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网

　　《汉书》，又名《前汉书》，中国古代历史著作。东汉班固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汉书》记载前汉230年（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5年）封建政权的历史，先后经历了高帝、惠帝、高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市以及晰证莽和更始帝。全书包容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凡一百篇，后人分为一百二十卷。                               
　　《汉书》成书于后汉和帝时，前后历时三四十年。班固世代为名家望族，家多藏书，父班彪为当世儒学大家，“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采集前史遗事，旁观异闻，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班固承继父志，“亨笃志于博学，以著述为业”，撰成本书。其书的八表和《天文志》，则由其妹班昭及马续共同续成。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意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桃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斑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评介
　　班固以《史记》的汉代部分和《史记后传》为基础，编成了《汉书》。大体武帝以前的历史记载多采用《史记》原文，作了一些改动补充；以后部分，多本于《史记后传》。其体例基本上承继《史记》而略有变化，如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共有十二帝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总计为一百篇，一百二十卷。记事起于汉高祖元年，迄于王莽地皇四年。《史记》是我国第一部通史，《汉书》是第一部断代史。后来的“正史”，也都是断代史，其体例也大都以《汉书》为基准。
　　《汉书》在古代享有极高的名声，与《史记》并称“史汉”，或又加上《后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但实际上，《汉书》在许多方面都难以同《史记》相提并论。班固开始是私下修撰《汉书》的，并因此而下狱。后来明帝读了他的初稿，十分赞许，召之为兰台令史，让他继续《汉书》的编著。所以，《汉书》实际是奉旨修撰的官书。班固本人，又具有强烈的正统儒家思想观念。所以，《汉书》中既不具有司马迁那种相对独立的学者立场，更不具有司马迁那样的深刻的批判意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班固甚至是同司马迁直接对立的。只是，我们应该承认班固是一位严肃而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对司马迁的不幸遭遇也表现出惺惺相惜的同情。
　　班固又是东汉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从传记文学来看，《汉书》虽逊于《史记》，但仍写出了不少出色的人物传记。如《盖宽饶传》、《张禹传》、《东方朔传》、《朱买臣传》、《霍光传》、《王莽传》、《外戚传》，都是公认的名篇。一般说来，班固的笔下不像司马迁那样时时渗透情感，只是具体地描写事实、人物的言行，却也常常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如《张禹传》写张禹的虚伪狡诈、善于阿谀取宠以保权位，不动声色却能入木三分。最为人传诵的是《李广苏建传》中的李陵和苏武的传记。这两篇感情色彩较浓，其感人之深，可与《史记》的名篇媲美。如写苏武拒绝匈奴诱降，受尽迫害犹凛然不可屈的情景：
　　乃幽武，置大窖中，绝不饮食。天雨雪，武卧啮雪与旃毛并咽之，数日不死，匈奴以为神。乃徙武北海上无人处，使牧羝（公羊），羝乳，乃得归。别其官属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廪食不至，掘野鼠去中（草）实而食之。杖汉节牧羊，卧起操持，节旄尽落。
　　又如写投降匈奴的李陵送苏武返汉时的复杂心情也很出色：
　　于是李陵置酒贺武曰：“今足下还归，扬名于匈奴，功显于汉室，虽古帛所载，丹青所画，何以过子卿？陵
　　虽驽怯，今汉且贳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奋大辱之积志，庶几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为世大戮，陵尚复何顾乎？已矣！令子卿知吾心耳！异域之人，一别长绝！”陵起舞，歌曰：（略）陵泣下数行，因与武绝。
　　这两节，写英雄人物苏武，固然生动强烈地显示了他对自己民族的浓厚感情，写降敌人物李陵，也揭示了他的悲剧命运和复杂的心情，都不流于公式化和脸谱化，这种地方可说是深得《史记》精髓的。
　　《汉书》的语言风格与《史记》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它详赡严密，工整凝炼，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重视藻饰，崇尚典雅。范晔说：“迁文直而事露，固文赡而事详。”（《后汉书·班固传》）指出了《史》、《汉》的不同风格。这也代表了汉代散文由散趋骈、由俗趋雅的大趋势，值得注意。喜欢骈俪典雅的文章风格的人，对《汉书》的评价甚至在《史记》之上。
（文：章培恒 骆玉明）

文：彭曦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8月

　　彭曦，男，汉族，1934年生于山东郓城，1960年毕业于西北师大历史系。现为宝鸡文理学院教授，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期从事中华古代文化研究。著有《从文化区系看长城历史》、《战国秦长城考察与研究》、《秦简公堑洛考察》、《陕西洛河汉代漕运的发现与考察》、《汉武帝对古代科技的重大影响》、《大河村天文彩陶》、《西周甲骨〈作堇〉版初识》、《我国远古数学初探》、《西汉造纸的追踪》等60余篇、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读大学历史专业，老师在讲授《汉书》时，有褒有贬，说班固谶纬思想严重，他的“天人感应”，“五德相生”等唯心史观特别体现在《五行志》中。并举例说《五行志》是荒诞不经。读相关介绍《汉书·五行志》文章，也大都有老师类似的说法。因之我便对老师的讲授深信不疑。

　　后来自己当大学老师，也要给学生开《历史文选》课，少不了要对《汉书》的讲授。因阅历多了，对先贤们的“尽信书不如无书”的教诲也有了感悟，于是便多遍研读《五行志》，开始对先入为主的师说渐渐有些怀疑。

　　一次偶然机会，读到1983年5月29日《健康报》头版有照片的一则新闻：“宫内婴儿啼不住，孕妇右耳闻哭声——发生在启东县的一种医学上罕见现象”。说是“江苏省启东县大丰公社社员朱正芳产前数日，可以听到自己腹中有两个婴儿的啼声”。后经当时的公社到县医院多次会诊被一再证实无误，剖腹产果然是一对孪生男婴。并说医学界正在研究这一奇异之谜。文中附有两个男婴的初生照片。这使我立即想到《汉书·五行志》中的记录：“哀帝建平四年（前3年）四月，山阳方与女子田无啬生子，先未生二月，儿啼腹中。”这则新闻使我警悟至深！于是再次对《汉书·五行志》中的种种所谓荒诞不经的记录分为天学、地学、生命科学、生物科学以及冶金技术等类别，一一研究。比如《志》中说：“哀帝建平中（前6年），豫章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经调查当代确有此例，有不经手术而自变性者（上世纪80年代初湖南湘潭例），亦有多个经手术而变者。生命科学研究证明，人生来就俱雌雄两个生理系统，只是在某种特殊原因中会发生雌雄性别的逆转。研究使我对《五行志》更下决心深入破译，于是破译出越来越多的有关科技方面的资料。后来撰成《试为〈汉书·五行志〉》拭尘一文，颇得学界肯定和好评。

　　现将《汉书·五行志》中可确定为世界最早的有关记录略述于后。

　　1.太阳黑子。这是一条早为天文史家揭示的记录。太阳黑子是太阳磁场强烈活动所形成的耀斑。地球上的人用肉眼看到的是太阳光球中的黑斑、黑气。西汉“成帝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公元前28年5月10日世界上最早最准确的记录。“日出黄”是说太阳生病了。现在天文学家已对太阳黑子有了更多的科学研究，并发现有周期性的规律。

　　2.不明飞行物（UFO）的记录。不明飞行物是当代人们十分关注的一种未解之谜。上世纪1974年夏秋之交的一个傍晚，我在甘肃环县曲子镇露天电影广场上，和数千群众同睹此种不明飞行物，后来《飞碟探索》等刊物曾有多人报道。《志》（以下将《汉书·五行志》简称《志》）中记载：“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八月戊午，晨漏未尽三刻，有两月重见。”就是说这天晚上后半夜天上忽然出现了两个月亮。这对当今稍有天文常识者来说，绝不可能又不可信。但若说是汉代天文官们的误记，也不可能。因为自从汉武帝颁行《太初历》之后，观测天象的组织机构和专职官员都有十分严密的管理。天文官们那是要恪尽职守的，岂敢误报或谎报。刘歆等经学家用月球疾行解释，说是当天晚上月球突然加速运行，出现了两次。这充分说明经学家太缺乏天文常识。更有一班人想用《京房〈易经〉》之类的谶纬书籍寻找“理论”。说什么这种天象是由于“君弱而妇强，为月所乘，则月并出”。这更是荒诞之甚。现在我们用UFO来解释，已使学界特别是天文爱好者和广大飞碟探索者们所接受。他们说这确属世界上最早的UFO记录。其他任何解释均不可信。

　　3.鲸鱼集体自杀。鲸鱼集体自杀，从18世纪开始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有人说1784年3月13日法国奥栋港32条抹香鲸集体自杀是世界上最早的记录，其实大错。《志》中有这样一段详实的记录：“成帝永始元年（前16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前4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北海、东莱平度，都是指今天的渤海湾。汉代的一丈合2.3米。长六丈即长达13.8米，八丈即18.4米。这种长达14-18米，高达两米以上的大鱼，当然只能是鲸鱼，四枚、七枚皆死，这是确切的鲸鱼集体自杀记录。这比1784年早了1800年。证明我国的渤海海域是古代鲸鱼游弋和集体自杀的地方。这条记录也证明秦始皇37年（前210年）出游东海至之罘见巨鱼，以及为秦始皇入海求长生不死药的徐市所说的“大鲛鱼”，都是鲸鱼。

　　4.沙尘暴记录。沙尘暴成为当今人们十分关注的自然灾害，不少人以为这种自然灾害是近、现代才发生的，其实不然。《志》：“成帝建始元年（前32年）四月辛丑夜，西北有如火光，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文中西北，当是以长安为中心的方位，大致是今天的蒙、甘、宁地区。辛丑夜至壬寅晨，约12个小时，沙尘降至长安，可见这次沙尘暴程度之烈范围之广，实为古今罕见！这项记录，对我们今天拉长时空考虑我国西北地区的气候和生态变化是十分珍贵的。

　　5.最早用煤炼铁的记录。《志》：“武帝征和二年（前91年），涿郡铁官销铁，铁销，皆飞上去。”“成帝河平二年（前27年）正月，沛郡铁官销铁，铁不下，隆隆如雷声，又如鼓音。工十三人惊走。音止，还视地，地陷数尺，炉分为十，一炉销铁散如流星，皆上去。与征和二年同象。”《志》中将两次炼铁铁炉爆炸作为五行中的火灾灾异看待。其实，经现代研究，这是由于武帝推行“笼盐铁”政策后，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冶铁大潮。人类最早炼铁，都是用木炭作为燃料，我国亦然。据推算古代炼一吨铸铁，约要消耗4-5吨木炭，甚至更多。而1吨木炭所消耗的树木，不少于7至8倍。这便要大肆砍伐森林。其后果当然是水土流失，气候异常。所以当时就引起人们的忧虑和批评，认为这是破坏“地脉”“地气”。为了降低成本，减少森林的破坏，便开始用碳氢化合物生成的煤作燃料。煤在燃烧时要释放出大量的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 2）和特别易燃易爆的天然气甲烷（CH4）。如再有矿石及燃料中含有多量的水分，炼炉中便会生成大量蒸汽，而蒸汽又能与高温铁置换出大量氢气，并生成四氧化三铁。氢是强烈的还原剂，导热能力特别强，可使炼炉内的气压迅猛增大。在古代鼓风输氧技术不佳而炼炉容积过大时，发生炼炉爆炸是必然的。上世纪河南铁生沟等地的汉代冶铁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煤炭、煤饼和木炭三种燃料并存的事实。所以，西汉两次铁炉爆炸的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相互印证，使我们不但破译了炉爆的原因，而且确证我国是世界上最早用煤炼铁的国家。以后的经验积累，使我国明代便掌握了早于西方的炼焦技术。成为被确认世界上最早发明了炼焦技术的国家。

　　班固在《志》中用了大量当时人们还无法解释的种种灾异、怪异，来阐发他的“天人感应”“天垂昭示”等主观唯心的谶纬思想，以期引起统治者们对天下安危的警觉。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为我们后人留下了那么多珍贵而有趣的古代科技资料。

　　以上略举之例，真可谓挂一而漏万！但是足以说明国学与科学技术的密切关系。若将商、周甲骨、金文，及其后的先秦诸多文献，《二十四史》，特别是自新、旧《唐书》至《明史》中的《方技传》，以及清·阮元《畴人传》，旁及大量方志中有关古代科技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相信其数量是巨大的。这是国学中必须重视的宝贵遗产。我们的国学家应领悟班固的话：“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我们更应该认真拜读中国科技史泰斗英人李约瑟（JosephNeedham）博士用毕生精力研究并撰成的《中国科技史》巨著，相信那会使我们对国学与科学有更深的感悟。他生前一次给我的信中说：“中国的古代文献是人类最宝贵的遗产……”科技兴国，国学有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