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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水间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对文化和历史有兴趣的读者来说，李辉的文章自然不能错过，他写的胡风事件、周扬、丁玲等人物与“沧桑看云”系列散文等，都颇值得细读。他也曾在中青报的《冰点周刊》写过“印象”栏目，但似乎没有给读者留下太深印象，可能是小栏目千把字的篇幅对于李辉这种“端庄耐心”的写作风格不很适合。去年听说第五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将“2006年度散文家”授予李辉，表彰的就是他写的“封面中国”系列散文。

　　今天终于读完了这本300多页的《封面中国》，感觉颇有收获，值得推荐一下。

　　首先是视角的新颖。作者以《时代》周刊封面上出现的中国人物为线索，串联起1923年至1946年的中国历史。这个视角以前没人用过。作为多年受正统的意识形态历史教育长大的人，从这个旁观者美国的视角看当时的中国历史，会觉得新鲜得让人咋舌。当时西方主流媒体关注的都是“军阀”和“反动派”那样的风云人物，而不是南湖的一叶小舟和“反围剿”；在美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原来是那样的复杂，“美帝国主义”居然跟中国有着如此深厚的感情；第一个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居然是“中国最强者”吴佩孚，而深受两岸爱戴的伟人孙中山并没有上过《时代》封面，甚至还被美国人称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

　　其次是细节的还原。书中引用不少当时外国记者对中国的报道，写得生动之极，充满着许多可堪玩味的细节。比如1923年山东临城大劫案，会让人马上想到现在发生在伊拉克或者阿富汗的人质危机；宋子文并不是“蒋身边的人”，曾经由于汽车玻璃被砸坏而对群众运动产出厌恶，进而决定了他的政治倾向；伟大的校长蔡元培还曾被学生殴打过；蒋经国在苏联痛斥老爹的第二封信却是出于王明之手；蒋介石与史迪威的最终翻脸与史将军的一次突闯会场的羞辱举动直接相关。。

　　此书还有一个看点，就是那些活跃在中国的外国人。除了众所周知的鲍罗廷、史迪威、陈纳德、马歇尔、赫尔利外，还有直接影响西安事变事态发展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在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中，除了被中国待为上宾的斯诺和史沫特莱外，还有产生重要影响的《时代》记者白修德，正是他亲赴河南现场揭开灾难真相，才使宋美龄的美国之行未能满载而归，而白修德与老板卢斯的最后决裂也可领略美国大记者与总编辑之间的立场冲突。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颁奖词写得颇为考究，结尾是这样的一句：“李辉的写作告诉我们，真正的历史就在每个人身上，热爱现实者理应背着历史生活”。

文：猛将兄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封面中国》的内容是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报道，梳理1923年到1946年的中国历史。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的大人物们，也包括几位跟中国时局紧密相关的外国人。其间，毛泽东未曾登临《时代》，但他曾在1937年1月出现在与《时代》同属一家传媒集团的《生活》周刊上，配发的正是斯诺拍摄的那张著名的八角帽照片。本书最后一张《时代》封面是1949年3月的封面人物毛泽东，其实已经超出了本书的时代范畴。

　　《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出生在中国山东登州，父母是浪迹东方的传教士。卢斯在中国长到了14岁，其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卢斯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时代》周刊也一直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报道对象。卢斯始终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这不仅表现为舆论的支持(正面鼓吹之外，甚至故意隐瞒不利于老蒋的负面新闻)，也包括在美国政坛的不遗余力的穿针引线，比如邀请蒋夫人访美，四处游说美国出兵。所以，《时代》描绘的中国必然不同于我们在“正史”中所见的中国。幸亏李辉精通文字的装潢、调和，把一些振聋发聩的猛料，不着痕迹地涂抹在光亮鲜红的外墙上。

　　比如说，“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几乎是不发一枪一弹就撤进了关内。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诨号，在其后的数年里精神抑郁，忧愤难言。为什么坐拥数十万大军的张学良没有还击？多年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蒋向张下达了“不抵抗”的死命令，张乃听命而行。可是《封面中国》没有采行这样的说法，而是冷静地进行了分析：第一，说张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不符合当时张和蒋的实际关系。当时张手中的军事实力比蒋差不了多少，甚至在空军方面还过之，虽然在中原大战中通电易帜，服从于蒋，使中国名义上实现统一，但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临时结盟，而非令行禁止的上下级关系。在抵抗与否的重大命题上，张如果有心抵抗，岂是蒋所能动摇的；第二，张在1990年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第三，1929年，年轻的张学良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曾想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军事上遭到了惨败。这段旧事打击了张的勇气，以至于在1931年遭遇日军攻击时，他懦弱地选择了退避。这几条理由，既有当事人的夫子自道，又有有力史料的钩沉，还有合乎逻辑的推理，结论当是确凿的。李辉没有大轰大嗡，只把结论默默地摆在那里，有心的读者自能感觉到其黄钟大吕般的分量。

文：猛将兄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在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狮子大开口，要求恢复沙俄当年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全然不顾“十月革命”后，苏联宣布取消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当时的罗斯福为了求得苏联早日出兵东北，乃牺牲中国利益，代蒋介石全盘答应下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前一天，苏联和中华民国签下《苏中友好同盟条约》，承认蒋介石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同样牺牲了小弟中共的利益——理论上，他们只能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以在野党的名义加入联合政府。多年以后，苏联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签了一个同名同姓的条约。这些事情表明：国与国之间，“同志加兄弟”的感情是靠不住的。

　　1943年1月11日，美、英分别与中国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的《中美新约》、《中英新约》。这意味着，击败日本之后，中国将不再有租界，不再有外国的法律系统，水域上不再有英国船只。《封面中国》里的这条信息使我感慨良多。我在中学和大学两次学习中国近代史，看到的是一败再败的战事和一签再签的不平等条约。看着那些屈辱的战斗细节，想想那些割地赔款的条文，我就不由得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而且横生一股“一个也不饶恕”的决绝。教材上没有一个字提到这些条约的废除，这让我对披着文明外衣的盗贼们格外鄙视。直至今日，不要说仁丹胡和罗圈腿儿们的后代，就是对文明的大本营美英，我也始终抱有足够的警惕。即使在惨痛的“9·11事件”之后，我也不能接受那些高喊着“今夜，我们是美国人”的签名学者。现在，我恐怕得承认我是中招了，我的很多激情建立在流动的沙滩上，我的很多愤怒不明不白、浅薄廉价。

文：李星文 出处：全国新书目 2007年第16期

　　 头几年看过李辉写老文人的集子：《往事苍老》《沧桑看云》等等。他《凝望雪峰》，他看见《秋白茫茫》，他说郭沫若是《太阳下的蜡烛》，他说巴金是《云与火的景象》。他按照时局所允许的最大限度捋清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真相，他追记了丁玲、萧乾、沈从文们不为人知的心迹。他在老文人间穿梭自如，其效率远远超过同样成就不凡的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的作者）。他成了他们的代言人，每当又一个文坛老人陨落时，媒体总要千方百计地找到他的电话，寻觅资讯或者请求评价。
　　 《封面中国》，又见李辉。该书的内容是借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报道，梳理1923年到1946年的中国历史。涉及的主要是中国的大人物们，也包括几位跟中国时局紧密相关的外国人。他们是吴佩孚、蒋介石、宋美龄、冯玉祥、阎锡山、币原、溥仪、汪精卫、陈诚、史迪威、宋子文、马歇尔等。期间，毛泽东未曾登临《时代》，但他曾在1937年1月出现在与《时代》同属一家传媒集团的《生活》周刊上，配发的正是斯诺拍摄的那张著名的八角帽照片。本书最后一张《时代》封面是1949年3月的封面人物毛泽东。这其实已经超出了本书的时代范畴，其作用类似于表现尖锐现实问题的国产片最后亮出一条光明的尾巴。
　　 《时代》周刊的创始人卢斯出生在中国山东登州，其父母是浪迹东方的传教士。卢斯在中国长到了14岁，期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卢斯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时代》周刊也一直把中国作为重要的报道对象。卢斯始终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这不仅表现为舆论的支持（正面鼓吹之外，甚至故意隐瞒不利于老蒋的负面新闻），也包括在美国政坛的不遗余力的穿针引线，比如邀请蒋夫人访美，四处游说美国出兵。所以，《时代》描绘的中国必然不同于我们在“正史”中所见的中国。幸亏李辉精通文字的装潢、调和，把一些振聋发聩的猛料，不着痕迹地涂抹在光亮鲜红的外墙上，这本书才能公开面见读者。
　　 比如说，“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几乎是不发一枪一弹就撤进了关内。张学良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诨号，在其后的数年里精神抑郁，忧愤难言。为什么坐拥数十万大军的张学良没有还击？多年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说法是，蒋向张下达了“不抵抗”的死命令，张乃听命而行。可是《封面中国》没有采行这样的说法，而是冷静地进行了分析：一、说张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不符合当时张和蒋的实际关系。当时张手中的军事实力比蒋差不了多少，甚至在空军方面还过之，虽然在中原大战中通电易帜，服从于蒋，使中国名义上实现统一，但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临时结盟，而非令行禁止的上下级关系。在抵抗与否的重大命题上，张如果有心抵抗，岂是蒋所能动摇的；二、张在1990年接受NHK电视台采访时说，“我不能把‘9·18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三、1929年，年轻的张学良在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曾想从苏联手中收回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军事上遭到了惨败。这段旧事打击了张的勇气，以致于在1931年遭遇日军攻击时，他懦弱地选择了退避。这几条理由，既有当事人的夫子自道，又有有力史料的勾沉，还有合乎逻辑的推理，结论当是确凿的。李辉没有大轰大嗡，只把结论默默地摆在那里，有心的读者自能感觉到其黄钟大吕般的分量。
　　 用《时代》的目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固然巧妙，但美国人提供的信息价值有限。他们的文章里处处谬误和隔膜，让人很容易失去阅读的信心，全靠李辉这个巧手裁缝修修补补了。

文：温坐来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9月

　　1927年4月4日，蒋介石第一次登上《时代》的封面。那是一幅正面肖像速写，“将军”目光阴郁而清冷，内文小标题只得三个字，“征服者”。八天后，风云突变，腥风血雨，天地易色，“征服者”就此决然地往新统治者的顶峰走去。

　　1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报道写道：“蒋在上周以一个现代中国浪漫的婚姻征服者形象赫然出现”。12月26日《时代》报道了蒋介石重返政坛的消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10月26日出版的《时代》，选择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和宋美龄作为封面人物，文字说明为“中国总统与夫人”。他们嘴角带笑，目视远方，却像在为中国未知的前途而忧心忡忡。五年后，神州战云密布，他在1936年11月9日的封面上戎装仗剑，她坐着飞机从南京颠簸到上海去谈判和营救他。一年后，他们在1938年1月3日的封面合影上眉头紧锁。

　　1942年，珍珠港事件后的国际形势发生了对中国大为有利的转变，盟军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在6月1日的《时代》封面踌躇满志。宋美龄登上1943年3月1日的封面，照片下的小字写着“她和中国知道忍耐意味着什么”。在那几个月中，她用略带美国南方口音的英语在美国国会演讲，在白宫总统办公室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美国带来了中国旋风，为中国带来了美国援助。

　　当蒋介石在1948年12月再次登上《时代》封面时，已是风雨飘摇、大厦将倾。他们终于败下了。这是另一个时代，须要另一本书慢慢谈起。于是，我们看不见1955年4月的封面，有一个凭岛望乡的国民党士兵的孤独背影，有发须皆白的蒋介石苍老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