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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 林
出处：岳麓书社 2006年7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相传为汉宣帝时传习礼学的戴圣所编，共49篇。它是战国至西汉儒者论述当代礼俗及拟古说礼的文章汇编。作为一部重要的经学典籍，《礼记》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历代学者阐述其经义的“正义”、“章句”、“集解”之类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然而，古代儒者注解经籍虽有旁征博引、材料丰富之长，但其长篇累牍，嫌其繁琐，并不适合专业研究者之外的普通读者。现代学者注解《礼记》，又为礼学功力所限，多不尽人意。更有一些根本不懂礼学之人，作所谓“译注”、“白话”之类，于经义关键处含糊其词、不置可否，甚至曲解经籍、郢书燕说，实在贻害后学。在这种情况下，由岳麓书社2004年5月出版的《礼记校注》可谓适时之作。该书精校精注，泽惠学林，作者是湖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礼学专家陈戍国先生。

  清儒张之洞《书目答问》中曾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张之洞认为读古书必须选择好的本子，特别是要读经过精校、精注的精本，这是中肯之言。《礼记校注》正是古籍校勘注释著作中的精品，完全达到了精校、精注之高度：

  一、比勘各种版本，辨疑字，去错简，定音韵，是谓精校。古籍历代流传，多有衍讹之文。《礼记》年代久远，历经各代经师误传杂抄，更不免于此。因此，校勘古籍非博学之士不可。首先，必须知晓所校之书的版本源流，要懂得版本目录之学；其次，在确定文字是否有讹、夺、衍、倒的错误时，必须依靠文字、音韵与训诂的学问去解决问题；再次，在明辨是非、校正错讹的时候，必须有丰富的古代文化典章制度方面的知识。陈戍国先生治学广博，不但精通经学、礼学，在版本目录学、古器物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也造诣深厚。他以中华书局影印阮刻本《礼记正义》及所附阮元《校勘记》为基础，综合《仪礼》、《周礼》、《大戴礼记》、《诗经》等基本文献，比勘《经典释文》、《朱子语类》、《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诸家学说，特别是结合出土文献，使用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科学校勘方法，以广博的学识、精审的态度比对、校勘今本，考其异同，校订讹误。全书体例严谨、校勘精细，体现了古代校勘学“严谨务实、考信求真，明辨博观、纠误证讹，力避无征、存疑补阙”的科学精神。如历代学者对于《缁衣》篇的校点一直存有争议，作者利用郭店楚简《缁衣》与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缁衣》两篇出土材料校核该篇，创获甚巨。一是纠旧本之误，如《缁衣》有“小民亦惟日怨”，句中“日”旧本皆作“曰”。楚简、楚竹书皆作“日”，作者引之为证，纠正了旧本的讹误；二是息历史之讼，《缁衣》有“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句，注、疏都以“正”当为“匹”。而陈澔、王夫之、孙希旦等学者都认为当读“正”如字。作者以“楚简”作“駜”、楚竹书中正作“匹”为据，证明了注、疏不误。

  二、综述历代学说，探古礼，原制度，明经义，是谓精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于“古书残缺”、“古制茫昧”、“古文简奥”、“异说纷纭”，使礼学素来有“累世不能通，当年不能究”的难治之称，现代不少学者更是视礼学研究为畏途。故注解礼书，非得专业人士不可。陈戍国先生曾师从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专研礼学近二十年，早年便有“三礼”点校本问世，皇皇巨著《中国礼制史》更是享誉海内外，校注《礼记》可谓驾轻就熟，他在《礼记》郑注、孙疏的基础上，广泛参考了《礼记集说》、《礼记章句》、《礼记集解》等诸家学说，注意利用出土文献和吸收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或经籍互证、或以《诗》说礼、或以今人之说辨古之误，对《礼记》中的冠昏丧祭、典章制度、宫室服饰、井田封建、军制赋役等详加考辨，做到了“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所注所述时有超越前修时贤的地方。以《乐记》篇为例：一是分篇科学。作者不盲从古人，而是参考了刘向所校《乐记》前十一篇，依据《乐记》本文进行分篇，辨别错简，将之分为“乐本”、“乐言（音）”、“乐论”、“乐礼”“乐化”、“乐象”、“乐施”、“乐情”、“魏文侯”、“宾牟贾”、“师乙”等部分，有理有据。二是以《诗》论乐。《诗》乐不可分，《诗》礼足以相解，作者通过《诗》说礼论乐，胜义迭出。三是驳先儒之误。《乐记》中“流辟、邪散、狄成（戉）、涤滥之音作，而民淫乱”句，前代许多学者都不知“成”为“戉”之误、“涤滥”就是“慆滥”，如清儒孙希旦望文生义，将之解释为：“狄成，言音乐一成，节奏狄远，所谓流湎以忘本也。涤滥，如水之涤荡放滥，往而不返也。”作者以《吕氏春秋·音初》的记载为证，根据王引之《经义述闻》中的解释，纠正了孙敬轩之误。

  另外，读《礼记校注》可以了解古代礼制在历史上的发展变化及其规律，这将是读者的特别收获，也是《礼记校注》不同于其他注本的一大特色。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礼仪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就是中国礼制史。正如著者在书中所言：“时殊世异，礼乐必有变化，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不可能没有沿袭的痕迹。”（页278）由于作者对整个礼制史专研甚深，对历代相关文献可谓烂熟于心，旁征博引、信手拈来，勾画了礼乐制度在历史上沿革损益的基本脉络。如《礼记·曲礼上》云：“居丧之礼……有疾则饮酒食肉，疾止复初。”注释时引用了《世说新语·任诞》中“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之事，当时何曾批评阮籍所为不合孝道，司马昭则为阮籍辩护，说：“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阮籍恪守古礼却有人误解，读此可知魏晋时代虽沿用居丧之礼，但当时已有部分士大夫不遵循此礼。又《礼记·曲礼下》：“君使士射，不能，则辞以疾，言曰：‘某有负薪之忧。’”作者注解时引用了《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一《费扬古传》，记康熙三十五年，“上尝命大臣校射，费扬古以臂痛辞”，原因是他“尝为大将军”，生怕“一矢不中，为外藩笑，损国家威重”。《曲礼》注：“射者所以观德，唯有疾可以辞也。”费扬古以臂疾为辞，不参加校射，那是他明晓古礼，以“国家威重”为上。读者读此，无疑对古代射礼的历史沿革将有所获。又如《礼记·郊特牲》：“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为何古代婚礼不用乐？作者指出：古人自有当时与后世不同的观念，要看到礼制因革的规律，承认礼的变化。我国古代民间婚礼用乐自东晋始，上层社会用乐自唐代始。这样使读者对古代婚礼用乐的历史沿革一目了然。凡此种种，不具举。

  然而全无足赤，《礼记校注》也不是没有缺陷。一般情况来说，经学典籍艰深古奥，不详加注解，普通读者恐怕很难读懂。而《礼记校注》为出版篇幅所限，所作校注过于简疏，有时该注解的地方无注解，该详注的地方又太简约，所以并不适合广大初学者阅读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