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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史家绝唱，一曲无韵离骚。《史记》是二十四史之首，一部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2007年，百家讲坛年度主讲人王立群，一位研读《史记》四十年的学者，将从一代帝王汉武帝入手，以问题引出故事，以故事讲解人物，以人物解读历史，以历史启迪智慧。帝王本纪、王侯世家、将相列传、布衣游侠，人物群像奔来眼底；国运兴衰、王朝更替、事件始末、命运浮沉，沧桑往事涌上心头。

文：李洪岩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5月

　　这本书是王立群教授依据他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的讲稿写成的。粗读一过，感觉全书具有专家功力、通人见识、文士笔法三大特点。

　　清代学者章学诚提出过一个史学专家的标准：无一字无来历。亦即说话要有根据。在史学领域，衡量一个作者是否够专家水平，首先要看他讲话是否有文献依据，而不是看他能不能“忽悠”！

　　此书的一大优长，就是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书中讲到，汉武帝的奶奶窦太后，拿出一本《老子》，没好气地向一位博士发问：“你知道这是什么书吗？”博士瞟了一眼：“此是家人言耳！”老太太一听，腾地火起，当即下令：把这个家伙扔到猪圈去，让野猪咬死他！

　　什么叫“家人言”？何以让老太太如此恼怒？王立群教授随手写道：“家人言”就是“婆婆妈妈的老百姓才喜欢的通俗读物。”（第66页）

　　这一解释的依据，限于体例，书中未作任何说明。其实，在钱锺书的《管锥编》中，对“家人言”有细腻的考订（第372页），结论与王教授一致。

　　又比如，汉武帝曾经“踞厕”见大将军卫青。“厕”，有人说是床沿，本书则径作“卫生间”。对此，《管锥编》也提供了证据支持（第369页）。

　　这就是专家品格。他的每一句话，虽然未表来处，却都力图以学术做根基。甚至在某些议题上保持沉默，也会有学术考虑。笔者惊奇地发现，在这部讲《史记》的书里，居然无一语涉及司马迁的生卒年。诚然，这是个有分歧的问题，卷舌不用胜似轻下断语。

　　专家品格与“家人言”并不矛盾。因为，通俗不是深入深出、浅入浅出、浅入深出，而是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其前提，是功力。有功力垫底，通俗才不至于变成滥俗，才不会变成婆婆妈妈的胡言乱语——尽管滥俗时常冒充通俗，婆婆妈妈的胡言乱语同样需要有半瓶子醋垫底。所以，通俗不是专业水平的堕落，而是专业水平的升华，是专家向通人的跨越。

　　“通”，就是看穿、看透。中医有“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之说。司马迁考上古之史，特拈出“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八字。只有心知其意，才能做到通，才能区分“通俗”与“滥俗”。《史记》中有一位廉洁而无耻的佞人，名叫公孙弘。王教授评价此人，说他打通了隔在“法家跟儒家之间的那堵墙”，是“外儒内法居”（第120页）。千古流传的司马相如、卓文君良偶佳缘，在王教授笔下，居然成了“劫色劫财”的“千年一骗局”。书中此类“通透”的断语，难于缕举，却一一印证着古人所称道的“读书得间”、“谈言微中”，映现出作者的通人之识。

　　“通”还意味着打通古今。杀人不眨眼的酷吏张汤，居然有温情偶现的时候，主动给部下“摩足”。王教授告诉读者，张汤最后倒霉，就倒霉在了给部下“做足疗”这件事上。“足疗”一词，放在十几年前，读者或许不知所谓。今日读来，发噱之余，不能不叹作者与古为新之妙。人们所滥熟的克罗齐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似乎又生发出了新的意涵。

　　不过，此书最大的特点，是顺着《史记》讲故事。它采用纪事本末的体裁，运用古代白话小说的结撰方式，将分散于《史记》各处的史事汇聚到一处，构成一个个相互关联而又独立成篇的故事。在故事的铺叙过程中，作者一边调动和制造紧张情节，一边不断地插入分析、推断、渲染、想象和俏皮话，让人油然产生一种在游乐场坐过山车的上下起伏之感。笔者经眼之处，竟然时常屏住呼吸，继而拍案称奇，深感作者“会说书”。我甚至觉得，说此书是王立群教授根据《史记》而改编的一部文字版“汉武大帝”电视连续剧，亦不为过。

　　这是一种文士笔法。其用意，当然是为了契合“百家讲坛”之功能，增加可读性。相对来讲，由于过于关注故事和情节，所以对司马迁之意匠经营、文心之妙，则甚少着笔。如窦婴、田蚡一节，作者分析双方矛盾之你来我往，来龙去脉，已近乎题无剩义，却于司马迁修辞之微，未着片语。尽管说，故事精彩，乃源于司马迁原文美妙，但笔者总觉得，所谓“读《史记》”，似应包含较多的文本赏析。

　　不过，笔者对此书的意见，是觉得某些解释还不够圆融。司马相如“骗财骗色”，前提是本人才貌双全，能使文君相悦。小儿刘彘终成汉武大帝，前提是身心健全，孺子可教。倘非如此，恐怕任凭机关算尽，也是枉然。而且，司马迁写司马相如，曾经依据司马相如本人的自叙。在自叙中，司马相如并未讳言“窃妻”之事。所以，钱锺书说，司马相如的自叙堪称“天下《忏悔录》之开山”。这些要素，须交待周全，才够圆融。此外，《白头吟》是否为文君所作，文君作此是否缘于夫君“包二奶”，王教授当然清楚全是悬案，然曲为之说，不能不露牵强之痕（第203页）。

　　又如金屋藏娇的故事，王教授前面说此事出自野史，只能姑妄听之（第21页），后面却又有坐实之意（第219页）。同样，汉武帝的母亲王美人隐瞒婚史一事，仅是王教授的推断（第17页），却大有定谳之意（第35页）。

　　有些解释，倘能得意忘言，自无不可，但按字死扣，却颇有歧义。如第195页，司马相如偕爱妻回到临邛，“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书中解释：司马相如“系着大围裙，和伙计们一块洗碗。”但据已故秦汉史权威陈直先生的《史记新证》，司马相如洗的不是碗，而是铜器兼瓦器。“犊鼻裈”则是一种“精短便于操作”的裤子。是否“系围裙”，不知也。第84页引汉奸中行说的话：“必我行，为汉患者”。这里的“必”，钱锺书译作“如果”，王教授则译为“一定”。

　　有些话值得商榷。如第55页讲愚民之术，谓“秦始皇焚书坑儒，不准读书；汉武帝允许读书，却只准读儒家的一类书”，鞭辟入里，然未合乎史实。第56页说汉武帝晚年迷恋黄老，烧香拜佛，第141页说武帝打僧家旗号，同归一揆。汉武帝时，佛教尚未东传。有些地方，笔者没有读懂。如第255页：“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此外，书内尚有个别错字。

　　我得承认，上述诸例，纯属求全责备，难免“痴人前不得说梦”之讥。其实，一部优秀著作，是不容死句参禅的——虽然苏东坡说过：“须知酣放本精微。”就《史记》的解读而言，我以为有两部书最值得向一般读者推荐。一部是李长之先生所著《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一部就是本书。

　　在李长之先生笔下，司马迁是学术上的汉武帝，汉武帝是政治上的司马迁。或者说，汉武帝相当于亚历山大，司马迁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如果我们想认识司马迁，就不能不读李长之。如果想认识汉武帝，则不能不读王立群。套用李长之先生的话：汉武帝和司马迁共同表现了驰骋、冲决、豪气、追求无限而又苦闷、深情的大汉精神。而司马迁，尤其让我们听到了人类心灵真正的呼声。我们在王立群教授笔下所感受的，也应该是这种呼声。

采写：王洪波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1月

　　8月25日晚联系到王立群先生的时候，他正在昆明，而且接下来还要到玉溪参加一个活动。我正担心他会拒绝如此匆忙的这个采访时，他说，你把问题发到我邮箱吧。27日上午通电话，他说，我正在宾馆笔答你的问题呢。以下即为王先生的“答卷”。虽然在差旅途中，但他回答得很认真，其中呈现的历史观也是我比较认同和欣赏的。

　　读书报：您的《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里，对帝王的权术、臣子的权谋、为人的权变着墨很多，这些东西呢，本就是人性的一个方面，也是中国帝王专制时代比较阴暗的一个方面。您的讲解有很高的认识价值，但是否您对这些东西批判得不够呢？

　　王立群：批判的前提是揭露，揭露本身就一种批判。比如说，汉景帝杀其长子刘荣，史书的记载非常模糊，这是因为汉景帝的帝王身份决定了任何史学家在撰写史书时都不能不有所顾忌。我在讲解这一问题时，从汉景帝任命郅都审案，刘荣死后其祖母窦太后与其父汉景帝的截然不同的反应，窦太后与汉景帝对郅都的态度等方面揭露了这一事实。父杀其子，极为罕见，何况汉景帝还是史书记载的明君。这种揭露是综合利用各种历史文献，并加以合乎逻辑的推理得来的，完全站得住脚。

　　比如说汉文帝杀其弟淮南王刘长，史书的记载也非常含糊，这与汉景帝杀其长子刘荣一样。但是，我在讲解这一问题时，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明确揭露了汉文帝有意放纵其弟的不法行为，等刘长自以为是地要发动一场荒唐的叛乱时，一举将其抓捕。文帝想杀其弟，又不想落一个恶名，表面宽容，其实阴毒，最终使其弟刘长不堪受辱，绝食而死。文帝闻讯，又大放悲声，严惩有关官员，葬以王侯之礼。汉文帝的心机之深，用心之狠，为人之虚伪，在我的书中有充分的揭露。

　　汉文帝与汉景帝都是历史上的明君。他们的作为告诉今天的读者，历史上的无论明君与暴君，本质上都是极为专制的独裁者，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力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传承，连自己的儿子、弟子都不放过，他们对人的生命权没有丝毫的尊重。这种揭露足以让人们认识到封建帝王制度本身的极端黑暗。



　　读书报：在武帝朝的文臣、武将、后宫三类人中，你最喜欢的各是谁？为什么？

　　王立群：在武帝一朝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司马迁。

　　司马迁没有在《史记》中为自己立传，但是，我们却能在《史记》的每一个人物的背后看到一个鲜活的司马迁。这位活跃在每一位《史记》人物之后的司马迁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李陵事件毁掉了一个忠于君王的太史公，却成就了一位流芳百世的太史公。这位死而后生的太史公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封建专制的种种不公，揭露了“明君”光环下封建帝王的种种丑陋。

　　整部《史记》中，我最喜欢的人是蔺相如。蔺相如善处生死，既敢在秦廷据理以争，不惧死亡；又能在廉颇的意气之争中迁就忍让，不惧耻辱。一身而得其一点即是非常之人，何况能得其二者，极为不易。



　　读书报：您说过：“对历史人物应该是历史评价高于道德评价。”但是，有些道德应该是具有超越时空的普适性的，比如对人的生命的珍视、对人的尊严的尊重，似不应以任何理由丢弃。比如对武帝晚年重立太子之前，却杀掉了新太子的母亲，以免将来主少母壮引发祸端，从“历史评价”而言，武帝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从“道德评价”而言，武帝的残忍应招致严厉的批判。您觉得呢？

　　王立群：的确如此。钩弋夫人是无辜的，是政治的牺牲品，是政权的牺牲品，她的死是汉武帝极端蔑视人的生命尊严的突出表现。汉武帝的这种残忍行为应当受到严厉的批判。



　　读书报：您讲过一句话：“人们常说读书让人读懂现实，但我的体会是，现实让我读懂了《史记》。”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王立群：比如说司马相如，汉武帝读了他的《子虚赋》，赞不绝口，立即征召了他。我读《史记司马相如传》感受并不很深，但是，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让我懂得，人才是弱势群体，千里马也是弱势群体，没有伯乐的鉴定，千里马只能最终落得“老骥伏枥”的下场。所以，现实生活让我懂得，汉武帝成就了司马相如。司马相如得到卓文君，又有了百万家资，如果不是武帝的征召，司马相如可能陶醉于安乐乡中，平平静静地度过一生，一代文豪的地位将无从确立。正是汉武帝的征召、赏识，使司马相如燃起了创作大赋的冲动。《上林赋》等一批名作相继问世，最终成就了司马相如“汉赋四大家”之首的地位。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让我读懂《司马相如传》的不是读书本身，而是现实生活。



　　读书报：《王立群读〈史记〉之汉武帝》首印60万册，到现在销售情况如何？易中天先生因遭遇盗版、伪书等问题很生气，您有没有遇到类似问题？

　　王立群：我的书尚未出，就在开封吃早点的地摊上看到了伪书。在外地签售时有一位读者告诉我他买的是盗版书。我很感谢他的坦诚，但是，我仍然没有为他签名，因为我不能支持盗版。面对盗版的猖獗，我们是弱势群体，我很无奈。



　　读书报：您在“百家讲坛”讲史以来，拥有了很多粉丝，您和他们一定有很多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现在对历史感兴趣的人们希望从中得到什么呢？

　　王立群：我非常感谢许多“群众”对我的支持，他们的热情与鼓励令我感动。

　　人们对历史感兴趣有三种原因：一是获得历史知识，二是获得智慧，三是认识人性。这三点都很重要。历史知识并不能直接让你致富，但是，它可以完善你的人生，增强你的文化品位。史书中充满了各种智慧，它成为今人的借鉴，因为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古人成功的智慧可以使我们获得成功的启示，古人失败的教训可以使我们得到警示。古人与今人最大的相通之处就是人性。人性的丰富，人性的弱点，人性的善良，人性的丑陋，都可以从历史中看得清清楚楚。



　　读书报：这几年，历史很热。历史题材的电视剧、电视讲史、通俗历史著作、网络上的历史写作等不同形式的历史传播汇成了一个历史热的潮流？您如何看待“历史热”的功绩和局限？

　　王立群：“历史热”的出现是必然的。首先，历史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的国学就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分。所以“历史热”是传统文化升温的一个表现。谈“历史热”不能脱离这一大背景。其次，各种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一直非常火爆，占据了电视剧中很大一个份额。电视剧拥有大批的观众。但是，历史题材电视剧鱼龙混杂，优秀作品极少。即使是优秀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也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戏说与臆说，这是电视剧的文化属性决定了的。因此，人们看了这些电视剧都想知道电视剧中的历史是否就是真实的历史。所以，正解历史成为广大百姓的一种文化需求。电视讲史、通俗历史著作纷纷应运而生。其中，通过央视“百家讲坛”的讲史最具权威性。第一，央视独有的平台与品牌；第二，央视讲史人学者的身份与学术背景；第三，央视“百家讲坛”对主讲人的精心选拔与培养。这些因素共同成就了当前的“历史热”。

　　“历史热”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因此，传统文化得以借此扩大影响，这种影响总的来说是积极的。我们的传统文化具有两面性，既有积极的一面，又有消极的一面。如果我们能通过“历史热”宣传我们传统文化的积极一面，对于造就和谐社会大有裨益。对于传统文化的消极面，应当在宣传我们的历史时予以坚决地摒弃。



　　读书报：您觉得历史热的前景如何？

　　王立群：每一个有自信心的民族都会十分尊重自己的历史。美国人对自己二百年左右的历史还非常尊重，遑论我们对待我们自己五千年的历史呢？我对“历史热”的前景看好。但是，要注意两点：第一，反对形形色色的历史虚无主义；第二，反对无理性的颂扬。我们既不能用普适性的理论否定我们民族的历史，又不能对我们民族历史中丑陋的一面进行无理性的颂扬。我们的确要用普适性的理论评价我们民族的历史，但是，不能因此而对我们民族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妖魔化。对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一些主要人物（特别是帝王）进行妖魔化的处理，会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会使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失去信心。这一后果将会非常严重。正确的态度是分析，既肯定其贡献，又批评其罪恶。具体地分析评价比较困难，但是，这种做法更科学。一味地赞扬会使历史的糟粕得不到清理，一味地批判会使国民丧失信心。这个度非常难以把握，但是，必须坚持这一做法。



　　读书报：据说您接下来会在“百家讲坛”讲秦始皇，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争议性更大，是否讲起来难度更大呢？节目会在什么时候播出？

　　王立群：秦始皇在历史上的争议比汉武帝还大，讲秦始皇的风险也比讲汉武帝要大。但是，我乐于迎接这种挑战。这种困难主要是两点：一是秦始皇比汉武帝存在更多的谜，二是对秦始皇的评价。讲秦始皇从一开始就存有一个生父之谜，还有不立皇后之谜，不立太子之谜，这些都非常难以讲解。提出任何一种观点都会赢得一部分受众的支持，受到一部分受众的质疑。秦始皇历来都被视为一位暴君，客观地评价这位“暴君”自然也更困难。

　　“百家讲坛”将《秦始皇》作为2008年的一部重点节目，也对我有很大压力。我在“百家讲坛”已经讲了三个人物系列，如何超越自己最为困难。希望广大受众能以宽容的态度理性对待我们这些从事传统文化普及工作的人。

　　《秦始皇》的讲法与《汉武帝》有所不同，《汉武帝》是一个系列人物画廊，《秦始皇》将把“统一”作为基调，全面介绍秦始皇的一生。同时，还有一些延伸，秦二世与秦朝灭亡也将列入其中。



　　读书报：您现在又要在大学里讲课，又要精心准备“百家讲坛”的讲座，搞研究、写论文恐怕也不能完全停下来，另外还要到各处做讲座、签名售书，一定特别忙碌吧。能否透露一下您现在是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的？

　　王立群：现在的确很忙，但是，两个重点我是必须保证的。一是大学里带研究生，二是“百家讲坛”。今年我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山水游记研究》（1996）修订版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我个人今年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笔。修订版较之1996年初版增加了很多篇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