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该书本着还民众“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大量丰富的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对1917-1991年间的中苏关系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如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做出了新的诠释，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历史片段，是目前国内学术界第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复杂曲折历史全过程的权威力作。

文：张举玺，夏冰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6月
　　
　　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史的力著
　　1991年12月25日，苏联红旗在克里姆林宫悄然落下，苏联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不复存在，一个超级大国的印象渐渐淡出世人的记忆。然而不该忘记的是，苏联曾经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20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与建设道路的选择发挥过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确立与实践、新中国的诞生、建国后内政外交策略的调整、发展模式的选择成败与得失，甚至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定，都与苏联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因此，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全面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就无法历史地理解中俄两国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意义，与洞悉国际关系的风云变幻。
　　2007年1月，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出版，是中苏关系史研究领域的一件大事。本书集合国内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采用大量史料，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1917年至1991年苏联与中国革命、中苏同盟建立、中苏分裂与对抗、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苏关系史的力著。
　　本书纵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1991年苏联解体74年中苏关系历程，视野宽阔、气势恢宏，展现了一幅完整而丰富的中苏历史画卷。中苏关系是世界最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分分合合、恩怨不断，关系错综复杂、大喜大悲。全面完整地掌握驾驭这一段历史，非一人一时之功。《中苏关系史纲》的出世正是得益于国内几名知名学者所组成的研究集体。本书分为《难以确定的对手》、《同志加兄弟》、《从分裂到对抗》和《走正常化之路》四卷，由四位学者分别撰写。
　　主编沈志华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冷战史和苏联史，著有《斯大林与铁托》、《苏联专家在中国》、《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等，《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被认为是“国内研究朝鲜战争的新起点”，沈教授也被誉为“国际学术界冷战史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学者之一”。其他三位撰稿人杨奎松、李丹慧和栾景河也都是各自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
　　
　　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前驻苏联大使李凤林说：“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这是因为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它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以及两国和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兴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可以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同时，中苏关系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过巨大影响。自新中国建立到上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中苏(俄)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对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中苏关系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围绕着中苏关系，中国外交战略的每次调整、双边地位和模式的每次变化等，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做好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若以中苏关系发展史为镜，足以矫正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道路。然而，由于政治、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原因，中苏关系这面镜子却是模糊不清的，急需大量可靠的档案文献和史料，对长期无人知晓、模棱两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颠倒的重大史实进行澄清、填补和纠误。《中苏关系史纲》的问世，可谓恰逢其时。
　　
　　对这段历史的重新书写
　　能否做到尽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资料，这是衡量一本史学论著优劣与否的重要指标。20世纪80年代末，一向封闭的苏联历史档案文献开始解密。到90年代初，俄罗斯一些重要档案馆陆续对外开放。
　　这一情况立即引起沈志华教授的高度重视。从1996年到2002年间，他先后筹资140万元，从俄罗斯和美国搜集到前苏联解密档案1.5万余件，并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整理和翻译。到2002年8月，拥有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出版了。全书收入1917年至1991年有关苏联历史重大事件的档案文献近万件，分为277个专题。中国社科院一位苏联史专家认为，“有了这批档案，不仅苏联史要重新认识、重新书写，对20世纪世界史和国际关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评价。”建立在如此丰富、客观的第一手资料基础上，本书历史描述的真实性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观点令人信服。
　　沈志华教授所坚持的学术原则，一是中立，写论文从不说“我党”、“我国”，而是使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二是不为成见左右，一切靠史实说话。例如，在对中苏联合舰队与台海危机进行描述时，作者不仅引用国内文献资料，更大量地引用苏方的解密档案资料，以及苏方报纸的报道。同时，还采用美方对相关事件的研究文献和解密原始档案，从而使著作所描述事件的前后缘由、背景脉络，立体、客观地还原在读者面前。
　　在掌握大量中国与前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作者们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种种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历史片段，特别是对中苏关系中的许多重大事件作出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学术根底和追求真理的学术勇气。
　　有关文献记载说，“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的。”直到今天，仍有论著认为，“苏共二十大引起的中苏分歧标志着中苏关系出现了严重分歧，成为中苏关系史上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然而，《中苏关系史纲》通过大量解密文献果断地否定了这种说法。作者在160页指出，“苏共二十大路线与中共的主张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对中苏关系并没有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中苏关系不仅没有出现严重分裂，反而更加紧密了”。
　　1958年夏天，发生了“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这场冲突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其原因在于苏联的做法侵害了中国主权，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然而，《中苏关系史纲》通过大量史料、苏联学者的论著、俄国档案复印件和赫鲁晓夫本人的回忆录等文献，彻底否认了这种看法。作者在231页指出，“苏联领导人并没有侵犯中国主权的意图，更没有设想通过建立长波电台或联合舰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控制。但问题在于，当时苏联考虑的仅仅是如何对付美国，而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感受。”
　　作者认为，中苏关系的脆弱不能归咎于一时一地的政策失误，更不能用领袖个人的好恶与个性来解释。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中某种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某些先天性不足的政治范式，导致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和对时代认识上的时间差。这些观点令人耳目一新，使大起大落、令人困惑的中苏关系在这里得到了重要启示。
　　《中苏关系史纲》虽然是一部学术著作，但绝不以冷面孔示人。全书在描述历史事件的过程中，语言流畅生动，文采飞扬、不拘一格，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在描述中苏长波电台风波中，作者大量采用资料文献中所记述的口语和形象性语言。比如，“赫鲁晓夫接到尤金的电话时相当激动地说：莫名其妙！并问道：毛泽东是怎么啦？”、“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会谈中，赫鲁晓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对苏联为何提出潜艇舰队的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解释，认为整个事件是‘一场误会’，并一口咬定……”、“赫鲁晓夫还委屈地说……”等。这些生动语言和口语化结构使赫鲁晓夫的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可以说，生动活泼的语言色彩增强了学术著作的表现力，提高了《中苏关系史纲》的趣味性，使读者读起来饶有兴趣，浮想联翩。

--写在《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前的几句话

文：李凤林 中国原驻苏联大使

    一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力图对中苏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多视角和全方位的研究和探讨。中国学者近年来的主要成果有：林军：《中苏关系（1969-1989）》，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胡礼忠等：《从尼布楚条约到叶利钦访华――中俄中苏关系300年》，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中苏关系70年》，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罗时叙：《由蜜月到反目》，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蒲国良：《走向冰点――中苏大论战与1956-1965年的中苏关系》，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版；李越然：《中苏外交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李丹慧：《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章百家、牛军：《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徐晓天、李春隆、徐振泽：《新中国与苏联的高层往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杨闯、高飞、冯玉军：《百年中俄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薛衔天：《中苏关系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但对于中苏关系的个中原委和是非曲直的评说，目前国内外仍可谓见仁见智，难求一是。

    作为中苏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的亲历者，我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推演顺序和发展框架，中苏关系可以循着一些具有代表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关键性问题把握其发展的历史轨迹。

    十月革命以后的1917-1949年这一时期中，影响中苏关系的两个主要因素是，一方面苏联共产党帮助了中国的革命，抑或说中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苏联。当年苏共中央操控下的共产国际从世界革命的角度出发，希望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成功，并的确对中国革命进行了真诚的支持，这一点应该肯定。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显示，仅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问题而开会122次，通过了738个决议，平均每两天半通过一个决议。但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其支部中国共产党的了解是极其间接和有限的，因而致使其指导常常脱离中国国情，出现偏差甚至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毛泽东同志在革命过程当中，发挥了独立自主的精神，而不是一味遵循共产国际的指导行事，才有了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国初期到整个50年代，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发展相对较好，但同时也出现了并不十分和谐的苗头。其中，对中苏关系发生深远影响的问题和方面包括：第一，关于“一边倒”的这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可以说，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同苏联结盟，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已经阐述清楚。可问题在于，这种外交上的“一边倒”最后泛化成了全方位的“一边倒”，从两国结盟一直到社会主义建设上，都全盘苏化，照搬苏联模式，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历史代价。第二，苏共二十大后，国际共运出现混乱，中国围绕反修而进行的反右斗争，直至后来发动“文化大革命”，苏联国内对斯大林看法的反复以及在改革问题上踌躇不前，都同中苏在思想意识方面的分歧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中苏关系对于各自内政外交的复杂影响，由此可见一斑。第三，此间中苏国家间关系中也暗现不合音符，比如《1950年中苏条约》苏签订时间一拖再拖，其关键性原因就在于斯大林不愿放弃《雅尔塔协定》中有利于苏联的特权性规定。此外，令中国领导人毛泽东非常不满的是，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同时，还有一个秘密协定规定第三国人员不得进入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而对中国国内建设“三面红旗”的提法和做法，苏联方面也持不赞同和反对意见。

    概括地讲，这一时期，尤其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政府的确为我国经济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援助，同时两国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也呈呼应配合之势；但是另一方面，双方之间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其根本原因在于中苏关系中两国地位和实力不对称，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尽管中苏结盟对新中国的政权巩固和国计民生都具有关键性意义，但是，从中国所处的被保护地位而言，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赫鲁晓夫上台后，随着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出现，中苏两国关系从半明半暗的分歧走向了公开的分裂。此间发生了很多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诸如1959年的西藏叛乱；1959年8月的中印边界冲突中苏联对印度采取了事实上的支持态度；1960年《红旗》和《人民日报》发表了具有风向标性质的文章，中苏两党展开了口诛笔伐；1960年中苏边界出现冲突；1962年新疆伊犁暴乱中有67000人逃往苏联；1963年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1964年启动中苏边界谈判；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等等。

    备受瞩目的是，这一时期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尤其是苏联入侵捷克的“布拉格之春”发生后，中国更是将苏联斥之为“社会帝国主义”。直至1965年3月，苏联不顾中国的坚决反对召开国际共运会议，中苏两党分裂大势已趋。此外，中苏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出现了相左甚至相悖的观点。例如在对待越南战争的态度问题上，中苏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完全不同的主张。

    这一阶段，由于互信基础和机制完全缺失和出于顺应国内时势的目的，中苏双方都做出了一些不够理智的举动和决定。就苏联方面而言，沿袭“老子党”作风，将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分歧推演到了双边国家关系层面。甚至不惜违约，将在中国参加援建的苏联专家撤回国内，并拒绝履行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本的承诺。这种失信的做法使双边矛盾更加激化，甚至成了中苏关系恶化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从中国方面来看，因由弱势地位的心理导致防护和应激反映过于强烈，比如在1958年8月的“炮打金门”事件中并未预先通报苏联，以至陷于被动局面；在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上，中方也未能从盟国角度出发，而是以主权为由断然拒绝苏联方面的意向；中方开起的公开论战也是国内“左”的政策的延伸，但论战反过来又把一切“左”的指导思想都系统化了，甚或为“文化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文化大革命”的10年也正是中国打击“苏修”的高潮阶段，这一时期中苏关系达到了恶化的顶峰，中苏之间的各种交往几乎全部中断。甚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实行两个“凡是”期间，中国在对外方针上仍将反“苏修”置于重要地位，诸如“‘苏修’是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我们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等提法盛极一时；而苏联方面也同样把中国视作其主要敌人，与反“苏修”针锋相对。苏联方面的调子也很高，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勃列日涅夫的提法是“中国是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后备力量”。还有当时的苏共中央书记波诺马廖夫说“西方向中国转让某些技术装备，是在通过自己的手帮助建立一个极其危险的发动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等等。

    应该强调的是，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我国的对外政策也陷入了“左”的迷途，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彻底打击“苏修”，是源于支援世界革命的指导思想。但值得注意的是，侧重打击“苏修”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方面的考虑，因为当时我们对于国际形势的判断是，在全球态势上是苏攻美守，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北方。尽管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实质上是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一种对撞。

    另外一方面，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中国首先跳出了苏美对立的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尽管中国并不是独立的一极，但这也是中国走独立自主外交道路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毋庸讳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所迈出的重大步伐和最大收获就是开启中美关系的破冰之旅。

    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从1979年开始，适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30年的期限已到，中方以此为契机提出就国家关系问题进行谈判，由此开始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谈判进程。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外交战略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其中邓小平同志无论是在战略还是在策略的设计上都发挥了极其杰出的作用。在整个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当中，邓小平同志的一个总体思路就是要为国内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为此他着手改善同各个国家的关系。邓小平同志在1989年，即戈尔巴乔夫访华之前，同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上海会谈期间表述了这一战略思维。 中苏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最主要的就是要解决三大障碍问题，即：第一，苏联停止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第二，苏联把中苏边界的驻军恢复到1964年状态，同时从蒙古撤军；第三，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后来，苏联方面也不断地采取了一些行动，包括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等等。中苏关系正常化中的三大障碍基本上得到了解决，到1989年的时候，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对于中苏关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大致作这样一个小结：

    ――50年代，中苏结盟时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对新中国的确立和生存具有关键的意义。苏联诚心帮助了我们。结盟本身表明中国处于被保护的地位，中苏关系是不平等的，1950年的中苏条约也是不平等的；

    ――60年代，从分歧到分裂。分歧从何开始，一般认为是思想意识上的分歧，其实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利益的矛盾。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中国首先跳出了两极格局，这是一个创举；

    ――70年代，反帝反修，到反修统一战线。表面上的思想意识分歧，实际上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同苏联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对撞；

    ――80年代，关系正常化的十年谈判。中国坚持提出的“三大障碍”问题，是为国家建设创造外部环境的战略考虑。
    二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同苏联的关系，无疑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中苏关系的广度、深度和复杂程度要超过很多其他大国关系。中苏关系集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和两国以及两党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往于一体，它同时包含了大国关系、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不同文明国家间关系、新型民族国家和欧洲传统大国间的关系等广泛内容，并且掺杂了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一部中苏关系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从50年代的“蜜”，到60年代的“争”，再到70年代的“斗”，最后过渡到80年代的“缓”，直至平稳过渡到中俄关系并形成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稳定”新格局。这段过程中，高开低走再回归正常的中苏关系几乎经历了当今世界各种国家关系形态的全部变体：从一般的国家关系到亲如兄弟的战略同盟，进而摇身一变为势不两立的战略对手，然后又经历了艰难的正常化过程回归到友好国家关系，最终在苏联解体后建立起可作为大国关系典范的新型战略协作关系。中苏之间这种从过于亲密到过于敌视，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国家关系在当代国际关系上可谓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苏关系在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中是一个很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样本。

    第二，中苏关系的进程对中苏两国的内政和外交曾有着巨大的影响。对中国而言，中苏关系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和对中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同小可的。自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至上个世纪70年代前，中国内政外交的许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中苏关系的走向联系在一起。正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到最后取得政权，更和苏联和苏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苏两国结成同盟，中国又奉苏联为样板进行社会主义建设。50年代后期开始，苏联又成为中国反对的主要对象，两国关系由同盟发展到对立、对抗乃至兵戎相见。正是在苏联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从70年代开始调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关系，并进行改革开放，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就无法很好地认识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发展史。而对于苏联而言，尽管中苏关系在苏联人心目中始终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中苏关系的阴晴圆缺无疑也同其国内事务的演变具有相当密切的关联，对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发挥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力。这正是中俄（苏）关系所具有的与众不同之处，而双边关系的研究也因此拥有了更为特殊的意义。

    第三，中苏关系的历史轨迹与当代国际关系史的发展和演变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在冷战时期首先表现为中苏美大三角关系的互动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政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中，中国外交的重点始终围绕着如何处理同苏联的关系进行，并把中苏关系带进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参与的大博弈。从50年代的联苏抗美，60年代的既反苏又反美，70年代的联美抗苏，直到80年代的不结盟都成为牵动大国关系演变的关键因素之一，可以说40余年间每一次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莫不如是，每一次中苏关系地位和模式的变化莫不如是。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此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 从历史承继性来看，冷战结束前，中苏、中美关系在中国外交战略调整和外交实践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核心地位。顺延这一轨迹，在现阶段以至未来发展中，中俄关系、中美关系依旧是我国外交当中两对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使中俄美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三国之间事实上仍存在某种程度的相互牵动作用，尽管当前这种三边互动关系明显不同于冷战时期中苏美三角的互动。

    三


    在经历了两国关系的大喜大悲、大起大落之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和中国在苏联解体后都成熟起来了，双方都很现实，在普遍使用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上建立起“君子之交”。从1992年相互视为友好国家，经1994年确立为建设性伙伴关系，到1996年提升为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及2004年两国元首北京会晤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两国关系始终沿着持续、稳定、日臻成熟的轨道不断向前发展，进入了历史上双边交往的最好时期。由于双方是伙伴关系，而非盟友，这使两国关系置于更现实的基础之上，两国相互心理要求和预期更为适度，两国关系的稳定也具有更大的弹性空间。

    对比中苏和中俄关系史的发展历程，我认为可以得出以下五点基本启示：

    第一，国家关系必须遵循平等的原则。中苏两党两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截然不同，在实力对比上相差悬殊，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关系。正因为中苏之间实力悬殊太大，彼此关系不对等、不均衡，苏联以大党大国自居，动不动就指手画脚、发号施令，将双方关系定位在领导和被领导上，当彼此利益出现不一致时，就发生了不尊重对方利益，干涉别国内政，侵犯别国主权的种种事件。邓小平同志对此有深刻的总结。他说中苏分歧“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4-295页。。

    第二，国家关系中应该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不强加于人。每一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必须相互尊重，不能采取强加于人的做法。在这方面中苏双方都有错误，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强加于人。还应特别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真正做到“和而不同”。

    第三，不能以意识形态划线来确定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由友好走向对抗的过程中，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和斗争对两国关系的演变起了直接的影响和推波助澜的作用。中苏分歧由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战略、社会主义理论的争论，导致两党关系出现裂痕，进而殃及两国关系，从两党分歧导致两国分歧，从理论分野发展到组织分裂，最终酿成战略对抗关系。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的错位，大大伤害了两国关系和人民的友谊。历史的教训是，意识形态，甚至价值观念不应成为决定国家关系的标准。

    第四，维护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发展国与国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中苏分歧实质上反映了两国利益之间的矛盾。苏联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掩盖了其国家利益，要求中国服从苏联的利益，我们自己则很少宣示我们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罗斯中国问题专家冈察洛夫谈到中苏关系时也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牢不可破的思想政治一致性’被认为是主要的优先考虑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也要求利益一致。在实践中，问题是这种提法通常意味着，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本国的利益服从苏联利益。”刘爱华：《关于中苏关系的历史思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第68页。


    第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中苏之间的历史问题是由边界问题的产生而引发的。沙皇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大片中国领土，这本来早有定论。但是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开始后苏联方面担心中国要“收回”失地而改写了历史。现在解密的档案材料证实，苏共中央领导在1964年后多次下达指示，要求各科研单位和出版社重新编写俄中边界史。其实中国方面从一开始就明确提出，尽管确定中苏边界的条约是不平等的，中国方面仍将以这些条约为基础切实解决边界问题，并不要求收回俄国侵占的150万平方公里领土。现在边界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历史问题不会再对两国关系产生干扰。

    四


    2006年是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0周年。这10年中，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俄两国战略协作紧扣时代脉搏，经受住了考验。面对国际形势复杂变化，中俄两国共同致力于推进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进程，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利益共同点增多，战略协作不断深化，取得显著成果。国家关系达到历史最好水平。经济合作实现质的飞跃。中俄战略协作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10年的成果表明，两国领导人10年前做出的政治决断顺应了时代潮流，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变化的考验，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际利益，是保证中俄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历史抉择，完全正确，富有远见。

    目前，中俄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形势的发展和两国的需要要求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战略协作。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双方都要坚持从维护中俄关系大局的高度处理遇到的问题，牢记中苏关系的经验教训，坚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推动中俄关系发展。

    中国有句古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而中苏关系的历史就是中俄关系今后发展的一面镜子，一个参照物。研究和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历史演进中获得启示，避免重复前时前代所犯下的错误，才可能为中俄关系的长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甚至为中国处理好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范式。正所谓，以史为鉴，开辟未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沈志华等中苏关系研究的中坚力量的新著《中苏关系史纲》的出版恰逢其时，是为序。

文：姚昱 出处：南方周末 2007年
　　
　　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能是20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最值得研究的一个。中苏关系不仅对世界与中国的影响巨大，也极富戏剧性。在短短20年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两国就从结盟到亲如兄弟，又反目成仇以至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与戏剧性，使得探讨中苏关系具有双重反思意义：第一，反思中苏关系，可为当前如何协调中国外交与内政提供极为重要的借鉴；第二，中苏关系对整个中国社会影响深远，已经成为数代中国人的历史经历，深入探究中苏关系并发掘其对中国的影响，本身也是对20世纪后50年中国人历史记忆的校正与还原。
　　
　　筹资数百万，搜集翻译苏联档案
　　
　　中苏关系史属于外交史研究领域，研究材料应当以两国政府的机密文件档案为主，而非简单依据双方的官方宣传与观点。同时，在研究观点上也应当参考他国学者的结论，特别是苏联与俄罗斯学者的意见，这样才能保证从相对公允的立场出发，依据两国在具体历史问题上的真实言行与政策，来钩沉史实并推演历史事件行动者的真实意图。正因为此，中国前驻苏大使李凤林认为：“‘以史解史’终归是回顾和缕析中苏(俄)关系发展史的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
　　沈志华教授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正是中苏关系史原始资料与客观研究态度的集大成者。作者沈志华、杨奎松、李丹慧等人对两国政府机密文件的搜集工作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个传奇。自俄罗斯从1990年代初甫一开放前苏联政府机密档案，沈志华就抓住时机，自费远赴莫斯科搜集资料，之后又与美国、日本等国学者积极交换各自拥有的苏联档案。随后沈志华又自己筹资数百万，组织国内俄文翻译力量，耗数年之功，将这些档案整理出版为34卷36册共计1800万字的《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此外，针对中国地方档案馆开放程度较高的特点，沈志华、李丹慧、杨奎松等作者先后搜集了东北各省、西北各省、西南各省档案馆所藏资料，从地方档案馆获得了许多重要的线索与资料。
　　
　　推动中央档案的开放
　　
　　为了推动中国中央各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作者们一方面通过积极参加国际会议、纠正国际学术界一些错误观点，以此证明开放政府档案对于本土学术发展与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例如，在中国出兵朝鲜问题上，国际学术界曾有观点认为中国领导人并不情愿派军入朝作战，其根据是苏联解密档案提到中共政治局1950年10月4日告诉苏联大使罗申，说中国由于存在军事装备落后、无空军掩护等困难，因此不能出兵。而沈志华通过反复比较中苏两国相关档案，发现毛泽东早在10月2日就已决定出兵朝鲜并拟好给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随后未能征得中共其他领导人的同意，才不得不于10月4日告诉苏方暂不出兵。之后毛泽东对其他领导人做了大量说服工作，并获得了彭德怀的支持，最终中共中央在10月5日决定抗美援朝。对这一问题的澄清，不仅有利于维护中国的形象，也便于国外了解中国的决策并因此减少对中国的误判与误解。

　　另一方面，作者们还与政府相关部门的专家积极进行接触交流，宣传档案开放的重要性。例如沈志华就将自己搜集到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相关资料无偿赠送给相关部门，便利了许多官方修史的写作，也因此让相关部门认识到开放档案的好处。近年来，包括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在内的一些档案馆已经逐步对外开放，吸引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普遍注意。
　　
　　
　　小心求证，推翻流行看法
　　
　　正是以这样的资料与研究态度为基础，《中苏关系史纲》对中苏关系史的重新研究，推翻了许多流行的看法。例如，中苏两国的解密档案说明，中苏关系分裂并非源于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中国领导人虽不赞同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具体方式，但是对批判斯大林持肯定态度，因为苏共的这一批判实际上肯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同时也减轻了中国的思想负担，可以放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
　　
　　同样，为人们所熟知的“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也被苏联解密档案与中文相关材料证明并非苏联要干涉中国内政，也不是中苏关系破裂的导火索。苏联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并与中国组织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自朝鲜战争以来中苏两国军事合作不断加深的一个方面，苏联的目的只是要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合作、在全球对抗美国，只是未料到对此十分敏感的毛泽东大发雷霆，迫使赫鲁晓夫不得不亲赴北京解释。两国领导人最后就此事达成了谅解，苏联完全遵从了毛泽东的要求，这两个事件实际并未对中苏关系造成损害。
　　
　　区分两对关系，理解中苏风雨　
　　
　　那么应当怎样来理解中苏之间的风风雨雨呢？《中苏关系史纲》指出，关键是要区分两对关系：一是中共与苏共的党际关系，一是中国与苏联的国家间关系。虽然这两对关系一直纠缠在一起，但彼此之间有着重大的区别。
　　
　　由于历史原因，苏联共产党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被领导地位。在国内革命过程中，中共逐步成长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政党，并在夺取政权后成为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的第二大党，变成苏共不得不在内政外交方面十分倚重的合作者与支持者，而之后由于中共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认识差异，中共起而挑战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相比于中苏两党不断变化的关系，国家间关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准则是以维护本国利益为目的，要求各国在交往中以平等为基础。两对关系互相影响，彼此推动。两党关系良好时固然可以促进两国的合作，并能掩盖两国之间利益上的矛盾，但两国利益的矛盾也会导致两党之间的猜疑与争吵，而一旦两党关系降温，两者之间僵硬的意识形态斗争反而会加强或放大两国之间的利益矛盾，从而进一步导致两党走向对立。因此《史纲》各个部分的题目点出了各个时期中苏两党两国的特点：“难以确定的对手”、“同志加兄弟”、“从分裂到对抗”和“走正常化之路”。
　　
　　《史纲》的这种看法为我们重新了解中苏关系演变提供了一把钥匙，得以从中苏两党两国繁复众多的联系中提纲挈领地把握其变化的脉络，同时也让许多原本隐藏在历史洪流之下的因素与事件浮现在人们的眼前。就中共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中苏两党关系而言，《史纲》特别强调了1943年共产国际的解散与延安整风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解散意味着中共作为前者的一个支部此时获得了形式上的独立性，而延安整风则从思想上改变了中共对苏共的迷信。但是毛泽东与中共的这种独立性及其在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中坚持自己的斗争路线，使斯大林产生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侵害中国利益的一系列做法——如迫使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保留苏联在东北的特权，也令中国领导人产生不满。
　　
　　正是在这种互相猜忌下，《史纲》指出中苏两国在1950年初的结盟事实上异常艰难。毛泽东既要争取苏联对中国的全方面援助，又要最大程度地维护中国的利益，而斯大林既想将中国纳入社会主义阵营，又要极力维持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虽然《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实现了毛泽东的废除苏联在东北特权、获得苏联援助两个目的，但中国也不得不在经济合作方面接受苏联的苛刻条件。

　　　
　　朝鲜战争成为中苏关系的转折点
　　
　　1950年末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中苏两党与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朝鲜战争本是斯大林秘密策划的一次军事冒险（本站编者注：此一观点似乎值得商榷，不知是原书的观点，还是评论者的观点？请阅读评论的读者仔细查对原书），但在美军介入、北朝鲜兵败之后，斯大林害怕与美国直接对抗而袖手旁观。在此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毅然派遣中国志愿军入朝与美军正面作战并取得了辉煌战果。中国的参战打消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疑虑，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史纲》指出，从1953年斯大林逝世到1958年，中苏两党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期，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波匈事件以及苏共内部政治斗争所产生的影响。波匈事件爆发后，中共派出代表团积极在苏联与东欧各国之间斡旋，不但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与稳定，也维持了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中共还在赫鲁晓夫与其他政治力量的斗争中提供了支持，使赫鲁晓夫巩固了其领导地位。中共在这些事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所展现出的高超政治技巧，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际上成为与苏共并驾齐驱的领导党。正是因为中共对苏共提供了如此大的支持，两国的合作从1956年开始进入了更加紧密的阶段，苏联不仅加大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力度，更开始向中国提供包括核武器研发在内的各种尖端武器的军事援助。　　

　　
　　中苏关系破裂，中国日益左转
　　
　　但中苏两党两国之间亲密合作到1959年就出现了裂痕。究其原因，一是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内已经成为苏共领袖地位的强有力的挑战者，二是中苏两党在对国际形势与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两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认识。中共从自身经验出发，强调国际局势的紧张，认为武装斗争仍然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手段。而苏共领导人则强调由于东西方都认识到核战争的毁灭性后果，因此和平共处与竞赛是国际形势的主流。
　　
　　《史纲》指出，正是因为在基本观点上的不同，1958年中共领导人在未通知苏共领导人的情况下炮轰金门，惹恼了赫鲁晓夫，因为后者正在积极推动冷战缓和，而中共的做法无疑是在唱对台戏。同时，中国军方在台海危机空战中获得美国“响尾蛇”导弹后一直拖延不给苏联，使赫鲁晓夫与苏联军方十分不满。从此苏联开始逐步收紧了在高尖端武器上对中国的援助。而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问题上，《史纲》指出，中苏两党虽然都要求改革斯大林式的发展模式，但苏共领导人并不支持中共以建立人民公社来实现跃进的做法。苏共所持的怀疑态度，激怒了毛泽东。
　　
　　中苏两党的矛盾在1959年10月两国领导人会面中得到集中爆发，在激烈的争吵后双方互不让步，都想让对方承认错误，双方为此从1960年初展开论战，争取国际共运中其他各党对自己的支持。这种对立使得两党实际上开始角逐国际共运的领导权，国际共运也因此陷于分裂。同时，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也对两国的国内外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国内外政策从1960年代初开始的日益左转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而随着苏联逐渐转变成为敌人，中国开始调整自己的国内外战略布局，不仅进行了规模庞大的三线建设，更在中苏发生边境冲突后开始联美抗苏。至此，中国国内形势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正是因为《中苏关系史纲》有破有立，而且对中国当代史有相当深入的涉及，即便是普通读者阅读起来也不会觉得费力。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作者们浸染于各种原始资料长达十数年，已十分了解历史人物的性格脾气，因此书中对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例如斯大林的老谋深算、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赫鲁晓夫的冲动暴躁，每每让读者感到身临其境。但是由于这本书只是一本《史纲》，对许多题目不得不进行浓缩或者删减，所以让人觉得未免有些意犹未尽。　

文：梁捷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8年1月　　
　　
　　苏联解体已经17年，对苏联兴衰和中苏关系的历史性总结是历史学者迟早要面对的事情。本书为我们独立客观地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沈志华、杨奎松等先生编写的《中苏关系史纲》出版，在学界内外都产生不小的影响。据说这本书“推翻了很多流行的看法”，这至少能说明几个问题。

　　首先，广大人民群众都对中苏近代各自历史和中苏关系的历史非常感兴趣。上一点年纪的人都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中苏蜜月时期，对这些问题有着切身的感受和自己的阐释；其次，这么重要的一段历史，由于意识形态、档案保密和其他种种原因的限制，学界和民间尚无比较统一的认识，甚至存在大量误解和分歧；第三，这段历史长期以来缺乏充分和公开的讨论，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较少为外界所知。

　　苏联解体已经17年，对苏联兴衰和中苏关系的历史性总结是历史学者迟早要面对的事情。人们总是渴望了解自己经历过的岁月。《中苏关系史纲》无疑就是一块里程碑，为我们独立客观地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这本书在最大程度上利用了目前公开的档案资料，这是它最宝贵的地方。前些年，在沈志华的身份还是“民间学者”时，他就斥资上百万元到俄国和美国复印、搜罗、购买冷战时期的档案，和中国公开的同时期各类档案相互参照，一点一点演绎出历史外交的真相。目前他的身份已是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档案建设和资料整理的工作也就得以加速进行。

　　在这些档案狂人多年努力的基础上，我们终于可以尝试着轻松地谈论这段人人关心的历史了。
　　
　　走俄国人的路

　　毛泽东有一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是根据一些学者最近的研究，十月革命发生，当时并没有对处于军阀混战的中国产生多大影响。无政府主义和其他流派的社会主义思想才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极少有人关注北面的邻居发生了重要转变。一直到二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一部分革命者的头脑。

　　综观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的历史，中国的政治力量非常复杂。国共两党的合作和斗争持续存在，两党内部又有多种分歧，也分别经历过多次分裂。而苏联无疑是中国诸多政治力量中极为关键的一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与苏联的帮助和影响不可分。苏联和国民政府也有很多接触，孙中山提出所谓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即折射出几者关系的一个层面。苏联在背地里援助了国民革命，支持了北伐战争，却也正是苏联的干预导致国共分家。在苏联指使的武装暴动全面失利以后，国民政府宣布和苏联断交。

　　苏联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一特殊的形态在中国大陆上坚持了数年之久，又在蒋介石政府的多次围剿下失败。此后，中、苏、美、日都卷入了二战，世界格局重新洗牌。斯大林一手建立的集体化工农业体制和集权化制度经受住二战的考验。中国的国共统一战线也拖住日本军队，最终与美国和苏联等一同等到二战胜利的一天。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冷战格局形成，更有趣的事情就来了。
　　
　　蜜月中的暗流

　　整本书里，我最喜欢的章节就是第二卷，1949－1959的中苏关系历史，用作者沈志华的话说，这是“同志加兄弟”的时期。中国与苏联的亲密关系前所未有，从技术到艺术，从建筑到文学，中国大地上全都留下深刻的苏联烙印。几十年过去，我们还能清楚地辨认出苏联在中国遗留下的影响。可兄弟只可能是表相，友谊的光芒底下，暗流一直在涌动。

　　现在看起来，1949年是一个真正的开端。中国经历多年战乱以后，在极大程度上获得了政治上的统一，同时在思想上、观念上也逐渐达成一致。这一点极为重要，民族利益和意识形态这两大国际关系的根本动力只有在这基础上才可能发挥作用。

　　视野再广阔一点，这时以美国和苏联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已经形成，世界大战的混乱局面不复存在。两大阵营主要以意识形态为区分敌我的根本指标，庞大中国是双方都要拉拢的力量，而战争格局是总被忽略的区域(比如朝鲜半岛)则逐渐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

　　解放之初，中国与苏联经过艰苦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以承认蒙古独立的代价获取到东北的利益。毛泽东自认中国的革命者是苏联人的学生，苏联共产党是“老子党”，中国共产党是“儿子党”。

　　随后的朝鲜战争是一个复杂事件，涉及中、美、苏、朝、韩，每方都有自己的一套叙事，沈志华曾有专著讨论这场战争的始末，此不赘述。就中苏关系来看这场战役的结果，它让中国在贫困的环境下付出巨大代价，帮助苏联牵制了美国，从而极大地改善和巩固了中苏关系。斯大林在朝鲜战争后去世，苏联经历了大震动，赫鲁晓夫上台。

　　过去有很多人猜测，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否定了斯大林路线，从而引起毛泽东的不安全感。沈志华通过一系列档案记录的细节研究，推翻了这种说法。毛泽东的自信极为强大，自称“无法无天”，自然不会为此担心，反倒支持评判斯大林。在著名的长波电台和联系舰队事件中，毛在与苏联的博弈中也占尽了优势。令毛泽东真正恼火的是苏联对大跃进和农民公社的批评态度，是国内革命形势变化与国际关系的互动。毛看重的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民族利益。民族利益的分歧终究要盖过意识形态的统一，中国要“赶英超美”，那么苏联也总有这样被超过的一天。

　　其实我对这本书的后两卷特别最后一卷不太满意，就它们所囊括的历史时段(1960－1978以及1979－1991)和在全书所占的篇幅来看，两者颇不相称。当然这显然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中苏关系的张力是民族利益与意识形态，而这两者又直接受到国内历史状况的左右。篇幅有限，我们不可能要作者在这些方面详细展开，但前详后略终究是一大遗憾。历史的发展自有其动力，历史研究也是如此。众多学者努力下，中苏关系蜜月期的历史已经得到较充分的研究，逐渐向我们所处时点来推动它，这是必然的趋势。所以我认为这部《史纲》还只是“纲”，还有更多的细节需要我们从各种档案里抽出补充，认识历史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

　　现在，中苏的友谊当然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可是苏联不复存在。《史纲》在此戛然而止，历史却还要继续，中国与俄罗斯的恩恩怨怨总要不停地继续下去。
　　
　　走向未来

　　六十年代以后，中苏关系的裂痕日益明显。赫鲁晓夫政变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随着苏联国际关系政策的转变，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六十年代末，两国在东北边境发生冲突，几乎到了战争的边缘。苏联不再是我们的“老大哥”，而变成了“苏修”，变成了最危险的敌人，所谓的中苏联盟抗美的格局走到了尽头。

　　此后，中苏的关系再也没能恢复到五十年代的水平。苏联不断向外扩张，布拉格之春、入侵阿富汗等事件表面勃列日涅夫追求意识形态扩张的国际关系策略，也为中苏关系套上了边界问题的“三大障碍”，涉及中苏、中蒙、中阿、中越等多处边界的安全问题，错综复杂。勃列日涅夫从1964年到1982年的主政时期，中苏关系始终不佳，“三大障碍”没有进展。与此同时，中国与美国的交往倒开始恢复。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再次打开，两国的关系缓慢升温。

　　勃列日涅夫去世以后，苏联政权经过短暂的更替，终于落到戈尔巴乔夫手上。而中国也经历了漫漫“文革”，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戈尔巴乔夫解决了大量遗留问题，消除“三大障碍”，使得中苏关系逐步走上正轨。可是，也正是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引导“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最终把苏联领向了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