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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
    从1923年到1946年，在20多年的历史跨度中，作者先后选择了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封面人物为焦点，以编年体的方式来叙述中国的历史进程。采取以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

——李辉和他的《封面中国》

文：吴中杰 出处：文汇报 2007年7月
   
    李辉是复旦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他们是“文化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许多人在社会上跌打滚爬了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这一届出的作家最多，有些人在读期间就开始创作了。李辉在班级里年龄偏小，着重学习文学评论写作，他与同班同学陈思和合作，在贾植芳先生指导下研究巴金，很快就做出了有影响的成果，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论文，接着还出版了专著。他毕业后分配到《北京晚报》，后又转入《人民日报》，做了新闻记者。虽然还是做的文字工作，但新闻报导和论文写作毕竟有所不同，这里需要有一点转折。不过，他不因改行而困惑，却很巧妙地将文学和新闻结合起来，走出了自己的一条道路。
   
    此后，李辉着重于写一些具有新闻性的文学团体和文学人物，最有影响的是《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此外还有《沈从文与丁玲》、《萧乾传》、《黄苗子与郁风》、《和老人聊天》、《一纸苍凉——杜高档案》、《黄永玉：走在这个世界上》，《沧桑看云》、《在历史现场》等一系列著作。撰写这些作品，既需要有新闻采访的工夫，也需要有文学研究的底子，李辉把他现在的工作条件和原来的业务专长结合得很好。而在这一系列写作过程中，他逐渐进入了历史境界。新闻和历史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但新闻性和历史性有时却是相通的。李辉的写作，从文学、新闻而走向历史，自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了解李辉的写作历程，对他转向历史研究领域，出版历史著作《封面中国》，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封面中国》不是高头讲章式的著作，而是别有会心的读物。它选取了一个独特的切入点，即从美国《时代》周刊有关中国的封面人物为焦点，结合该杂志的报导原文，再参照当事人的回忆录和相关史书的记载，以编年史的方式，描述了1923——1946年间的中国重大历史事件的演变进程和历史人物的命运。他之所以从这一角度切入，大概是想从世界视角来观察中国那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同时，作者还把个人的实地采访和现实思考等内容也融合进去，使叙述更带一种个性化的特点。作者自称这是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
   
    这种个人化的历史写作，可以摆脱官史写作的束缚，不必拘泥于某些既定的结论，而获得更大的写作自由。本来，历史写作应该是以史实为依据，贵在写出历史真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却很困难，特别是官修的现当代史，总会夹杂些政治利益在内，就难免要为尊者讳，而往失败者身上泼脏水了。正如鲁迅所说：“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然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个人化的历史写作，比较便于摆脱这种政治利益的驱使，更接近于历史的本来面貌。这就是野史杂记的可贵之处。当然，个人化的写作，有时难免也会夹杂着个人的偏见，这是写作者所应该力戒的。但李辉的《封面中国》，却追求客观、公正，他从大量的原始资料出发，力图描绘出历史的真相。
   
    对于历史人物，他不满足于一般的政治评价，不满足于画出扁平的图像就算了事，而竭力要发掘出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面性来。比如，直系军阀曹锟，因“贿选总统”而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但李辉却写道：“我感到费解的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士兵，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直系领袖，难道一个‘贿选总统’的名称就能概括一生？他统率千军万马，左右政局，一定有过人之处才是。”他在寻找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当时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在回忆录里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就引了其中一段话来印证自己的疑问：“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忠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虽然顾维钧也是语焉不详，但提出这种思考，仍能给人以启发。又如冯玉祥将军，因后来反蒋态度坚决，过去的事就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了。但他在历史上却是以善变著称，是一个有名的倒戈将军，由此而促成了中国现代的一些历史变局。如果不写出这一面，不但不能全面认识冯玉祥，而且也无法解释某些历史变化。对此，李辉采取直视的态度，用原始材料表现出真实的过程。
   
    对于历史事件，他也超越政治因素，而追寻事实真相。比如，以往的文章和史书总是说，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立即宣布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放弃他们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可是李辉从当事人顾维钧的回忆录和另一些民国史料中却读到完全不同的记载：在双方谈判中，前苏联从来都不愿意放弃沙皇在中国获取的权利，从未放弃对中国东北中东铁路管理权的控制，而且还不肯从蒙古撤军，并在1924年强行使外蒙古的独立成为事实。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也是被吹嘘成贡献很大的会议，但是李辉从雅尔塔协定的条文中读出了历史真相：英、美两国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前苏联对日作战，使前苏联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当年沙皇在日俄战争中所失去的在中国东北的所有权益。
   
    此外，作者还很注意写出历史的复杂性，如孙中山在准备第一次北伐时，与豫西兵匪的联络；宋子文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的矛盾，说明四大家庭并非铁板一块，等等。
   
    历史著作贵乎写出历史真相，我赞赏李辉的《封面中国》，就在于它向读者提供了历史的真实。

文：朱正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7年7月

    前些年，李辉翻译了彼得·兰德著的《走进中国——美国记者的冒险与磨难》。这本书启发了他的思路，着手研究外国记者在中国的活动，这一研究的成果就是一本新书:《在历史现场》，副题是“换一个角度的叙述”。不久前他出版的《封面中国》又进了一步，书中谈的是外国媒体对中国每日每时所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报道。

    这本书的构思很别致。书名《封面中国》中的“封面”，特指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时代》周刊往往用跟它那一期报道内容相关人物的图像来作封面。先后在封面上出现的中国人有吴佩孚、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他们在当时，都是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后来又都成了历史人物了。担任过《时代》周刊执行主编的盖恩斯，曾经这样概括地说过该刊创办人卢斯和哈顿的一个重要的见解:“由个人而认识历史力量乃最佳途径。”事实也真是这样。就说以《史记》开例的纪传体的二十四史，不就是通过个人的活动来展示历史的进程吗？

    这本书的副题是“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李辉就是以这一段历史为线索，介绍了《时代》周刊的相关内容。其中颇有一些极有意味的历史细节，是在通常粗线条的史籍中看不到的。而这些外国报刊上的材料，就有了一种独特的史料价值。

    这里摘引几个例子。

    1927年1月3日，国民政府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英国政府即宣布派兵来中国，对中国施加压力。《时代》(2月7日)这样报道了这事在中国引起的反应:

    这些部队调动的消息当然电传到了中国，引起中国民众情绪普遍高涨。在中国北方，目前以和外国人友好而著称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通过其子少帅张学良发表了令人隐忧的谈话:“英国正向中国派遣大量军队，他们像是要卡住中国的喉咙。假如外国人想捏死中国，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北方和南方将站在同一战壕里抗击侵略者。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奉系军阀，正是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所要打击的对象。可是在面对外国入侵者的时候，却是一致对外的了。《时代》周刊的这一报道，有助于人们对当年混战中的军阀的认识。

    《时代》周刊有一条谈到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报道(1936年1月24日)，它说:“日本人很久以来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在穿越七个省的大撤退过程中，是在‘给蒋的军队带路’，这肯定是根据莫斯科和南京之间的秘密协定在行事。”去年或者前年出版的一本英文畅销书也持这一说法，认为莫斯科和南京之间存在某种相关的协定。我觉得此说可疑之点不少。在得到档案材料证实之前只能聊备一说。至于说“给蒋的军队带路”，也就是说蒋军用追击红军的名义进入地方实力派的地盘，像何键的湖南，陈济棠的广东，李白的广西，王家烈的贵州、刘湘的四川等等等等，如果不借这个大题目，“中央军”是不好随便进去的。据说是政学系的杨永泰向蒋提议了这个只追不堵的高招。从事后的结果看，也确实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记得唐德刚在一本什么书里也是这样谈论长征的。

    在以抗日名将陈诚的头像为封面的这一期《时代》周刊(1941年6月16日)中，热情赞颂了正在艰苦作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它说:

    在将近四年的战斗历程中，这些年轻军官已经熟练掌握了野战技巧——悄然无声地撤退，出其不意地集中埋伏，仅靠野菜生存，尽管缺乏军火，但他们仍然懂得何时使用，如何使用它们。

    中国军队除勇敢外还有一点:忍耐。当食物匮乏时，他们每天哪怕只有一磅大米——这一数量仅仅只够维持生存——也能坚持数月。整个冬天，他们一直穿着薄薄的棉军装抵御寒冷，绝大多数人没有鞋子，但也能于情况紧急时每日行军四十英里。他们每个月的报酬只有65美分，其中几乎一半要支付出来。另外，他们还得忍耐失败和失望，尽管如此，他们从未丧失过信心。

    紧接在这段引文之后，本书作者满怀激情地写道:这篇报道，“读来荡气回肠，它无疑是对几年来为国捐躯、为国浴血奋战的中国军队的官兵们的礼赞与讴歌，对中华民族而言，他们是永远的英雄！读当年的这些报道，我看到了久被忽略和淡忘的历史一角，重新触摸到一个群体在战争烽火中跳跃的生命。这是烽火中的传奇，属于中华民族的生命，理应融入几千年的历史之中，让后人感怀，让后人景仰。”作者是被这些“永远的英雄”深深感动了。

    在这本书里，人们可以看到好些重要的历史画面，例如河南的饥荒，延安的情况，在1944年11月13日的《时代》周刊上还提到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些在我的这篇短文里就不可能详加摘引了。

    从书中一些段落里可以看出作者历史的眼光。例如在写到蒋介石跟史迪威关系的时候，在蒋的强烈要求之下，罗斯福召回了史迪威。“在与史迪威的个人较量中，蒋介石赢了。”接着作者指出:“可是，从未来发展角度看，蒋介石又未必是真正的赢家。”我以为，在作者所写的那一大段分析之外，是不是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一来就得罪了罗斯福(这还不要紧，他几个月之后就死掉了)和马歇尔(这可颇有关系，后来他曾有一段时间甚深地介入了中国事务)。战后美国的态度，对于蒋介石在内战中的失败是大有关系的。

    关于日本的投降，书中说:“然而，即便承认战败，裕仁天皇也是以相当含混朦胧的表述，而且诏书中没有使用‘投降’一词，反而依然强调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国家的‘自存与自卫’，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十四年的侵略，则根本没有提及。”

    对此，书中作了很深刻的分析和评论。作者联系到了六十年后的今天，他指出:

    不难看出，如今依然困扰远东的诸多问题绝非天外来客，日本教科书对侵略历史的表述修订，日本领导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今日现象与历史自有关联，早在当年日本战败之时的乞降细节中就有迹可寻了。只不过，当时的中国无暇顾及也无力改变；后来的中国，则因时局和现实需求的不断变化而改变了矛头所指。相关的历史陈迹，仿佛随着时光消逝而渐行渐远。谁能想到，有一天，它们又将重新浮出水面，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成为国际关系难解的死结。人们此时才发现，一切其实还远远没有结束。

    这样，他就把历史的思考和对现实的思考统一了起来。

    在本书的后记里，作者说，“我非史学家”。这表明他在用一种严格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我们也看到了他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他到柳条湖的铁路边去凭吊当年引发“九·一八事变”的爆破现场；他到卢沟桥凭吊“七七事变”发生的现场，在宛平老城的城墙上细看那多处的弹孔，那个历史性的夜晚留下的痕迹；到了柏林，还要到远郊去看看威廉皇太子的塞西林，这里曾经是举行波茨坦会议的会场……当年太史公，为了著作他那不朽的《史记》，不也是到处奔波，凭吊历史现场，访求遗献的么。李辉是人民日报的名记者。新闻记者和史学家本来有相同的基因。记者写的，是此刻发生的新闻，到了后世，就是历史资料了。在二十世纪，留下了重要历史著作的，像梁启超、王芸生、黎澍、李锐，就都有个当记者的经历。当李辉有了更多更好的著作之时，他当然也不愧是记者出身的史学家了。

文：李海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编织历史的经线

　　在从1923年到1946年的20多年间，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人，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了一幕幕波诡云谲、风云激荡的历史剧，也成为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个逗点。李辉采取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并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从而串起一部中国现代史，确乎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尝试。

　　孙隆基先生曾经指出，历史学家有着一条编织历史的经线，看似“客观地记载”其实是经历史学家头脑中的“软件”处理过的，因此历史书写总是带有主观性。当然，孙先生指称的是隐藏于文本深处的“历史心理”，而封面人物这样的“经线”完全置于历史叙事的表层，取舍之间一目了然。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来编织中国现代史有可能完整吗？列努斯的《谁在〈时代〉封面上？》一书对1923－1977年的《时代》封面人物进行了专门研究，他认为：“《时代》的封面是一系列的象征符号，它们代表着当时国内外事务，代表着美国社会生活，代表着科技与艺术，代表着文明发展历程的方向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列努斯所说的这些不正是构成历史的元素并已被载入史册了吗？“那些经常出现在《时代》封面上的人物，必将被收入历史课本”，而当李辉“排列上面那些中国人物的姓名时，脑海里浮现的正是风云变幻、场面恢弘的20世纪中国历史的画卷”。

　　当然，《时代》选择封面人物的眼光亦有可议之处，李辉在书中有时就对《时代》选择A而不选B表示困惑，但这只是《时代》对中国的判断，何况没有登上封面的中国的人与事也会在内文有所报道，即便没有报道，还有李辉的补充与辨正。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封面人物来演绎现代中国应能实现历史书写的完整性。
　　
　　历史散文的魅力

　　应该指出，《封面中国》并非专业历史著作，因其文体乃是散文，如果要给予更具体的命名，大概应是“历史散文”。正如李辉自己所说，“作为一种个人化的历史研究，我又努力将个人的实地寻访、现实思考等内容放进去，使其成为往事与现实、史料与情感交融的历史解读。”这样一种追求，应是受了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启发。克氏有言：“其实，历史在我们大家身上。它的资料在我们胸中。我们的胸仅是一个熔炉。”李辉则将其理解为，“一个描述历史的人……他的笔就应是一个熔炉，史料和人物命运被融化而出，凝固成历史。虽非全部，却是自己独有的一种。”

　　以此种方式描述历史，本来难免要困扰于一种内在的紧张，即历史书写要求书写者必须克制自己的情感与偏见，处处要以史料说话，不能以论带史、以论代史，自然也不能以情带史、以情蔽史。当然这是就专业史著而言的，作为历史散文这样一种文史结合的文体，要想笔锋不带感情是不可能的，但书史与抒情的关系必须拿捏妥帖。合适的处理毋宁是，感情要附丽在史实之上，对历史情境须保持同情之理解(所谓存其真传其情)，“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历史画面对接亦不能只求形似而枉顾神离，如此才是尊重历史，也才能以史为鉴。也只有这样，基于历史之凝重的情感才能获得根有所寄的灵动，历史散文才能从“一大堆平淡无奇的学问”中脱颖而出，担负起精神自由发展、思想畅快传播、人类真诚沟通的重任。

　　说到这里，不妨荡开一笔去看看林达的《带一本书去巴黎》和《西班牙旅行笔记》。作为书写法国历史和西班牙历史的著作，其文体却同为“旅行笔记”，其实就是历史散文。历史描述与现实思考交织，通过一种“一路走来一路读”的方式激活了历史，使历史的尘埃在现实中得以型塑，凝固为一座座的建筑或一道道的风景，真正让人抚今追昔，不胜感慨。也是克罗齐说过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对历史的追溯和描述正是源于现实的刺激和启发，历史与现实就这样高低错落难分彼此。如此一来，读史写史又怎能不感慨系之幽怀独具？感情也许有饱满与纤弱之别，但就其均来源于历史与现实的交会处这点而言，则是一致的。
　　
　　职业外交的困惑

　　与林达的“旅行笔记”相比，充塞于《封面中国》文字间的情感也许多了几分历史的幽暗与无常，但也时见现实在历史中的投影以及作者的旁白。印象较深的就是“‘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的冲突”一段。

　　近些年来愤青在网络上异常活跃，虽然其血性不失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稀缺资源，但也往往为血性遮蔽了双眼，俨然有“一言不合拔剑相向”的武夫习气。有些人抱持的即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丛林法则”，而很少顾及法治与理性这样的文明法则。特别是在一些极易与民族主义扯上关系的问题上，就更暴露出一种民族至上的狭隘心态，比如抵制日货，不但砸自己的还砸别人的，假“人民意志”之名侵犯他人财产权利。其实这种心态和做法也是由来已久。

　　李辉在《1931：中国悲情》一章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大大地激怒了中国人，除了民间自发的“抗日”举动外，民众更希望政府能够对日强硬，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战端哪能轻启，特别是绝无必胜把握的情况下，打仗只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此之时，最需要的是外交斡旋，一旦斡旋失败也只能接受，但要卧薪尝胆发奋图强，而民众并不理会这些，兀自喊打喊杀。曾为愤怒的民众所伤的顾维钧“深深感到身为中国外交官的悲哀”。在他看来，外交官与民众的处事方式显然是基于不同的原则。民众重视的是感情，支配行动的往往是情绪；外交官则不同，重视的是现实力量的对比状况，引导其行为方式的是对自身力量和国际局势的把握，力求以最小的损失在妥协中争取最大的利益。“‘人民外交’与职业外交是完全不同的”，不幸的是“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这番不无痛切的辨析实在值得今日一班“愤青”记取。同时这也说明，与“历史的坏脾气”相伴生的还有“历史的好态度”，只是往往淹没不彰，因此需要历史研究者去努力挖掘和擦拭。显然，李辉在这方面做得就很出色。

文：马凡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1924年，“中国最强者”是谁？“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不抵抗？“西安事变”中，张学良为什么要释放蒋介石？一个个吸引读者目光的问题下，作者李辉言明，《封面中国－－美国〈时代〉周刊讲述的中国故事（1923－1946）》就是“要引起读者对民国史的兴趣、对外国人视角的重视”。本书以《时代》杂志封面人物为引，重新讲述现代中国的光荣与挫折，并在历史的缝隙里忠直地解析人心和政治的风云。
　　本书将带你回忆从1923年到1946年陆续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的中国面孔：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重温这些旧闻轶事、陈迹残影的当代回声，解读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有别于一般的文学传记，这部书历史味道更为浓厚，作者希望这部书“是文学的，更是历史的”。读者可以在历史的寻找中感悟人生，感悟现实，充实今日的情感。
　　作者李辉被2007年的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评选为“2006年最佳散文家”。两年前，李辉开始为《收获》杂志撰写“封面中国”系列文章，以1920年代到1940年代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的中国人，或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外国人为线索，走进民国史，解读民国史，力求通过对这些封面人物的追索，呈现出一部新的历史。
　　在1923年到1946年的20多年间，这群中国现代史的重要人物，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演绎出了一幕幕云谲波诡、风云激荡的历史剧，也成为中国历史进程当中的一个个逗点。李辉采取翻译并摘录《时代》报道原文，与当事人回忆录、相关史书的描述相映照的方式，来解读这些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演变过程，从而串起一部中国现代史，确乎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