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长虹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0月
东方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封面中国》一书，以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的中国人物为线索，勾勒了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４６年的中国历史，在阅读界轰动一时，赞誉鹊起。有说其文笔好的，有说其角度新的，不一而足。不过，这本书的诱人之处，其实远不止此。能够将不为一般读者注意的史实，诉诸简练的陈述，使人了解历史的复杂和真相，这才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近二十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颇丰，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这些成果往往不为人们注意。本书则利用美国《时代》周刊这样一个载体，辅之以大量补充资料，用让人喜闻乐见的表述，将一段波谲云诡的历史，展示得淋漓尽致。
１９２３年，第一个登上《时代》封面的中国人是吴佩孚，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大军阀，是传统意义上的“坏蛋”。军阀的种种劣迹，我们如数家珍，但是，本书则让我们了解了军阀更多的侧面。吴佩孚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五四运动，“他不仅仅是一位军事天才，还精通文化、科学和文学”，并且颇具开放意识，近五十岁了居然开始在清晨学习英语，实令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抗日战争中，吴佩孚表现得极有民族气节，最后暴毙于日医手下，被陪都的报纸誉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当时驻重庆的中共元老董必武，也公开表示吴佩孚颇有些为人称道之处。
类似的情况还有长期盘踞东北的张作霖，他的确反共、独裁，“但盖棺论定，他无愧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他“把自己的大半财产用于兴办教育”，在“跟俄国人和日本人玩弄国际政治这副牌时”，“始终保持了东北领土的完整”。由于张作霖始终拒绝执行所谓“二十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成为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日本关东军１９２８年６月４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
另一位军阀“山西王”阎锡山，登上了１９３０年５月１９日的《时代》封面。这期《时代》上说阎锡山“为１１００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以农业为首务，他提出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和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他还修公路、铁路，建工厂，使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很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同时还发展了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阎锡山甚至“敦促南京的委员长，考虑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改革’，将每个村庄的土地，平均分配给有能力的村民”，获得土地的方式不是将地主杀掉，而是“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
本书描述人物，不是根据其意识形态的认同简单地作善恶美丑的画像，而是去揭示人物本身在他们各自所在的历史过程中做了什么。既然是人，便必然会有闪光点或阴暗面，既然是人，也一定会有失误之处或英明之举。无论他本身所属派别为何，都会有勇敢、恐惧、犹豫、果断等等凡人应有的一切情感特征。人的研究，也许是一切历史研究中最复杂的，本书揭示的，恰恰就是这样一种复杂性。
人物的命运是通过事件来展现的，本书以《时代》封面人物为线索，勾勒了这一历史时期的许多重大事件，这些事件的原委，与一般的认知也是大相径庭。
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５年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本书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人在北平，蒋介石则正赶往南昌准备亲自指挥对中共苏区的第三次围剿。９月１９日得知事变后，蒋被迫中断计划，两天后即赶回南京，处理更为紧迫和棘手的国际冲突。这恐怕是红军所以能取得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外部原因。而关于事变后蒋介石是否曾电令东北军“不抵抗”的问题，书中引用了张学良本人１９９０年接受日本ＮＨＫ电视台采访时的原话：“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御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关于张学良为何采取了这样一种政策，书中也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而此后发生的西安事变，事实和我们既定的认识差距更大。
实际上，自１９３５年冬天开始，国民党先由宋子文，后由陈立夫主持，寻求和中共的联系，当然，这样的举动当时不可能为外界所知。“１９３６年２月，蒋介石委派驻莫斯科武官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会谈，国共自１９２７年决裂近１０年后恢复接触。”“王明建议同国内的中共和红军领导建立直接接触，以便谈判具体条件。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派潘汉年回国，促成两党直接谈判。”与此相呼应，当时国内对日备战气氛浓烈，不仅取得了绥远抗战的胜利，而且冯玉祥、阎锡山、傅作义、韩复榘等均表示，一旦对日作战，他们将和蒋站在一起。１９３６年１１月９日的《时代》上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情况：“蒋委员长越是成功地统一中国，购买美国战斗机，悄悄地修筑战壕，日本的战争机器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就越小。”“在过去的五年里，中国独立修建起大量公路，其长度超过了过去３０００年的总和。”“南京的宣传画上，蒋委员长登上长城之巅，手挥中正剑，指挥着中国军队跟随他越过长城向日本占领的‘满洲国’挺进。”后来的历史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１２月１２日，西安事变爆发了。本书中的描述，对于人们重新认识西安事变的价值，大有裨益。
１９２３年至１９４６年这段中国历史之所以复杂，还因为期间除了有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纵横捭阖外，还有各种国际问题掺杂其间。中国同德国、苏联、美国、英国、日本等各国的关系，以及这些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变幻莫测。
人们习惯于笼统地认为“苏联支持中共，美英支持蒋介石”、“中美英苏联合起来对付日德法西斯”，然而，果真是这样吗？读过本书后，就会发现事情远非如此简单。就拿苏联来说，它也曾在很多情况下支持过国民党及蒋政权。例如在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上，苏联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确保蒋介石的人身安全，甚至公开指控“西安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对张学良个人进行猛烈抨击。抗战全面爆发后，苏联一度给了中国军事上有力的支援。例如，给中国提供飞机、大炮、弹药，而且提供了空军志愿人员，他们在保卫武汉的空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不过，苏联也并不是总站在中国政府一方。“九一八”事变后，美国等西方列强对“满洲国”采取了“不承认主义”，至少在外交口径上还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而苏联却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个与“满洲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甚至不顾中国抗议，执意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实际上就是出售给了侵略中国的日本），中国政府为此曾一度中断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１９４５年２月苏美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斯大林成为最大的赢家，苏联以出兵中国东北为筹码，在外蒙古的独立、大连港的地位、中东铁路的经营权等方面肆意践踏中国主权，并以否则“共军将进入满洲”为要挟，强迫中国政府接受了这一事先并不知情的“安排”。可见，在有些问题上，苏联对中国或中国某种政治势力支持与否，完全依凭一己之私，至于别国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弱国的利益和感情，不在其视野之内。由于苏联的需要是在不断变化的，其对华政策也就因之而变，并无一定之规。国际关系的复杂令人慨叹。
由上可见，本书利用《时代》周刊，为人们还原历史场景、揭开历史的面纱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不过，如同任何近乎完美的事物一样，它一定也存在些许不足，举个小例子：
本书引用了一段材料，称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时，“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这种说法显然不对。蒋介石当时不仅通电全军：“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心，以此与破坏和平弃信义之暴日相周旋。”而且派嫡系张治中率第五军参战，并要求张治中服从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与十九路军团结一致，抵抗到底。这在史学界已有公认，相关资料有很多，《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就明确说，“南京政府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
不过，我们不能要求一本书是完美无缺的，正如我们不能苛求历史上的人和事毫无过失一样。“微瑕未累千金璧”，《封面中国》所透出的灵气和对思想的启迪价值，并不因为存在“微瑕”而有丝毫的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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