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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柏林日记》堪称《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姊妹篇，后者有大段内容直接引自前者。如果没有《柏林日记》，就没有《第三帝国的兴亡》。
　　 丰富的一手资料，这是本书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名记者，夏伊勒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协和广场暴乱、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及纳粹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二战前欧洲政治局势的发展脉络，以及乱世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画面。
　　 此外，还有大量关于二战的珍贵史料，涉及波兰战役、苏芬战争、挪威战役、西线战役和英吉利空战。夏伊勒从新闻记者的角度，对二战初期战事进展进行了详密的记录。尽管他并非军事专家，但在战略问题上却颇有见地，其敏感性和预见性往往令人拍案叫绝，对于研究二战史极具借鉴意义。
　　 《柏林日记》中关于希特勒的内容也弥足珍贵。夏伊勒担任驻柏林记者多年，使他能够在近距离对希特勒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并对其政治活动和私人生活进行了全面详细地记述，评论精妙，常有神来之笔。

——有关1934年至1941年的德国和欧洲

文：柳青 出处：文汇报 2007年5月
   
    “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在欧洲大陆西南角的这一小块地方，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一周、下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后又如何呢？”
   
    这是1940年12月，驻德已满7年的美国记者夏伊勒自里斯本离开欧洲大陆，他以这个提问结束了《柏林日记》的终章。那晚，他和这个世界都不知道这问题的答案。六十多年后的今天，重读这段文字，这追问仍有着让人心惊的含义。
   
    关心二战史的人们大多知道《第三帝国的兴亡》，那本130万字的巨作中有大量史料注明“引自日记”，这日记就是夏伊勒在1934年至1940年间作为驻德国记者留下的私人记录，涉及波兰战役、苏芬战争、挪威战役、西线战役和英吉利空战等。关于《柏林日记》，夏伊勒在初版时写下这样的序言：这是为我个人心灵平静而作，但坦率地讲，这本日记的主题并非是其作者，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恐惧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走向哈马吉多顿（注：圣经中善恶决战战场）。
   
    1939年9月1日，德国以“反攻”的名义大举进攻波兰，这天的日记里夏伊勒写道：“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将参战，那时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语成谶。作为记者的夏伊勒其实谈不上是军事专家，但他在战略上的敏感和精准判断让人瞠目——德国瓜分捷克后他断定波兰将遭袭，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只是战争前奏。1940年5月，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今后几周内战争将在整个欧洲展开。而且，最终将使用所有武器，对不设防城镇进行轰炸，使用毒气，等等。
   
    此外，《日记》对于备战期间以及战争初期的德国民众心态的描绘格外耐人寻味。在夏伊勒的观察中，整个德国自始至终未曾对战争燃起过特别的热情。对波兰发动闪电战的当天，“柏林市内一片平静，没有激动，没有鲜花，没有战争的狂热。甚至没有对法国和英国的仇恨。”1940年6月，当德军在法国长驱直入时，柏林市内，“宽阔林荫道边的咖啡馆里，数以千计的客人喝着咖啡，吃着冰淇淋，平静聊天。”即便对于身处巴黎前线的士兵而言，战争依然是淡漠的存在，“在巴黎，大多数德国军人的举止就像天真的游客。每个德国兵都带着相机，在圣母院、凯旋门和荣军院拍照。他们摘下军帽，露出金发的头颅。”直到1940年10月，德国民众开始对频繁的对外战争感到疲劳，他们渴望在冬天以前获得和平，在慕尼黑，夏伊勒看到巴伐利亚的农人见面时，已不再喊“领袖万岁”。而一个月后，德国民间开始流传这样的笑话：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乘坐的飞机坠毁了。3人都死了，谁得救了？答案是德国人民。
   
    观察和记录以外，夏伊勒的冷静而不无哀恸的思考也许更值得我们记在心间。他犀利指出“经过备战带来的八年艰苦生活，民众疲惫又厌倦。他们渴望和平。”他也揭开了一些我们几乎已习以为常的说辞，或是假面——
   
    促使德国走上这样一条肆无忌惮的征服之路的原因，绝非一小撮不讲原则的野蛮暴徒攫取了这块土地的控制权。……对血腥征服的狂热绝非仅限于个人。扩张的冲动，对土地和空间的渴望，长期以来就潜伏在德国人民内心深处。德国一些最好的思想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达了这种情感。费西特、黑格尔、尼采在上个世纪曾以此点燃德国人民的激情之火。
   
    正如顾维钧所说：“这场战争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而已，是人们必经的一站和漫长艰苦道路上的一个停顿。”这段往事无法轻易被定论，夏伊勒在日记中对个人、国家和群体提出的种种思考在历史已经远行的今天，依然飘飞在这个“充满小小的悲剧和喜悦，永远抱有希望”的和平年代的世界的上空。

文：维舟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新闻界有句名言：“新闻是正在发生的历史，历史是已发生了的新闻。”这句话用来形容威廉·夏伊勒的两本名著，再也合适不过了：《柏林日记》记载的是他在驻守纳粹德国的七年中亲历的事件，严格来说这不是一本历史著作－－《第三帝国的兴亡》才是。

　　出于职业需要，驻外记者往往被迫成为一个观察家：他必须具备足够的敏锐，不失冷静地发现所在国具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他得熟知当地社会，却又得保持观察所需的距离－－很多事凑得太近反而会看不清楚。夏伊勒无疑十分胜任自己的这一角色，但他所经历的却是人类历史上最动荡的关头，以至职业要求和他的良心构成剧烈的冲突：在《柏林日记》中，他一方面尽量克制地保持着距离，另一方面在观看战争场面时却又感到古怪和不安－－他明知那是一场悲剧，却“毫无危险地站在那里观看着一场屠杀，仿佛这是一场足球赛”。

　　正是这种人道主义关怀使他有别于一般冷冰冰的“客观”报道。在看到比利时古城卢万的废墟时，他呆立当场，“我正视了。但同时也受伤了。”这口吻听起来不够“客观”，是吗？的确，作为美国人他本可置身事外－－那是“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但他关注的不仅是战争的胜败。因为在他看来，这是人类的内战，他不是作为美国人，而是作为人类的一分子在观战，战争中的每一处破坏他都无法置身事外。

　　那是德国逐渐走向战争的七年。夏伊勒以他的职业敏感记录了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逐渐上发条的进程：演说、挑衅，还有生活用品的逐步管制。好几次他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德国民众对这种温水煮青蛙式的变化、甚至对政治事件和战争本身的无动于衷。

　　不管战争如何不得人心，他注意到，出于一种极端强烈的自尊心，德国民众非常爱国。甚至在慕尼黑危机中反战的人士，也表现出对“英国干涉德国”的愤恨不满。处于欧洲心脏地带的德国，自1870年以后已成为欧洲公认的头号强国，但它却一直念念不忘在此前的一千年里衰弱的地位，具有一种强烈的受虐意识，并导致了两种看似可笑的行为模式：一是总把自己当作受害者，德国传单上甚至声称“德国人民，永远不要忘记正是波兰人的残暴促使元首使用武力来保护德国人民！”其二则是固执地追求国家的强大，把强大本身当作目的，忽视了自由、和平等普世价值，并时刻决心加倍报复敌人。

　　这是一种极为惊人的转变。在歌德、贝多芬的时代，他们关注的总是更高的价值；不到半个世纪，德国却由欧洲国际主义的中心一变而成为最激进、狭隘的民族主义堡垒。甚至在1866年战争时，南德的天主教徒还期望普鲁士德国失败，一代人后，这再也不可能了，民族和国家的荣誉压倒了其他一切－－事实上，希特勒就出身于南部天主教地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天主教，他也没有被逐出过教会。

　　我们后人回顾历史，常会遭到定见的强烈影响，不免对希特勒的一切都持怀疑态度。但对当时的德国人来说，他只是“那个让火车准点的人”，那个修筑高速公路并创造就业机会的人，并且不管怎样，在一片混乱中，使人感到国家总有个方向可走－－至于是什么方向，他们无暇细想，只是急于摆脱此前那种全面崩溃的混乱状态，因为任何秩序总比无序好。《柏林日记》中虽然说“我无法考虑打败希特勒以外的事”，但他也在1941年4月的出版前言中承认这位德国元首“头脑清醒，目标宏大，可以说欧洲自拿破仑以后就未曾见过”，而且他“举止可称谦逊”。因为谩骂不是战斗。

　　夏伊勒对当时德国和希特勒的观察，已被历史证实是正确的。这在后人看来似乎是极自然的事。然而，我们是在知道结果的情况下读这段历史，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却很难知道事态发展的最终结果是什么。国际关系中像希特勒这样决心完全颠覆旧秩序的人物极少，当时大部分人都按原有格局的观点来看待他的崛起，其实是很自然的事；一开始就坚持把他当作恶魔、认为战争绝对无法避免的政治家如丘吉尔，那时反而被视为狂热的战争贩子－－如果不是希特勒后来的疯狂之举替丘吉尔正名，恐怕他一辈子也摘不掉这个帽子。

　　不幸的是，正是丘吉尔和夏伊勒这样的观察家的正确，在战后助长了几种可疑但流行的倾向：先发制人地打击“威胁国际秩序”的力量，把它“掐死在摇篮里”；把国际对抗妖魔化的偏好，促使外交事务变成了不断寻找新的希特勒的过程。由于外交斡旋曾被纳粹德国利用，如今也被倾向于认为不如直接挥舞大棒，因为对付野心毕露的“邪恶轴心”，优雅的妥协将不会导致双边关系的任何改善－－这些思维倾向的结果之一就是至今尚未平息的伊拉克战争。

　　在波兰战争爆发时，夏伊勒注意到“只要德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人民不至于把裤腰勒得太紧，这就不会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这个充满讽刺意味的观察至今仍有意义：不妨试想，假如伊拉克战争当初干净利落、不留尾巴地结束，还会有那么多人认为这场战争“是个错误”吗？

　　这是永远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我们因何反战？我们要的和平到底指什么？斯宾诺莎曾说：“和平不是没有战争，而是一种从精神的力量中产生出来的德性。”欧洲和平的到来，不仅是因为自1945年以来消弭了战争，而是因为在精神基础上重建了“欧洲”作为一个文明的概念。未来人类和平的到来，也必得有赖于人类精神力量的重建。　

文：周庆安 出处：广州日报 2007年5月

    丰富的一手资料，这是《柏林日记》最突出的特点。作为一名记者，夏伊勒以栩栩如生的笔触，描述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协和广场暴乱、德国和奥地利的合并、捷克斯洛伐克被瓜分以及纳粹帝国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使人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二战前欧洲政治局势的发展脉络，以及乱世中人们日常生活的画面。   

    如果仅仅把威廉·夏伊勒看作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那么我们就会在无形中忽视了新闻是历史的日记这一事实。

    其实，夏伊勒本人一直是作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在二战的欧洲大陆上奔波。即便是在新闻史中，当我们提到爱德华·莫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精彩无线电播报的时候，我们也无法忽略威廉·夏伊勒——这个和爱德华·莫罗唱和之间创造二战报道奇迹的记者、评论家和现代史学家。而这一切正是《第三帝国的兴亡》的历史框架。

    因此，《柏林日记》是一本带我们重新回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欧陆的经典之作。在这本书中，夏伊勒展开了一幅漫长的画卷。在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从寂静到喧嚣的不同时刻，夏伊勒都作为一个忠实的观察者。他尤其用大量的笔墨描绘了二战中德国国内的政治生活、经济变化和民生意见。在他的笔下，癫狂式的政治仪式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支持纳粹的德国公民也在担心自己的饥荒。战争年代的复杂感情会帮助我们理解现代史中难以建构的框架。

    从体例上看，在这本《柏林日记》中，体验式的写作成为了夏伊勒的记者式文体。可以看得出来，夏伊勒不厌其烦地记录下他在柏林、巴黎、维也纳这些城市里每一天的生活。有应酬、有采访，也有播音。有见证法国投降德国仪式的复杂心态，也有和德国新闻审查员交流的只言片语，甚至在去播音室的路上，他还要用狂奔来躲避高射炮散落的弹片。但是这并不是战地记者足以自豪的全部。

    作为一个在战地生活的记者，威廉·夏伊勒可能比他后来的许多战地记者有着更大的优势。这不仅是因为他处在20世纪那场最大规模战争的最重要战场上，更是因为他身处“第三帝国”的首都，拥有足够多的时间和耐心，抽丝剥茧地审视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的角色。尽管他和纳粹德国的许多人保持了良好的互动，但他还是不啻用大量的笔墨在自己的日记中描写了他对于纳粹暴行的愤怒和鄙夷。

    在1940年5月16日的日记中，夏伊勒写道：“我刚刚在宣传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两部未经审查的纪录片，展示了一些反映德国炸弹和炮弹毁灭性力量的杰作，一个个城镇被夷为平地，士兵和马匹的死尸七零八落……这部电影还将镜头拉回到弗德堡，德国人现在声称，在那里有包括13名儿童在内的35人被同盟国炸死。解说员愤怒地说：‘野蛮而肆无忌惮的敌人就是这样轰炸、杀死和谋杀无辜的德国儿童。’”夏伊勒对此有个精妙的解释，他说：“德国人总是想两边的便宜都占。”这不由得让人想到，在时隔63年之后的中东，无论战争在以什么样的面貌重新出现，而武器装备又进行了若干代的更新，但是在记者看来，宣传战的姿态却从来没有变化过。或许此刻，如果夏伊勒的同行能够写出一部新的《巴格达日记》，则可以成为一个甲子之后历史的遥相呼应。

    在历史的各个时刻，理性和良知都被不同的阵营作为其行为的基本道德原则进行彰显，即便是“国家社会主义”旗帜下的纳粹德国也不例外。但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时刻，总会有一些人在自己的心里和笔下，对泛滥的“理性”和“良知”进行着公道的品评。这种评价，不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泾渭分明的战场上有效，而且在今天假“全球化”和“文明化”以行的年代继续有效。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林日记》仍然没有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