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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厢记》的剧情直接取材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王实甫的《西厢记》以《西厢记诸宫调》为基础，在一些关键的地方作了修改，从而弥补了原作的缺陷。这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删减了许多不必要的枝叶和臃肿部分，使结构更加完整，情节更加集中；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让剧中人物更明确地坚守各自的立场——老夫人在严厉监管女儿、坚决反对崔、张的自由结合、维持“相国家谱”的清白与尊贵上毫不松动，张生和莺莺在追求爱情的满足上毫不让步，他们加上红娘为一方与老夫人一方的矛盾冲突于是变得更加激烈。这样，不仅增加了剧情的紧张性和吸引力，也使得全剧的主题更为突出、人物形象更为鲜明。再加上它的优美而极富于表现力的语言，使得这一剧本成为精致的典范之作。
　　　　《西厢记》通常被评价为一部“反封建礼教”的作品，这当然不错。但同时它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作者很少从观念的冲突上着笔，而是直接切入生活本身，来描绘青年男女对自由的爱情的渴望，情与欲的不可遏制和正当合理，以及青年人的生活愿望与出于势利考虑的家长意志之间的冲突。
　　　　可以说，作者把反对礼教的主题充分生活化了。像一开场莺莺所唱的一段《赏花时幺篇》：
　　　　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
　　　　写出了生活在压抑中的女性的青春苦闷和莫名的惆怅，在这背后，则存在着她那非出于己愿的婚约的阴影。而张生初见莺莺时所唱的一段《元和令》：
　　　　颠不剌的见了万千，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只教人眼花撩乱口难言，魂灵儿飞在半天。他那里尽人调戏亸着香肩，只将花笑捻。
　　　　更是非常直率甚至是放肆地表述了男子对于美丽女性出于天然的渴望与倾慕，以及女子对这种渴慕的自然回应。这里并没有也不需要多少深刻的思想，而是在人物自然天性的基础上大胆地表现出青年男女之间一见钟情的爱悦，而引起读者或观众的共鸣。在经过一番艰难曲折之后，作者以舞台上的胜利，给仍然生活在压抑中的人们以一种心理的满足。虽然这种胜利不得不以剧中冲突双方的妥协、矛盾的消解为代价，以男主人公中进士然后完婚的陈旧的大团圆模式来完成，但毕竟是张扬了受抑制的情和欲的权力，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愿望；从而对封建道德教条的某些方面造成有力的冲击。
　　　　《西厢记》以很高的艺术水平来展现一个美丽的爱情故事，使得它格外动人。
　　　　从剧情来说，由于《西厢记》是一部多本戏，加上关目的布置又很巧妙，写得波澜起伏，矛盾冲突环环相扣。从一开始崔、张邂逅于普救寺而彼此相慕，就陷入一种困境；而后孙飞虎兵围普救寺，张生在老夫人许婚的条件下飞书解围，似乎使这一矛盾得到解决；然而紧接着又是老夫人赖婚，再度形成困境。此后崔、张在红娘的帮助下暗相沟通，却又因莺莺的疑惧而好事多磨，使张生病卧相思床，眼见得好梦成空；忽然莺莺夜访，两人私自同居，出现爱情的高潮。此后幽情败露，老夫人发威大怒，又使剧情变得紧张；而红娘据理力争并抓住老夫人的弱点加以要挟，使得她不得不认可既成事实，矛盾似乎又得到解决。然而老夫人提出相府不招“白衣女婿”的附加条件，又迫使张生赴考，造成有情人的伤感别离。在可能是后人续作的第五本中，直到大团圆之前，还出现同莺莺原有婚约的郑恒的骗婚，再度横生枝节。这样山重水复、萦回曲折的复杂情节，是一般短篇杂剧不可能具有的。它不仅使得故事富于变化、情趣浓厚，而且经过不断的磨难，使得主人公的爱情不断得到强化和淋漓尽致的表现。
　　　　剧中主要人物张生、崔莺莺、红娘，各自都有鲜明的个性，而且彼此衬托，相映成辉；在这部多本的杂剧中，各本由不同的人物主唱，有时一本中有几个人的唱，这也为通过剧中人物的抒情塑造形象提供了便利。
　　　　张生的性格，是轻狂兼有诚实厚道，洒脱兼有迂腐可笑。
　　　　这个人物身上带有元初像关汉卿、王实甫这些落拓文人的“成色”，又反映出元代社会中市民阶层对儒生的含有同情的嘲笑。他同剧中所赋予的家世身份不尽相符，却显然是按照市民社会的趣味塑造出来的。在后代民间传说中唐伯虎一类人物形象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张生在《西厢记》中，是矛盾的主动挑起者，表现出对于幸福的爱情的直率而强烈的追求。他的大胆妄为，反映出社会心理中被视为“邪恶”而受抑制的成分的蠢动；他的一味痴情、刻骨相思，又使他符合于浪漫的爱情故事所需要的道德观而显得可爱。
　　　　崔莺莺在元稹《莺莺传》中已具备一定的性格特点，到了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中，她的性格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鲜明起来。但这一人物形象仍然描写得不够细致，甚至有些前后矛盾。如一开始她已经和张生以诗唱和，间接表达了彼此爱慕之心，但当张生进一步以情诗相赠时，却在心中骂他“淫滥如猪狗”，这虽然也可以解释，但至少在分寸上是掌握得不准确的。到了《西厢记》中，莺莺的形象得到了相当精细的刻画，她的性格显得更为明朗而又丰富。在作者笔下，莺莺始终渴望着自由的爱情，并且一直对张生抱有好感。只是她受着家庭的严厉压制和名门闺秀身份的约束，又疑惧被母亲派来监视她的红娘，所以她总是若进若退地试探获得爱情的可能，并常常在似乎是彼此矛盾的状态中行动：一会儿眉目传情，一会儿装腔作势；才寄书相约，随即赖个精光……。因为她的这种性格特点，剧情变得十分复杂。但是，她终于以大胆的私奔打破了疑惧和矛盾心理，显示人类的天性在抑制中反而会变得更强烈。这一形象较之在诸宫调中，显得更加可信和可爱了。而作者以赞赏的眼光看待女性对爱情的主动追求，使得这个剧本更有生气和光彩。
　　　　红娘在《西厢记》中所占笔墨的比例较《西厢记诸宫调》又有大幅度的增加，而成为全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她在剧中只是一个婢女身份，却又是剧中最活跃、最令人喜爱的人物。她机智聪明，热情泼辣，又富于同情心，常在崔、张的爱情处在困境的时候，以其特有的机警使矛盾获得解决。
　　　　她代表着健康的生命，富有生气，并因此而充满自信。所以这个小小奴婢，却老是处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上，无论张生的酸腐、莺莺的矫情，还是老夫人的固执蛮横，都逃不脱她的讽刺、挖苦乃至严辞驳斥。她不受任何教条的约束，世上什么道理都能变成对她有利的道理。所以她的道学语汇用得最多，一会儿讲“礼”，一会儿讲“信”，周公孔孟，头头是道，却无不是为己所用。这个人物形象固然有些理想化的成分，却又有一定的现实性。在她身上反映着市井社会的人生态度，而市井人物本来受传统教条的束缚较少，他们对各种“道理”的取舍，也更多地是从实际利害上考虑的。

文：蒋星煜
出处：读书 1980年第4期

    对于古典戏曲名著《西厢记》，在国内，所收藏明刊本约三十余种，而对于其明刊版本之研究，仅解放前郑振铎先生做了一些工作，解放后三十年来则几乎是一张白纸。
    解放前郑振铎先生研究《西厢记》的版本，取得了一定成果，由于当时他所接触到的明刊本不过十多种，因此，取得的成果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了较大的局限性。
    可喜的是近数十年日本在研究明刊本《西厢记》方面继续不断地在进行，发表了田中谦二《<西厢记>版本之研究》和《<西厢记>诸本之信凭性》、传田《万历版<西厢记>之系统与性格》等论文，并且由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传田章《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一书，实际上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全面而简短的总结。
    这部书把六十六种明刊本《西厢记》，不论其有无传本，都按年代前后的次序，一一著录，不知确切年代者，则注上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等年号，可以一览了然。
    其中如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熊龙峰刊余泸东校正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秣陵继志斋陈邦泰刊本《重校北西厢记》、日本天理图书馆所藏万历间游敬泉刊本《李卓吾批评合像北西厢记》等版本都很罕见，我在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善本书中都没有发现，以为都已经失传了，结果此书也都已著录。
    此书将许多明刊本《西厢记》的年代、评注者、刊行者都详加考核，并将开版尺寸、行款格式、插图幅数、附录要目等项都逐一著录，并注明收藏处所，不失为一本相当精详的目录学著作。
    《西厢记》是我国的古典戏曲名著，我们国内各图书馆和专家所收藏的明刊本《西厢记》在三十种以上，研究的条件比日本学术界好，但是还是他们先编印了这部书，说起来是应该问心有愧的。
    当然，这部书还有不够完备之处。
    因为书的编者当然没有来得及看到1979年春北京中国书店所发现的明初刊本《西厢记》的残叶，没有看到万历八年(1580)徐士范校刊《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万历四十四年(1616)何璧校刊《北西厢记》、汤显祖、沈<SPS=1004>合评本《西厢会真传》等书，而且也不知这些善本在我国收藏于何处，甚至是否残本或孤本？也只好不谈。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在编目方面所依据的材料是《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和《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但这两部目录都是一九五八年编的，以后的收藏就没有列入，著录文字最近三年来也不免有所校订补充；在这两部善本书目重版以前，《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也不可能充分加以利用。
    《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所用以著录和分析、介绍的材料基本上来自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凌<SPS=0711>初《五本解证》、闵遇五《五剧笺疑》、刘世珩《暖红室汇刻传剧》，编者没有看到的原本，自然就没有办法引用原本(或影印本)的序跋、题评、校注和附录。
    这样，就发生了一些讹错：
    第45李告辰本和第56李廷谟本实际上是同一刊本，看了李氏本人以及书中陈洪绶、董玄诸人题词序跋就可以知道李告辰即李廷谟，没有看原书的人当然难免认为是两个版本。因为此书过去在《西谛书目》中称之为延阁刊本，未见只字提及徐文长之题评，而陈洪绶在《题词》则认为是最地道的徐文长本，《明刊元杂剧<西厢记>目录》的编者没有看到原书，所以也没有标出是徐文长本。
    又现存闵刻《西厢会真传》卷首《会真记》是汤显祖、沈<SPS=1004>合评本的，但在这本目录里是第39汤若士本《西厢会真传》和第42汤显祖、沈<SPS=1004>合订本《西厢记》，看来也列重复了。
    编者从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校注中发现了夏某本，从凌<SPS=0711>初《五本解证》中发现了赵氏本，是很不简单的劳动，但是把龙洞山农刻《重校北西厢记序》和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序》都推为善本的“锡山顾玄纬”本反而漏列了。王骥德而且一再提到顾玄纬本的《附录》，看来他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的《附录》有一部分是采自顾玄纬本的。因此，我认为这顾玄纬本是不能付之缺如的。
    关于这些明刊《西厢记》校订、注释、题评、刊印、插图者的生平，编者仅仅引了一两条，例如著录第46《张深之先生正北西厢秘本》时，仅转引了《沈君庸集·张都督词曲序》：“深之，三晋人”，而张道<SPS=0713>此人的生平事迹见于记载的很多，他本人的诗文也大都有流传的，要介绍的话，可以稍详细些。
    又如第36《新刻徐笔峒先生批点西厢记》的批点者徐奋鹏与第37《词坛清玩  <SPS=0566><SPS=2282>硕人增改定本》的增改者<SPS=0566><SPS=2282>硕人是否同为一人？我们同时看了这两部书，也完全可以肯定同为一人，不必象现在这样再存疑待考了。
    为了把明刊本《西厢记》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并对日本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作些配合，我把三十年来研究明刊本的心得体会的笔记陆续整理成了《从佛教文献论证“南海水月观音现”》、《张深之本<西厢记>与徐文长本、王骥德本之血缘关系》、《弘治本<西厢记>之特点与岳刻问题》、《新发现明初刊本<西厢记>残叶》等论文二十篇，计十七万字，其中《论明刊本<西厢记>的古本、原本问题》已刊发于《学术月刊》一九七九年三月号，其他各篇也将于1980年起陆续在报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