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五四以来，我们强调得比较多的是“革命”，中医的遭遇很有典型性。但就是五四时期，也有人说，在中国主张百分之百西化的人，最多西化百分之五十；主张西化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最终只西化了百分之十。革命结束这么多年以后，话语体系有些改变。我们现在在进行“现代化”、进行“改革”的时候，有些事情就可以冷静考虑一下。“改革”是重新构造，也有回复到原来构造的意思。再大的改革，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变个三分之一就不得了了，所以本土的优势和资源还是要吸取一些。我看到一个说法，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很好地保留和发展了传统资源。这是我们谈论改革的时候所应该看到的很重要的问题。有两个改革的例子。一个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稍微简单地向原来的状态回复了一下，把土地使用权还给了农户，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另一个例子是江浙农村，那一带为什么没“三农”问题？很大的原因是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可以称为新的江南士绅阶层，这对解决三农问题是很重要的。中国传统社会中还是有一些很好的资源，改革中要注意发掘利用，甚至不妨回复到它原来的状态。
我从经济方面对中医的发展提两点想法。一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产业，那么，中医在这样一个新的产业结构变化面前如何应对？是否能在新产业中占据应有的位置？能否开辟中国人自己的产业升级的路子。或许目前对“中国要做世界工厂”观点的指责过于早了点，但我们总还是要考虑搞点自己的产业，别老是跟在别人产业升级的屁股后面。我觉得中医具有高等级产业的一些潜质，因为现在的人越来越关心生命和生活的质量了；二是现在社会分化非常厉害，差距拉大。这个时候，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就是个大问题。但人们对现存的医疗体制怨声载道。有没有出路？传统的中医药能不能在低成本医疗方面想一些办法？
贾谦：怎么解决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关系九亿人的大问题。中药是由中医开出来治病的，但中医治疗的办法还有很多。首先是食疗、养生，这是解决“未病”问题的；另外还有砭、针、灸、导引……我们已经知道，河南中医学院艾滋病研究所用灸的办法可以解决艾滋病患者的很多问题。而灸的方法，谁都可以学会使用。还有按摩等手段，对很多病都有效。这都是成本很低又很有效的治疗办法，完全可以推广到农村去。我们今年六七月要组织中医讲师团，把中医的非药物疗法推广到农村去。我们愿意和各方面合作做这件事。我们国家要建设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医疗保健体系；我们也希望这个体系将来成为全世界的范式。
汪晖：感谢大家的发言。今天讨论的是中医的问题，但和我们这些年来其他领域讨论的问题几乎是一样的。中国面对的首先是文化自主性的问题，没有这个前提，什么都没有。即使经济发展了，如果意义系统没有了，人能干什么？中医的命运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息息相关的。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感到这些年中医面临两条压力：一是西医的压力，即科学主义的压力。这个压力，在知识上完全合法化、体制化，它贯穿在我们的学院、医院、卫生部、国家系统等整个权力体制里面。科学主义的问题是整个现代化的核心的问题。在这些年知识界的讨论当中，大家思考现代化、批评现代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理解和认同。虽然现在这个声音还比较弱，但逐渐会大起来。第二个压力是市场和利益驱动。有用的药，如果不能赚取利润，甚至是只要不能赚取大规模的利润，药厂就不生产，这样的例子已经非常多了。刚才陆老说了很多话，对我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学者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读书》能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我们感到很荣幸。
(《
当中医遇上西医——历史与省思》，区结成著，三联书店二○○五年五月，19.00元；《
思考中医——对自然与生命的时间解读》，刘力红著，广西师大出版社二○○三年十二月，28.00元；《
走近中医——对生命和疾病的全新探索》，唐云著，广西师大出版社二○○四年五月，26.00元；《
哲眼看中医》，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二○○五年一月，2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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