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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分为四个版块，“历史总会被记起”和“斯人已逝”两辑说的都是旧人旧事，立脚点却在今天，希望能打捞一些历史的残骸，引起注意。1870 年代清政府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全局问题由于全局讨论得以妥善解决；1940 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补选，学术与政治相互博弈而能保持微妙的平衡。作为晚清第一代驻外使臣，郭嵩焘因“崇洋媚外”不被世人理解，晚景凄凉；胡适晚年以净友自居对国民党提出一系列批评和建议，然不被理睬，独自彷徨。
　　 “历史的余波”和“不该遗忘的伤痛”两辑收录了部分文化评论和文学评论。林则徐破坏“夷夏之防”与李鸿章隐瞒疫情的当代启示，“拿伯的葡萄园”中保护私产的法治意识，美国政府镇压“退伍补偿金大军”的历史伤疤，茨威格对于战争的反思与人性的绝望，托斯卡尼尼面对法西斯暴政表现出的良知与洞见，卡夫卡的小说对于东方民族遭遇的惊人预见，等等。内容看似庞杂，贯穿其中的是对历史和人性的反思。
　　 作者平素广泛参与文化讨论，在多家媒体开设专栏，着力从近现代中国史的只鳞片羽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关注超越时代的复杂人性与社会幽暗的方方面面，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

文：陈夏红 出处：新京报 2007年6月

　　历史到底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开中国史学风气之先的梁启超尝言，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家谱者，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若非族类，视而不见也。胡适先生给我们留下的答案是，“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小姑娘者，娉娉袅袅十三馀，豆蔻梢头二月初，乖巧可人，万千宠爱集一身也。梁启超与胡适的史观貌离而神合，属于一个硬币的两面，反对史学研究中的造神运动，颇值得治史者铭记在心。

　　在甘肃敦煌有个西部影视城，我记得里面一个小酒馆内有副不那么工整但很有意思的对联：上联是“只见人倒地，不见诗出来，太白诗风传千古”，下联是“牧童若喝醉，向谁问路去，牧童遥指杏花村”。就我们这一代人所受的历史教育而言，历史似乎正是一部“只见人倒地，不见史出来”的大事记，举目所见，只有制度流变而不闻人语喧嚷，即便出现个把人物，毫无疑问都被极大地脸谱化、固态化，要么忠或奸，要么神或怪，要么维新要么守旧，要么资产阶级要么无产阶级……一部近代史什么标签都有，什么标签的历史人物也都有，可就是没有有血有肉、个性丰满的历史人物。从这一点上说，雷颐研究员的文集《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大有在史学界拨乱反正之姿态。

　　《历史的裂缝》是雷颐近年文章的合集。“历史总会被记起”辑录历史史实，“斯人已逝”辑录历史人物，“历史的余波”辑录历史评论，“不该遗忘的伤痛”辑录读外国史笔记。四个专题均是作者深入历史现场而采撷的史学之花，而在行文风格上作者主要运用了随笔体风格，读来酣畅淋漓，丝毫也不觉得晦涩难懂。而且这种处理风格，确实也有助于作者化整为零，把一部庞大的近代史写得活灵活现，使得伫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神坛上的近代史，理智而又坚决地告别了神坛。

　　除了行文风格上的优点，《历史的裂缝》在史观、史识以及史才方面均有可圈可点之处。对于史学家而言，碰到能出活的史学题材是一回事，而能否把握住这个好题材而出好活则又是另外一回事。

　　史学的真正佳作，无非是好题材、好史识以及好史才三结合的结晶。雷颐的《历史的裂缝》之所以值得重视亦正是满足这三项要件的结果。

　　先说好题材。对于治中国近代史者而言，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迄今的历史，是一部波澜壮阔而水流湍急的历史。再说好史识。雷颐的《历史的裂缝》中说臧否的历史史实及人物，以及与新闻事件有关的史学评论，其实话题本身都不算新颖，甚至其中很多已经是史学界同行成果泛滥成灾的领域。但雷颐较之常见著作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在于，其深入历史文献，完全复原史实本身，用史实本身说话，寓臧否于故事叙述中，而不是先验地确立某种绝对正确理论之不可动摇地位，进而用这个框架去框活生生的历史，要么削足适履要么以果索因，把历史打扮成光荣而正确的革命史。对于历史事件、人物以及新闻热点的独立判断，自圆其说，言之成理，不具有良好的史学修养与功底是不可能做到的。

　　最后说好史才。这几年流行的“戏说”、“百家讲坛”已经使得历史这个小姑娘被打扮得像隔壁大妈一样，历朝历代的“那些事儿”都“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正确不再是革命小将互相无法证明政治正确之后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法宝。即便如此，雷颐的这些文章以及透过这些文章流露出来的好史才，依然使得矫枉过正的历史，再次走下神坛，而成为富有涵养的大家闺秀。雷颐用其出色的史才，安排所有的历史事实充满了故事性和可读性，使得严肃中有诙谐，诙谐中有史论，不强加于人而读者又欣然受之，至为难得也。

文：雷颐 出处：文汇报 2007年6月
   
    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
   
    “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这是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的名言。初读此言时，我进入历史研究这个“行当”未久，对此自难有体会，甚至颇有疑虑：果真如此？而今，对这门“高投入、低产出”学科的甘苦深有体会，同时也深感布洛赫所言不虚。或许正是“历史”的熏染，使我不知不觉养成了用“历史的眼光”四周张望、上下打量的习惯。甚至从许多人认为是“小说家言”、远离现实的卡夫卡的一些小说，我也以“另类”方式从中读出了一段段“历史”、尤其是与中国有关的一段“历史”。或许，这也是一种“职业病”罢。
   
    读书、读史全凭兴之所至、毫无目的，是我的“陋习”之一，因此《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书所谈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可谓“庞杂”。内容固然“庞杂”，但无非是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物的命运，折射出那个时代与社会的方方面面。进一步说，历史人物必然处身历史事件之中，而历史事件也只能通过历史人物发生、表现出来，所以说到底，这些“杂乱无章”的文章还是分析、透视不同时代、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思想的历史人物在历史缝隙中的洞见、矛盾、困惑与思考，人性的闪光与幽暗。
   
    却说正是给清王朝带来希望的“同光中兴”之初，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却在1867年就预感到清王朝在半个世纪后必然崩溃的命运，并且中国将陷入“方州无主，人自为政”的军阀混战局面；历史，惊人地应验了他的洞见。相反，曾国荃却缺乏这种历史的洞见，一再拒绝要他带兵驶援上海的命令，执意要争得打下“天京”的头功，结果却“功高震主”反被清廷严斥；而李鸿章却因此“自立门户”，并因援求上海而开始与外国人打交道，进而奠定了自己在晚清政坛的“超级地位”；曾国荃不知道上海在中国近代将起重要作用、驶援上海比攻克“天京”其实要重要得多，正是曾国荃缺乏“历史感”的短视，成就了李鸿章以后的那一番事业。1905年预备立宪的清王朝似乎开局不错，可惜它未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同样，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也昧于历史大势，拒绝历史赐给它的最后机会，它好不容易才得到的“政治资本”完全为突然来临的巨大财富所吞噬，终于导致民心尽失、江山易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在历史的缝隙中，人性的光辉与幽暗面往往表现得格外充分。几年前，有人为了成名、为了能够“进入历史”，不惜制造血案，以“罪恶”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百三十多年前的小说《罪与罚》中的主人公拉斯柯尼科夫的观念几乎如出一辙，不能不令人感叹陀氏对人性的洞幽烛微。托斯卡尼尼是意大利著名指挥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对理想的追求，一度支持、参加当时还受压制的法西斯党，早早就与墨索里尼建立交情。然而，当法西斯渐渐得势时，他却以少有的洞见看透了法西斯的本质，成为坚定的反对法西斯分子；手握大权的墨索里尼想利诱、威胁他当法西斯“音乐沙皇”、掌控全国音乐界，被他冒着生命危险断然拒绝，表现出令人敬佩的良知。同是指挥家，富尔特文格勒、卡拉扬却缺乏这种洞见和良知，未能抵挡住法西斯主义的威迫利诱。爱伦堡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历经斯大林时代、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三朝元老”，这三个时代后者彻底否定前者，所以很少人能“三朝得意”。然而他却这“三朝”都红得发紫，确实少见。不过，他最后面对历史、为自己辩护时，却不能不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困境。
   
    历史要给人教益，要有让人爱读的“历史”是一个重要因素。我非常喜欢现代史学大家白寿彝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1980年，白先生感叹历史叙述的干瘪无文，史学家似乎已经不会“讲故事”，往往将丰富多彩、生动无比的历史简化成几个抽象枯燥的“公式”，所以将他在1961年发表过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重新发表。他认为：“今天，我们史学界，应该在这方面向司马迁学习，要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才能发生更大的效果。一般读者反映，说我们的历史书，写得干巴巴的，人家不爱看。我们应该接受这个意见，改变我们的文风。尽管做起来很困难，但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重发此文，说明白先生对史学界那种“干巴巴”、已丧失“寓论断于序事”能力的焦虑。此事看似容易，但白先生深知其实“做起来很困难”，一种定式、习惯一旦形成，已经“格式化”，则非朝夕之间便可改变，所以我们应如先生所说，继续努力，“使我们的作品能吸引人，能让人爱看”。
   
    古罗马的西塞罗有言：“人若不知出生以前发生之事，则将永如幼童。”说明了历史的重要。历史是人类对过去的记忆，知识的积累、进步，必须以记忆为基础。历史，确是我们心智成熟、健康成长不可缺少的精神维生素。遗忘、丧失、涂抹历史，则将如托克维尔所说，“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

文：杨小洲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8月

　　先引黄裳先生一段旧话：“几年前曾读北平通信，知堂老人的《答客问》中有句云：‘今日之事，须看明日之报纸，始能知之。’我颇喜欢这句子。这可以见老人的风格，是‘今世说’里的好材料。”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昨日之事，似乎“始能知之”的并不太多。

　　前些日子读了十余册谈论已成往事的人文著作，大多为互抄史料，无甚新意不算，也并无自己的好见解。更还有抄来错史料的事情发生，譬如有本书谈1903年邹容《革命军》出版后“立即哄动全国，被视为中国的《人权宣言》”，这样的言论本来当做笑话也可带过，但接着说“先后翻印20余版。各地为之纸贵，销售量达110万册”则未免太言过其实，但还要不依不饶继续说“偏远地区竟卖到10两银子一本”，只能说编造史料者的可怜。须知清朝皇室妃嫔的年俸才300两与200两银子，不知偏远地区谁肯花10两银子来买此书。如此胡乱编造当然要遭人指责，可见要成为黄裳先生“今世说”里的材料并不那么容易。因此这类将旧事乱抄一气汇编成书者，很难想象他们对此作为的感受。

　　倘使要杜绝这类书籍泛滥，庶乎可行的方法是多举荐好书，相比较说来，我以为《历史的裂缝》、《封面中国》（李辉著，东方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38.00元）、《岩中花树》（赵柏田著，中华书局2007年5月第一版，33.00元）颇值得一谈。

　　《历史的裂缝》所谈为“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由四部分组成，收文四十四篇，皆大气可观。作者雷颐先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之研究员，这些谈近代史及人物正是他所熟悉的范围，因此能将近代史里那些旧事梳理停当，兼及夹叙夹议的笔底文字甚得收放肆意之势，阅读起来烟云飞渡，满纸粲然。这需要自身的修养与清醒，不惟人云亦云地跟着说好说歹，自我一番见解，足以令人击节称善，才是史家的本事。如《成大事不能昧于历史大势》、《李鸿章与阿思本舰队》、《在“理”与“力”之间》、《事关全局，全局讨论》、《铁路与政争》五篇谈李鸿章之文，都是将通常的史料连缀，直指要害，将读者情绪调动起来，又牢牢握住、巧作牵引。书里有句颇含深意的话：“历史总会被记起”，足令今人低徊不已。那些已成历史的事件与人物，回头述说原本就促人感叹。

　　雷颐先生作文章另有高明之处，便是他善用隐喻。《卡夫卡的“另类阅读”》的批判性借卡夫卡小说得以展开，但要从大众皆知的普通史料里写出新意来，作出令人叹服的结论，则倚靠作者学养见识与针砭时弊的胆量。

　　《封面中国》以1923年至1946年“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为框架，以40万字的篇幅，分十二章又八十小节，讲述早已流逝的民国风云往事。作者李辉先生一直尽心于人文关怀，与此似乎很有情分，总能够敏锐地把握史料，每每以独特视角对现代文学及作家性格与命运进行观察，所作的研究亦多有收获，尝有新发现贡献给读者，并以此饮誉于当世。这册《封面中国》当为他又一种新尝试，不以流言掩事实，将美国人眼里影响中国历史命运的人物逐一解读，以当时的背景来阐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追怀前尘梦影。从以往的作品来看，李辉写历史的文字充满感慨，充满抒情与浪漫气息。波涛翻滚风云际会在他笔底跌宕有致，磅礴气势之外，亦含舒缓流畅之韵。依他所言：“相对于慷慨激昂和纵横天下的评判，我更倾心于做一个历史故事的讲述者。”这样明达之语，表现为一种中肯态度。这些沉默的封面人物让作者“看到遥远的历史景象”：哀怨与悲壮，风光与飘零。李辉认为“翻阅它们，就是翻阅历史，就是浏览丰富多彩的世纪人物画廊。不同年代出现的不同人物，将之串联起来予以解读和叙述，我想会是一部别致的20世纪中国史”。钻故纸堆原本是件苦事，他乐此不疲，意在抹去岁月的尘埃，显出历史的本来面目。

　　李辉有句私语我颇喜欢，“今天的人们永远都生活在历史的影子中”，可知他对以往的风流余韵早有心得。

　　《岩中花树》用小说的笔法和形式，描写16至18世纪的江南文人。所写文人都活现在生活细节里，灵动多姿。按作者在“自序”里所说，“历史也不妨写得如小说一般生动”，因此作者对情景描写显出箫声婉转的意境，文字作得缓慢悠扬。

　　此类小说式展开历史，为的是再现江南文人生活环境，用想象还原历史，完成对人物的评述。其精巧一章为“晚明士人的物质生活”，写冒辟疆与董小宛的茗香生活、张宗子与闵汶水的品泉之谊、文启美的玩物、戴名世吴梅村袁中郎祁彪佳的园林趣味等等，都在作者笔下徐徐氲染，似一幅春山江绿的挂屏，开出一树好花来。

文：黄敏兰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7年10月

　　雷颐先生的文集《历史的裂缝：近代中国与幽暗人性》一书讲述了不少鲜为人知，同时也是十分有趣的历史故事，海军衙门修铁路就是其中的一个。海军衙门修铁路？这事儿可真够离谱的！若说这是因为当时清政府没有建立铁道部，那也不能说必须要由海军衙门来修。毕竟一个海上，一个陆地，风马牛不相及。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呢？书中的第六篇：《铁路与政争——李鸿章修铁路》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该书说：“直到今天，铁路对一个国家的国计民生仍有重要意义，在一百多年前，其意义之重要更不待言。但是，修建铁路在近代中国引起的反对却最激烈，争论时间也最长。”从19世纪70年代起，洋务派就不断提出修建铁路的主张，其中李鸿章提倡最力，但都遭到一片反对，甚至被视为骇人听闻之论。顽固派认为修铁路有悖“祖宗成法”，火车等机器为“奇技淫巧”，“败坏人心”，学习西方是“以夷变夏”等等。只因十余年后朝廷对外作战中遭遇调兵遣将困难，才不得不重新考虑修铁路的问题。经李鸿章等人的多方努力，清廷终于在1886年决定将铁路事宜划归由醇亲王奕譞为总理，李鸿章等人为会办的海军衙门处理。

　　然而，修铁路的风波并未因此而平息。1888年，李鸿章上奏朝廷，请求将已修建的铁路由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要把铁路修到天子脚下！这更激起顽固派的激烈反对。清廷最后决定缓建津通路，先建卢汉路（卢沟桥到汉口）。不久，因沙俄威胁东北，清廷将修建卢汉路的经费（每年二百万两白银）移作关东铁路之用。可是1894年“户部决定挪用关东铁路经费给慈禧太后作六十寿辰庆典之用，山海关到沈阳等主要部分铁路被迫停建，而这正是中日战争前夜的关键时刻！”

　　而当初建立海军遭遇的重重阻力，并不比修铁路要小。书中说，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深刻感受到英国海军威力的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最早提出建立近代海军的构想，但是朝野上下因“师夷”造船有失“天朝”的体制而坚决反对。20年后（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才开始向西方列强购买军舰，但是却付出极大的代价：白白损失了数十万两白银（见《李鸿章与阿斯本舰队——清政府初次试办海军的失败》）。1874年日本侵台的炮声震惊了清政府，使之开始正视海防问题。李鸿章上万言书《筹议海防折》，强调建立海军，加强海防的重要性。通过讨论，朝廷确立了海防、塞防并重的政策。李鸿章随即开始创建北洋水师，“这是中国海军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事关全局，全局讨论——晚清海防、塞防之争》）1884年中法马江战役是中国近代海军组建以来的第一仗，却以福建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惨告结束。中国的战败与清政府对海军缺乏有效和统一的管理有关。事后李鸿章上《设立海军衙门折》，提出海军事业的发展蓝图。在他的推动下，清政府终于设立海军衙门。可是，有了海军衙门并不能保障能建立强大的海军，因为它权力有限，无奈贪得无厌的最高统治者。慈禧老佛爷修颐和园挖去大量海军军费，无异于自毁长城。

　　该书使我们深切感到，中国现代化的每一步都是异常的艰难！顽固派的僵化程度以及他们制造的巨大阻力，简直超出现代人的想象。相形之下，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及俄国彼得大帝的锐意改革，都是不遗余力地学习西方。这使人不由疑惑，为什么在中国的统治集团中却有如此多的顽固脑瓜和奇谈怪论？明明是富国强兵的现代工业，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清末企业的官办与商办》）。朝廷派郭嵩焘出任驻英大使，被指责为“事鬼”、是“汉奸”；郭氏对英国国情的客观介绍也成为他“卖国”的“罪证”，招来一片辱骂和朝廷的贬斥（《一蓑烟雨任平生——郭嵩焘的崎岖人生》）。由此想到曾经轰轰烈烈的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似乎可以从中得到答案。正如顾准所说：“认为任何国家都必然会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1884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1894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略打一个欠伸，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6页）

　　以往学界对“洋务派”的评价不高，这些偏见正在逐渐被改变。在当时的情况下，大多数官僚贵族坚守传统观念，固然与其自身的封闭和保守性有关，但实质上是明哲保身，为了维护个人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与之相比，洋务派能够以清醒的头脑审视中国的处境，以务实的精神学习西方，为富国强兵而造船、修路、创办企业，由此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步伐，实属难能可贵。

　　该书的头一篇《曾、赵之辩：清王朝到底还能撑多久？》，讲述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忧虑清王朝的命运。赵烈文认为清王朝已病入膏肓，预计不出50年即将垮台。书作者说：“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土崩瓦解，距赵1867年预言它不出五十年就垮台正好四十四年。”其实，因中国历史长期有着王朝周期性更替的规律，这种对王朝兴衰的预测已成为惯常的做法。从书中看，曾、赵的分析并没有突破传统的评价标准。也就是说，他们的观察视角没有超出中国的范围。李鸿章则比他们视野更广，他看出当时最大的威胁是群起寻衅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来说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从而造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虽然他是在论述海防的重要性时说到这些，却是一语道破关键。问题是，当时清政府的危机不仅仅是传统社会自身固有的，而更多来自外国列强的入侵，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危机。

　　外敌的入侵，不仅影响着民族的存亡，而且在现代化强国的参照下，暴露了清廷腐朽体制的种种弊病。例如决策不务实，多从传统观念出发，算政治账。对修铁路，不是看它对国计民生的重要性，而是问它是姓“君”（主），还是姓“共”（和），正如书中说的，将技术问题意识形态化。还有一点极为致命，那就是决策的非理性和君臣的责权不明和不合理，君主有权却不负任何责任，而臣子无论对或错都难保无虞，最典型的事例是义和团问题。《臣不得不死——封建专制下的君臣关系》这篇说到，清廷最初支持义和团，对外宣战，于是将主张与外国议和的五位官员处死。可是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后，慈禧太后马上与外国议和，不仅下令剿杀义和团，还“惩办祸首”，杀死主战的官员，多达一百余人。其实真正的祸首是慈禧太后为首的最高统治者！这种不合理的体制不仅以牺牲无辜者的性命为代价，更严重的是造成决策失误，给民族带来极大的灾难，使中国再次遭受外敌的残暴践踏。

　　《历史的裂缝》这本书看点很多。例如自由女神保护下的美国，坦克竟然从首都的大街上隆隆驶过，驱赶向政府讨要补偿金的退伍军人……读者自可从中感受到历史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