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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邦与秦始皇，是隔世的两代人吗？刘邦与项羽，是敌人还是兄弟？项羽是在黄河边上破釜沉舟吗？赵高，是宦官还是人才？谁是秦帝国的真正毁灭者？……
　　日本就实大学教授李开元研究秦汉史三十年，钩稽史料，遍游历史发生现场，从蛛丝马迹中发现真相，从容揭开历史的谜底，让波澜壮阔的历史复活起来。

文：徐卫东 出处：人民网 2007年5月

    最近听了一场吴思的讲座，谈“官家主义”，言中国社会是由官家（皇帝、官僚和吏员）主宰。诚然如此，所以千百年来，汲汲于仕途之人多如过江之鲫，通过科举获得出身也由此成为求官捷径，孟郊的一句“春风得意马蹄疾”道尽了登科后的骄狂。自唐以来，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种种规矩、习俗蔚为大观。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对唐代科场习俗、进士生活、宴集活动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详细介绍，从中可以看到各色人等奔波于科举之途的或有趣或辛酸的故事，其中不乏陈子昂、李白、岑参、韩愈、白居易等这些熟悉的身影出现。

    2004年9月，中华书局以一册《正说清朝十二帝》引领历史读物的阅读风潮，也激起了出版商争相与电视媒体结合的热潮。近期中华出版的名师讲坛读物有两部：阎崇年《清宫疑案正解》和孙立群《解读大秦政坛双星：吕不韦和李斯》。二者都是以电视讲稿为基础打磨而成，以通俗的方式讲述中国历史。

    有人说，目前方兴未艾的历史热是一阵虚火。这话有一定道理，因为绝大部分的历史读物只是在形式上迎合读者的阅读习惯，趋向于轻松表达，实际上缺乏专业深度，仅是浅入浅出。作者和出版者追求的目标应该是深入浅出的境界。只有这样，作品才不是昙花一现，若干年后仍能拥有读者，比如1982年中华出版的黄仁宇《万历十五年》，至今仍是有口皆碑，风行不衰。作为一个追求品牌的出版机构来说，中华一直在进行这样的努力。中华最新将推出李开元《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这本书有可能同《万历十五年》一样，开创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范式。

    这本书以秦始皇、赵高、李斯、章邯、陈胜、刘邦、项羽等人物为历史角色，讲述秦帝国的崩溃过程，其特点是通过发散式的推理和点触式的联想，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极为有限的信息进行深入解读、连通，恢复历史的整体过程，把历史上许多不为人知的缺环修补了起来。作者还继承了司马迁实地考察的传统，对历史发生现场都曾亲历游访，宛如历史导游，带领我们走进历史情境。作者将这种叙述称为复活型历史叙述，他在后记中坦承三十年的秦汉史研究经历使他与先民心心相系，也坦承《史记》、《万历十五年》和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故愿将复活于他心中的历史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同《史记》、《万历十五年》一样，《复活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将是一场让历史复活起来的叙事盛宴。

文：明昕 出处：大众日报 2007年5月

　　在中国历史上，秦始皇可以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位伟人，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秦帝国。然而，伟大的秦帝国的历史，只有短短的十五年。秦始皇突然死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楚国旧贵族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叱咤风云；沛县小民刘邦也因时际会，成为一方诸侯……这一段群雄竞逐的历史突然而猛烈，千百年来，留下了无数的教训和谜团，也留下了星星点点的断言残迹。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是李开元教授近年撰写的创新性系列历史作品，复活中国历史上秦汉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李开元教授研治秦汉史三十年，对秦汉先民的历史、生活、心态了然于胸。他认为历史研究中的考证和侦探小说中的推理是相通的，都是使用有限的信息复活事件的完整过程，需要破解证据，修补缺环。《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以秦始皇、赵高、李斯、章邯、陈胜、刘邦、项羽等人物为历史角色，讲述秦帝国的崩溃过程，其特点是通过合理的推理和联想，对历史上留存下来的极为有限的信息进行深入解读、连通，恢复历史的整体过程，把历史上许多不为人知的缺环修补了起来。
　　作者还继承了司马迁实地考察的传统，对历史发生现场都曾亲历游访，宛如历史导游，带领我们走进历史情境。让读者不但真切感觉到历史，而且还能体会到历史表现的美感。
　　在作者笔下，秦帝国的崩溃，好像是一块放在高高山顶的石头，随时可能滚下来，李开元找到一个横截面，一个王朝的崩溃面，将天下英雄囊而彀之，他不是试图一开始就撼动这块“滚石”，他跑去山脚下考察土壤，他越过整个大洋，去描述彼岸蝴蝶扇动翅膀的样子，然后偷偷窥视大洋那边的风暴，整个历史的骨牌一层推着一层，于是历史在这种“推理的快感”中，轰然崩塌。作者将这种叙述称为复活型历史叙述，他在后记中坦承《史记》、《万历十五年》和侦探小说对他的影响，故愿将复活于他心中的历史写出来与大家一起分享。

——问题史学与“复活”历史

文：朴承之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6月

近来读书常生困惑，惑在发现历史发展之过程每每在既有认知之外，其程度已非“细节”所可限定。思虑再三，我将之归咎于“问题史学”。对于晚清以降的学术，学者大都注意到“富强”、“民族”、“科学”等概念范畴的影响，却少有人予“问题”以重视。而问题，或许正是历史过程被有意或无意忽略的作俑者。“问题意识”是今天众所熟知的词汇，史学研究无创见即往往被批评为问题意识欠缺，甚至不是“历史意识”或“创新意识”不足，就足以引起关注。问题史学其实在乾嘉时代就已见出端倪，翻开《廿二史札记》、《汉帝多自立庙》、《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等，都是历史问题。西学传入进而加剧此取向，从分科治学到学科内部问题析分，问题成为主流并引导学术一路“进步”。１９４５年，顾颉刚比较民国前后的史学，认为民国前史学补作或改作历代正史就是“依然走着过去的大路”；而民国史学的新进展如考古学和史前史的研究、中外交通史和蒙古史的研究、敦煌学的研究等六项，却无一不是西潮之下“问题意识”鲜明者。在新旧竞争中，与问题研究相比，写历史已经不是那么“新”的事情，甚至几乎成为文苑传中小说家的手艺。

“问题”决定了历史的呈现。问题就是现代史学的载体形式，专著、论文，概莫能外。这种研究取向及其成果缀就的历史直接导致历史认识的不连续，即使是自标连续的，也不能免于问题的局限。问题史学的最高峰是“五朵金花”：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国资本主义萌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三联书店出版的《汉民族形成问题讨论集》、《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问题论文选集》以及其他与“五朵金花”对应的《问题讨论集》可谓极一时之盛，这些研究均以“通”且要探索历史的规律为特点，从中却看不到自然发展的历史，五千年的历史只化约为几个逻辑，逻辑也未必全来自历史本身，更是一种问题范式的展开。尤其中国近代史研究，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七十年间的历史就由这“八大问题”首尾串成，及至后来加入清末新政有所改观，也不过是新问题“现代化”浮出水面，问题依旧，加减法而已。

“问题”还决定了史家的学术版图和史料的编纂。如果套用章学诚的概念，用“专精”与“博雅”之别来判定历史学家，今天的历史学已经成为绝对的专家之学，研究生甚至学者只知道一段历史中的几个问题或几个问题的历史发展，不再能够纵横于历史中叙述，是寻常事。史家成为专家，史书成为论文、专著；而说书人、时评家成为史家，小说成为史书，时下已不新鲜。“问题”还直接限制材料，甲骨文、流沙坠简、敦煌文书、明清档案等“四大发现”的整理和研究均与新式问题的发展互为表里；１９５０年代以“八大问题”为纲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更影响了该领域几代史学的发展。新材料的发现与研读、史料结构的变化就是问题发展的过程，罗志田先生所见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正是问题引导史料的明证。

若问历史学者，他们大都不会承认纯取问题意识，而将表达由问题研究历史的宏愿。这让我们想起考据学家段玉裁本想由训诂入义理却终不能得的自责，亦有人曾据以为乾嘉考据学中也有义理的明证，余英时先生由比拟１６世纪欧洲基督教训诂学者而来的结论却更有启发：“在从事训诂考证之余也往往流露出歉疚之情，觉得他们的训诂工作无补于弘扬基督教之道。但是如果细察他们生平研治训诂的经过，那真可以说得上是全幅生命都贯注在里面。”即使在这个理想当中，“历史”或许也不能贯穿“问题”的始终。

渐渐地，形成一道鬼打墙，在史学和历史之间，似无还有。

在这样一个围着问题打转的学术语境中，李开元和《复活的历史》的出现多少有些让人兴奋。李开元这个人了不得，２０年前的青年历史学者倡言基层史学、中层史学、高层史学与历史哲学的层次模式，却不是说说罢了，２０年来始终贯彻、亲身实践，真的写了《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复活的历史》（长篇系列）和《历史的镜像》三部书，完成“研究·叙述·理论的写作布局”。单是２０年间的恒心就让人折服。三部书中，我最看重的是《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所谓问题史学与“复活”历史，一番联想全从中而来。

在秦汉史的研究中，没有人去注意秦始皇只长汉高祖三岁而已，嬴政和刘邦都是在战国的影响下成长的。帝国体制的建立、从封建制向郡县制的过渡、秦的暴政等等，构成了多年来研治秦汉两大帝国历史的基本元素。直到李开元从战国视角出发，才还原了刘邦生长的战国世界，尤以游侠社会一段最为精彩，读者可恍然大悟刘邦不是“流氓”而是“游侠”，那个曾经允许游侠“以武犯禁”的分裂的七国世界对他实有莫大的影响。这样我们对西汉帝国创始人的性格塑造和思想世界就有了几乎是全新的认识。

“二千年前的往事情景，宛若就在我的眼前；万万千千的生命，正在开创着千变万化的经历，如同我所生活着的今天。那是一个活的人间世界，不管是儿女情长还是铁马金戈，皆是声音可闻，容貌可见，人情相通。那是一个通的人文世界，情感理性，思想行动，衣食住行，一切浑然一体，没有政治、经济、文化的领域划分，也没有诸如文史哲类的门户区别。”李开元在跳出问题的藩篱，寻求复活历史的历史。这个过程中，从起点开始，写法就非常重要，在此形式有着决定内容的意义。从《史记》，作者感悟：打通文史哲，回到司马迁。从《万历十五年》，作者感悟：复活的历史，需要细腻的心理体验和当代意识的参与，需要一种优美的现代散文史诗。《罗马帝国衰亡史》、《路易十四时代》、《罗马人的故事》、《昆虫记》，也都成为心路历程之一元，这无疑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史学著作参考书目。只有这样的著史意识，作者才敢说出“模糊扭曲的成见，误导国人二千年”，进而复活历史。实地考察对于本书的写作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历史遗存的价值得到李开元的彰显，“最不可思议的是遗物，实实在在地穿越时空出现在我们的眼前。这些遗物既属于当今，可以把玩触摸，又属于既往，可以牵连回想，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最为可靠而有实感”；“在时间中过去了的历史，往往有空间的遗留。复活历史的触点，常常就在你一脚踏上往事旧址的瞬间。今人不能身去往古，今人可以足行旧地”。司马迁游历访问各地，吉本登罗马废墟，这些精神是一样的，今人、往古、旧地之间的关系，曾经是史学家百思的问题，书斋中的历史学家排斥实地踏访，只是因为很多既有的“问题”并不如描绘史事那样需要现场感。而正是足行旧地，李开元对刘邦出生、芒砀山落草、周文戏水之战、宋义停兵安阳等谜团有了令人信服的新解。不落窠臼，牵连回想，李开元才跳出现实的史学世界，回到历史之中。

当然，说句辩证的话，我们也不排斥“问题”，复活历史当然要充分吸收已有的问题史学成果。本书的“后战国时代论”即是从田余庆先生对“楚”的重视和以秦楚关系为主的列国关系的重演的揭示而来。问题抑或叙事，两者难以区分，历史是复杂的，史学应是多元的。只是在观照历史时，如果少怀抱一些“问题”，多思考一些因缘本末、前因后果，我们的历史知识或许不会系统严整、线索鲜明，但将连续、全面而鲜活，自然而然。

文：王子今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8月
　　
　　陆放翁诗“细雨佩壶寻废寺，夕阳下马吊荒陵”，生动真切地记录了作者满怀热忱地访问历史遗存的行迹和心迹。携壶策马，密雨斜阳，自有无穷深远的意境。踏访历史遗迹，在现场体味历史感觉，对于理解历史，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到这里，首先应当举出司马迁的事迹作为榜样。司马迁自少年时代起，就通过游历领略历史的魅力。他说到自己早期的旅行：“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史记》的许多篇章中，都可以看到司马迁通过实地考察体味历史的记录。实地考察的感受，使得历史的记述更为准确，历史的复原更为接近真实。中国古代关心历史文化的人们对于古城、古道、古战场、古陵墓的咏叹，成就了千百篇华美诗文，也深化了他们内心的历史认识。我们欣赏这些作品时，也好像可以感觉到他们面对历史现场时饱含怀古激情的心脉的搏动。

　　李开元著《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是一部通过旅行、考察和思索来推进史学认识的开创性的论著。许多学者肯定这部书的成功有考察实践以为良好的基础，应当是确当的评价。一位历史学的研究者并不自限于书斋，而大步走向曾经作为历史舞台的辽阔大地，复制这阅尽人间沧桑的大地的历史感知，逐步得到诸多学术新识。这种学术路径，真的值得我们称赞。正如作者总结自己心得时所说：“历史不可以回转，历史却可以体验，现场考察的实感，可以超越时空，再现历史的影像，诚然信矣。”(46页)

　　现今许多人们热衷于户外运动，人们登山、远足，去草原驰马，到海上冲浪。如果在游览自然风光的时候附加一点点人文的关怀，增列一点点访古的任务，调动一点点文化的思索，踏寻历史的旧痕，触摸往昔的印迹，亲近古人的生活，因此使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真切一些，深刻一些，那该有多好！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的笔法有新异之处。作者不是站立在讲坛上的威严的教授，只是一个朋友在和你谈心，用平常话语讲述着他的历史感受。有人注意到这部书从形式上看来与通常意义上的学术专著似乎有所不同，比如说不取一般史学专著往往列出注释、索引、参考文献的形式，于是怀疑其学术内质，以为并非一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其实，李开元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也是一部严肃的历史学著作。其中关注的问题，分析的思路和论证的步骤，都是遵循着史学正规的科学轨道。不能说没有注释就是违背了严格的学术规范，前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后有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都是基本不作注释，基本不直接引录史料的。然而一般的人们和史学界的朋友仍然认为这两部书都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撰述的史学名著。

　　历史学作为科学，首先注重实证。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概论》一书中曾经总结清人考据学的十种学术特征，其中第一条就是：“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臆度者，在所必摈。”如胡适所坚持的，“冷静而严格的探索的传统，严格的靠证据思想、靠证据研究的传统，大胆的怀疑与小心的求证的传统”，也就是通常人们所引用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如果没有“小心的求证”，“假设”则不具有学术价值。当然，推理和想像，在进行历史学研究中可能也是难以避免的。人们在考察历史的时候，可能会与观察其他现象同样，有并非仅仅依靠眼耳鼻舌身这些感官获得的另外的感觉，有人称之为“第六感觉”。对于历史的“第六感觉”，有些也许是应当尊重的。

　　例如，李开元关于周文军与秦军在“戏”一带交战的情势，看来属于没有太多立论依据的推想。这种推想当然最好有实证资料以为支撑。我以为，对于周文军所以退却的原因，一方面还可以在有新条件面世的背景下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的最终结论尚无定局之前，也应当允许类似“第六感觉”的意见发表。在历史研究中，有些推想是必要的。应当肯定，《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一书中的推想，多数是符合历史逻辑的，与现今许多影视文学作品中的毫无历史原则，毫无历史根据的“戏说”有本质的不同，也与现今许多重复性的低水准的史学“成果”有明显的等级差别。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给我们的学术提示，尽管已经十分丰富，对作者考察收获来说，可能只是一部分。作为读者，也许期求得到更多的收益。比如第8页写道：“沛县民间，男女风气开放，野合外妇，是古往今来的常事。当年秦始皇东巡，对于楚地男女苟合的淫风，多有指责。如今沛县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有男女野合的图像，视儿女间的情事，为人生美艳。”这里可能存在略可商榷之处。秦始皇“多所指责”的，似是越地风俗。而“沛县地区发现的汉代画像石上”所谓“男女野合的图像”，如果告知读者发现地点、收藏单位以及具体的资料发表在什么地方，那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