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仇鹿鸣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假期总是嫌不够长,不知不觉中五一长假就过去了。不经意间从新闻中留意到,原来不到一个月后,新一届的高三学生就要迈向考场,想想他们连享受这个悠长假期的机会都没有,心中不免愍然。
很多人喜欢将高考与古代的科举考试相比附,窃以为与科举取士功能更为匹配的,是近年来大热的公务员考试,两者的目的皆是为国求才,吸收普通民众中的精英分子进入官僚体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普通人打开向上流动的社会空间。在十八世纪,中西方开始有了最初的接触的时候,欧洲思想家无不对中国通过公开考试在平民中选拔官员的制度,极度推崇。对比于当时的欧洲,平民甚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科举制度甚至一度被理想化,伏尔泰曾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但其实历史的背后有着很多微妙的细节值得慢慢品味。
唐代的进士考试大都安排在一年的正月中举行,地点则定于长安,有不少年份也会在东都洛阳设置考场,《长安的春天》这个书名正是寓意于此。只是这长安的春天并不那么惬意,与考生相伴于贡院的,除了青灯苦笔之外,往往是漫天的飞雪。富家子弟大可自备炭火御寒,甚至可以享用预先置备好的精美小食。至于贫寒人家的子弟么,只能伴着窗外的冽冽北风奋笔疾书,或许期待有朝一日能够凭着真才实学金榜题名。
较之于明清两代,唐代的科举其实还是颇具人情味的。尽管进入考场之前也需要搜身,不过大多时候是虚应故事罢了,不像明清,科考之前每个举子要脱裤子检查,以防挟带。这难免会让人怀疑,一个国家对于它的预备官僚队伍如此缺乏信任,这个国家还能好到哪去?同样,唐代的科举也没有糊名、誊卷这样一系列防止作弊的措施,考官很容易在试卷中找到自己赏识的考生名字,所以唐代的科考更多地有着功夫在诗外的味道。
士子的首要大事是将得意诗文装裱成精美的卷轴,分送权贵、名士之家,希望得到赏识与提携,从而身价倍增,这便是唐人所谓的“行卷”。那一联著名的“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年轻的士子朱庆余以小心翼翼的新妇自喻,忐忑不安地等待张水部对其诗文的评价,名人的一褒一贬,往往决定了士子的科场命运。于是考试尚未开始,考场之外的竞争已是如火如荼,唐朝关于科举的种种规定表面上看似乎有鼓励作弊的倾向,但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真正才高八斗的士子通过这一方式往往在考前便已名满天下,考官需要拔擢谁,在考前便已心中有数,避免了因一时发挥失常造成的遗珠之憾。公共舆论的存在也为科场取士平添了一份监督机制,考官一旦选举不公,选用私人,便会激起举朝非议。但在另一方面,这种“行卷”方式花费不小,考生七月就要赶赴长安打通关节,而长安素以百物贵、居不易而闻名于世,这番高昂的费用决非一般人家所能承负,在一定程度上堵塞了贫寒士人仕进之路。而舆论的褒贬对科举取士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也驱使更多的士人结为朋党,互相延誉,试图控制舆论。
唐代进士科每年取士的人数甚少,连考几十年不中的大有人在,当时便有“赠得英雄尽白头”的浩叹,但是更多的人为了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功名荣禄,选择了犹作长安下第人的艰难生涯,抛妻别子留在长安,一边复习,一边结交权贵名士,希望能来年高第,光宗耀祖。若是失利还乡,恐怕连老婆都要给脸色看了,“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只能乘着夜色,偷偷地回家。当然一旦高中,曲江的夜游、杏园的探花、雁塔的题名,新科进士是全城瞩目的对象,多少年的甘苦在瞬间都得到了回报。这名目繁多的游宴,官方的,私人的,连日欢饮,夜夜笙歌,一直要持续到六月。
除了科举人生的悲喜剧,长安城也存在着繁荣的考试经济,高第的人自然要大宴宾朋,考不中的往往也要借酒消愁,于是每年放榜后,长安的大小酒肆就可以热闹许久。那些踌躇满志的新科进士不但是达官显贵争抢的东床快婿,也是平康里青楼名妓的座上嘉宾,牡丹花下的放浪形骸或许是对十年寒窗无人问的寂寞生活最好的弥补。只是家里的老小,这时候又要担心了,那位曾经要丈夫半夜进门的女子,此时又在幽怨地轻叹:“良人得意正年少,今夜醉眠何处楼?”历史似乎又要开始演绎男人一有钱就变坏的普遍真理。此时,她会不会对当年逼着丈夫博功名的举动,生出一番悔教夫婿觅封侯的哀伤呢?
科举演绎出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在唐代文士的生活中打下了如此深刻的烙印,翻检唐人的诗文笔记,我们不难找到吟咏科场遭际的篇章。《长安的春天》的作者杨波花了很多功夫将这些零散的史料勾辑出来,串联成线,勾画出了唐代士子秋天经营、春天拼搏和夏日狂欢的世俗画卷,同时作者也花费了很多笔墨来描写失意士人的落泊生活,分析唐代科举制度的利弊,让读者能够从中窥见全貌。
马克斯·韦伯说,在西方社会人们关心一个陌生人的父亲,但在中国他可能会被问及已经通过了几次科举考试。科举曾经在中国社会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甚至有段时间内成了中国的象征,我们每个人多少应该对此有所了解。作为一本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长安的春天》很好地完成了“正说”的任务,告诉我们进士是怎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