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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承略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02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部丛书能比得上《四库全书》的巨大规模和完整体系，也没有一部丛书具有《四库全书》的功利和政治色彩。《四库全书》收书3400多种，规模空前，遍及四部，正是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心目中的一部“儒藏”，是他认为国家承平之后理所应当的文化作为。他的目的无非是用文治粉饰太平，并借机耗磨汉族优秀知识分子的心智，根除在文化典籍中流露出的民族反抗意识。围绕《四库全书》的纂修，产生了中国目录学的颠峰之作——《四库全书总目》。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没有一部书目具有《总目》般的庞大的学者撰述群体，高超的学术水平，以及鲜明的政治目的。自二书问世，迄今已两个多世纪了，乾隆皇帝和他的御用文人的政治用心、政治目的，早已成为过眼云烟，现在剩下的只有被当作文化遗产和学术史而研究的一部丛书和一部书目。然而正是因为有太多的特殊性，这部丛书和书目至今影响深远，并逐渐形成了一门以《四库全书》和《总目》及其衍生物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四库学。

    早在乾隆后期，随着《四库全书》分抄南北七阁及《总目》的问世，这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研究者、评论者、遵循者大有人在，四库学遂告诞生。1924年张元济提出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建议，努力十年而未果，但最终导致了1934年至1935年《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和《影印四库全书四种》的出版。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商务印书馆把张元济的愿望变成了现实，极大刺激了四库学研究的勃兴。此后随着研究素材的不断扩张，四库学愈发显示出生命力。当前，北京商务印书馆和国家图书馆合作，准备影印文津阁《四库全书》，首先采撷其中清史资料精华，编为《清史资料汇刊》出版，这显示了四库学广阔的研究前景。

    围绕四库学的研究，最原创的东西，莫过于《四库全书总目》。所以，四库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乃是对《总目》的研究。迄今为止，学界研究《总目》，把重点放在了纠谬补缺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可喜的成果。除辨证订误外，从文献学学科理论的高度，对《总目》加以研究，在目前来说，尤须格外关注。作为封建时代古典书目的典范，《总目》的学术方法值得总结，从而凸显出其理论价值，为当今文献学学科建设服务。司马朝军的《〈四库全书总目〉研究》，正是一部独辟蹊径的适时之作。

    要想对《总目》进行系统深刻的研究，应具备以下条件。第一，要有与《总目》基本相匹配的知识量。因为这一点太难做到，所以许多年来，尽管人们普遍地认识到对《总目》作总体研究的迫切性，然而竟无人措手。不少人斤斤于《总目》的某一方面内容，亦不过浅尝辄止。第二，要有足够的古典文献学素养。《总目》涉及到几乎所有的古典文献学分支学科，如果不能熟知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要对《总目》进行总体研究，只能属于纸上谈兵。第三，研究者要有坚韧不拔的意志。首先把200卷书认真研读，做大量的笔记或卡片，然后分门别类，进行穷尽式的细致入微的材料分析，最后才能得出结论。若不能沉下心来，甘坐数年冷板凳，就只能望而却步了。第四，研究者要有客观的平和的心态。《总目》牵扯到无数的学者和学派，馆臣的评价难成定论。这就要求研究者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作故意的拔高，不作人为的贬低，不受馆臣的是非影响，不发奇特偏激之论，一切以考据、实证为基础，得出确实合理的结论。值得庆幸的是，司马朝军正是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

    提到《〈四库全书总目〉研究》的高明之处，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段学术纠纷。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伊始，因对四库存目书学术价值的认识不同，导致了学术界对是否出版《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激烈争论。两派你来我往，各有所见，但都未就纪昀这个当事人的意见探求本证，因而只是在外围大动了一番干戈。司马朝军未能赶上当年的学术争论，但他在十多年后，却找到了解决争论的关键所在。他在《纪晓岚文集》中发现了纪昀本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要看法。纪晓岚《张为主客图序》曰：“夫儒者识见，系乎学问之浅深。吾党十年以前所诋诃，十年后再取阅之，帖然悔者不少矣。又安知惬吾意者必是，不惬吾意者必非耶？”纪昀不愧是一个随着学问长进而敢于不断自我否定的大家，他的话就成为后来评价存目书最客观的标准。司马朝军很聪敏地模拟其语气，尽其言外之意，曰：“四库著录之书，虽惬吾意，未必尽是；存目之书，虽不惬吾意，未必尽非也。”如此理解，则所有的争讼，自可平息矣。

    作为乾嘉考据学的颠峰时期的代表作，《总目》的考据方法最值得清理和借鉴。司马朝军以此项研究为重中之重，可谓目光如炬。《总目》的考据方法遍及全书，恰如散钱满屋而未能绳牵条贯。司马朝军左右采获，融会贯通，遂能一线穿之，成为全书最大的亮点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到底著录了多少种《永乐大典》辑本，向来亦众说纷纭。前人往往只留意《总目》书名下的版本项，约略统计，便贸然得出结论。司马朝军不辞辛劳，细致考辨，得出了新的结论：经部73种，史部43种，子部102种，集部175种，总392种。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总目》类书类存目著录《永乐大典》，提要说自《大典》裒辑成书者，为经部66种，史部41种，子部103种，集部175种，难道《提要》所称是错的？今有司马朝军的细密考证，我们可以断定《大典》提要并不准确。《总目》本身的提要尚且不能令人相信，可见《总目》留给后人太多的疑惑和遗案。本书的问世，使众多的疑惑得以冰释，为四库学打下了牢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