的国家关怀情感。
显然，宏大思维在这里仍然是先生的方法论。虽然我个人以为“数目字管理”切中历史肯綮，从多年的意识形态之争中跳出来，站在技术的角度发现了中国历史的宿命性悲剧，但技术至上主义在这里占据主要位置，人的价值要素则退到幕后。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还是“缅北意识”的继续繁衍，军人思维，国家主义意识成为了黄仁宇挥之不去的梦魇。相比之下，胡适之虽然一直在为国家努力工作，但他时刻坚守个人主义底线，一辈子没有因为国家主义的宏大叙事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经济学家杨小凯早年造反，17岁便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宏大的命题，这与黄仁宇的早年经历有类似之处，但晚年的杨小凯却搭建起新兴古典经济学、自由宪政和基督关怀三大知识体系，形成宽容的个人主义生命特征。胡适之和杨小凯显然比黄仁宇看到了更加本质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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