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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继《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后的又一部力作，作者费舍尔追朔了从中世纪以来德国文化中的反犹现象，及其在基督教、仇外性、生物人种学等多方面的历史渊源……费舍尔对于一手材料及二手材料的融合可谓驾轻就熟，他能够将各种文学题材糅进一部非凡的学术著作中。
    本书全面解析了大屠杀的因果关系，探究了对犹太人的恐惧和憎恶何以在德国形成气候，以及用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文：范昀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翻看《德国反犹史》的过程，绝对是场异乎寻常的体验。正如本书作者费舍尔所言，这的确是个“让我神经崩溃的噩梦”。

　　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几乎是一场梦魇，启蒙理想遭受重创，文明世界颜面扫地，历史虚无主义则在深处发端，滋生蔓延。纳粹和第三帝国的问题，随着反法西斯胜利纪念，在国内炒得火热。前有美国学者威廉·夏伊勒厚厚三大卷的经典《第三帝国的兴亡》，后有德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哈夫讷分析精到的薄薄小册子《解读希特勒》，此次江苏人民出版社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德国学者克劳斯·费舍尔的《德国反犹史》。这是一本相当出色的研究论著。不说它的文献充实，不说它的视野开阔，更不说此作的思维缜密，译笔清新，就是这穿插于其中只言片语的点评，具体而生动的细节，都给人灵光乍现的感觉。
　　
　　从排犹、恐犹到屠犹

　　1871年，一位犹太裔的普鲁士国家下议院议员在犹太人获得法律上的地位时，如释重负地评论说：“经过多年无望的苦苦等待，我们终于停泊在了安全的海港。”历史的吊诡在于，这位乐观的议员可曾预料到在六十年之后的德国所发生的一切——那时，曾经安全的港湾早已沦为人间地狱，“大屠杀后再对其进行回望和观察，这个事件在历史评价方面的悲剧性错误急切地需要一个解释”，费舍尔的话里满含叹息。

　　做这种历史梳理并不容易。在材料堆积与主观好恶之间，研究者往往掌握不好平衡。好在费舍尔的叙述颇有分寸感，从早期欧洲的排犹史，病态恐犹主义的兴起直到晚期的血腥大屠杀，事无巨细，娓娓道来，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整个德国反犹历史的基本脉络，并在云遮雾绕的复杂历史境况中，试图讲述大屠杀的因果关联，为这一超乎想像的人类疯狂找到一丝理性的线索。

　　毫无疑问，排犹之事，绝大多数欧洲国家都脱不了干系。但费舍尔却向我们指出，尽管排犹是欧洲事件，但病态的恐犹主义，要想把犹太人赶尽杀绝的事情，恐怕是德国独有的。随着十九世纪生物种族主义的登场亮相，新的排犹主义出现。之后的一战失败，大大激化了德国国内的排犹情绪。到了1918年后，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憎恨与日俱增，并超过了其他国家。随后德国式的恐犹症又进一步在纳粹政权的意识形态煽动下，演变成纳粹恐犹症。犹太的形象进一步妖魔化，他们是劣等民族，是德国社会机体里的脓疮(戈培尔语)；犹太人的处境也进一步恶化，轻则被迫离开家园，颠沛流离远渡重洋，重则遭遇灭顶之灾，最终化为奥斯维辛上空的一缕青烟。

　　这是犹太人的悲剧。种种的神话与生物学的谣言使他们背负莫须有的罪名。同时，他们在政治上的冷漠、经济上的富足，以及宗教上的和平主义，使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直至满盘皆负；这也是德国人的悲剧。因为在近代解放运动之后，犹太人早已融入德国文化，将自己视为一个纯正的德国人。对犹太宣战，很大程度上是德国人对德国人的战争。犹太人的身份意识在这一刻才觉醒，但却无所归依。我不是德国人，那我是谁？茨威格满含感伤地书写“昨日的世界”；爱因斯坦则愤然声明不回德国。这更是人类的悲剧，人类的生命良知遭受亵渎。某个人会因为杀一个人而感到畏惧，但他却会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信念而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
　　
　　不容忽视的“德国因素”

　　一方面，作者通过梳理各个时期德国反犹主义的状况，将纳粹的大屠杀与一般的排犹浪潮予以区分，进而说明，反犹主义并不绝对导致大屠杀；另一方面，他将德国特有的阴暗文化心理与纳粹高层人物的人格相关联，进而表明崇高意识形态背后的卑鄙目的，“邪恶的狡猾之处在于它有时也会戴上高尚的面具。”因此，我们在不把罪责推给全体德国人的同时，却不能忽视“德国因素”，历史的机缘促成这些因素孕育出最后纳粹式的疯狂。

　　所谓的“德国因素”是什么？费舍尔告诉我们，“德国人有一种令人讨厌的习惯，就是不加怀疑地对权威俯首称臣。”这种思维习惯来自于遥远的传统，即便是二十世纪号称以“批判与解构”为弘旨的大哲学家海德格尔竟也喊出“不要让思想和学说做你的指导，元首是唯一的德国的现实和法律”这样的昏话。此言一语道出了德国文化远离甚至抵制近代启蒙的实质。

　　尽管德国文化有过康德、歌德和席勒创造的黄金时代，但费舍尔依然诚实地告诉我们，这只是启蒙浪潮在个别领域的昙花一现，“德国的启蒙运动主要是由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发起，且对政治漠不关心，行事谨慎，在大方向上走的是形而上学的路线”，它提出了崇高的博爱和自我教育的哲学思想，“但它只是预想一种建立在纯粹的美学和精神层面上的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却忽视了改变政治体系的重要性，因为这是个人自我发展的思想模式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于是个人的内在自由，竟与外部必须严格服从的政治权威没有什么瓜葛。

　　作者对德国浪漫派作出负面评价，认为保留了一种农业的、前工业时期的意识形态，敌视理性，并通过神话的方式宣扬“恶魔的存在，非理性的力量和在死亡阴影里的黑暗生活的一面”。即便在《格林童话》中都包含了许多阴暗的生命意识，塑造着一代代的德国民众与他们的统治者。关于犹太人是魔鬼的故事，就是这样不胫而走。尽管莱辛和门德尔松的友谊显示了某种和解的可能，但萦绕德国人脑海中的终究是挥之不去的看法，“一旦是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

　　在这一传统中，德国教育常常只培养政治驯服工具。他们盲从迷信，缺乏必要的独立思考能力。这种特点自然被后来的纳粹党魁善加利用。他们拒不接受当时最进步的魏玛宪政，却对希特勒神祗式的独裁期待甚高；同时，大多数人还会接受明显荒唐的生物种族学说，服膺于犹太是一战失败幕后黑手的舆论。于是，当这种德国式的政治非理性与犹太式的政治冷漠(犹太因为共同体生活的缺乏而缺乏政治意识)相遇之时，反犹行动就彻底演化为大屠杀，突变为超乎想象的“最终解决”。
　　
　　现代性与大屠杀

　　1941年11月18日，希姆莱向德国新闻记者团体宣告，“对欧洲所有犹太人的生物灭绝行动已经开始了。”五个集中营开始履行它的罪恶使命。“最终解决”终成事实，六百万犹太人遭受工厂式屠杀，举世震惊。从最初的安乐死到最终的种族清洗，短短几年间，纳粹制造了人间最大的罪恶。我们难以相信良知良能的人竟会在此刻成为魔鬼，弗里德伦德尔则提示我们：“在一个只生产尸体的工厂，人很快就会变得麻木，失去和受害者及其他人之间的感情联系。”

　　从阿多诺、鲍曼到阿伦特，不少学者都将“坐在桌椅上的屠夫”的出现，视为现代性官僚制度的必然产物。费舍尔对此并不苟同，认为将纳粹的疯狂行动仅仅归于“平庸的罪恶”，“其实是一种自欺和撒谎。”我们的确应该看到，将现代性与大屠杀直接关联，意味着纳粹的罪恶不是德国人特有的罪恶，而是普遍的政治现代性的通病。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刽子手们找到了辩护的理由，也为纳粹政权推卸了罪责。

　　阿伦特的深刻与片面并行而至，她看到了现代性功能主义在大屠杀中发挥了作用，但没看到这一功能主义背后暗藏着不可告人的意识形态操控，同样，她看到了法庭上艾希曼的低能平庸，却没有看到希特勒、希姆莱、海因利希们身上的人格分裂，精神错乱。理性与科技在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背后操控它们的却是带有神话性质的谬论与荒诞不经的谎言。看到了这些，我们是否还要让理性背上骂名，启蒙担上罪责，现代性担负起人类全部罪恶的十字架？在这个时候，我们不该忘却康德关于启蒙的教诲：公开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文：西闪 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1920年，一名年轻的德国士兵向其行政长官呈交了一份紧急报告。在这份名为“解决犹太问题的建议”的报告中，这个年轻人怀着“将祖国和人民从不幸中拯救出来的崇高目标”，提出了一些“仁慈的建议”，其中包括：

　　1.犹太人应在24－48小时内到指定地点报到，然后送入集中营；2.所有反抗的犹太人都要被处死并没收其财产；3.帮助和抚恤犹太人的德国人将受到同样的惩罚；4.考虑到协约国的报复，应立即采取饿死犹太人的手段。若同盟国入侵，就立刻屠杀所有的犹太人；5.只要德国受到敌人的威胁，对犹太人的埋葬就将一直持续下去。如果犹太人逃过被埋葬的命运，敌人也被消灭，剩下的犹太人将全部赶到巴勒斯坦，并没收其所有财产。任何犹太人重返德国将被定死罪。

　　这是《德国反犹史》中的一段。如果不是作者克劳斯·费舍尔明确地给出了士兵的姓名汉斯·柯登，读者完全有可能误认为，这些毫无人性的建议出自另一个德国士兵——阿道夫·希特勒的头脑。众所周知，当时的希特勒也不过是在战败阴影下心灵扭曲的下等兵。

　　恰如费舍尔指出的那样，汉斯·柯登的建议与1942年1月20日的万塞会议内容如出一辙。汉斯·柯登的建议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政府接受，但是也没有得到任何的驳斥。相反，他的“崇高目标”和“仁慈建议”得到了国会议员的赞许，更为相当多的德国民众接受。可以看出，大屠杀的种子起码晚至1920年已经播下了，希特勒也并非梅尼克在《德国的浩劫》中为德国的不幸所做的辩护那样，是可以避免的恶魔，是偶然性的产物，而是与德国长期郁积的反犹文化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联系。

　　费舍尔在《德国反犹史》中通过详实而理性的分析证明了作家的天真，也反驳了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的罪恶”的观点。罪恶并不源于生物技术，也不应直接归咎于捉摸不定的人性，它更多地与特定的文化有关。希特勒可以说是汉斯·柯登的复制品，他们也同是德国反犹文化的复制品，只不过命运让后者难以得逞罢了。事实上，正如费舍尔观察到的，在德国存在着新的排犹暗潮，虽然他认为这种暗潮永远“不可能发展成另一股纳粹洪流”，但我仍然认为，只要反犹行为仍在发生，判断反犹文化的土壤是否彻底铲除，人们还是悲观一点好。

文：黄湘 出处：博览群书 2007年第6期
　　
　　作者的另一本书《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萧韶工作室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2月版)曾被誉为是一部最好的关于纳粹德国的历史著作，本书之翔实、深刻实亦不遑多让。作者把近代以降德国愈演愈烈的反犹主义归结为民族性格的对立，一方面，“德国人不想把自己看做被赋予固有权益的单个公民，而是把自己想成是一个祖传的血统社会的一分子，里面的每一分子都因种族纽带而紧密相连，共同分享民族的神秘历史传奇和英勇事迹。”另一方面，“作为现代化的传播者，犹太人致力于推进一种长期的、商业的、世界主义的价值观念，而这对许多德国人接受他们本质的民族特性产生了威胁。”(第529页)正是长期以来充塞德国上下各阶层的反犹情绪为纳粹的大屠杀提供了必要的精神土壤。但他也指出：“整个二战期间，德国民众主体只是怀有歧视性的反犹主义，而不是非要将犹太人斩尽杀绝不可。此种普遍歧视性的排犹主义和引发大屠杀无甚牵连。德国民众没有集体性地决定要发动大屠杀；是他们疯狂的领导人极其保密地犯下了这桩罪行，他们不敢断定是否会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第495页)那种把大屠杀的罪行完全归罪于德国民族性格的极端论点，不仅有悖于历史事实，而且本质上和纳粹的种族主义思想——即“有些民族因为其种族的遗传天性，从而完全是有罪的”(“引言”第2页)——并无二致。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德国人必须对大屠杀背负的集体责任呢?作者认为，虽然并不意味着每个德国人都有罪，但这一集体责任却是真实存在、不容逃避的——正如一位论者所言，“潜伏的反犹主义与德国民众的冷漠足以让纳粹政权逐渐上扬的导致犯罪的憎恨获得发动大屠杀所需要的自由发展空间。”(第495页)为了弥补过失，德国民族必须永远地放弃以日耳曼为中心的神话，放弃对世界霸主地位的攫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