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齐
出处：儒藏网 2006年8月
《全宋文》是大型断代文章总集，其基本性质是一部宋代百科资料汇编。在当今整理研究手段现代化的背景下，这样一部资料汇编还有没有价值？有怎样的价值？
我们知道，资料汇编的主要功能是方便检索和学术指南，本质上是在一定程度上代替研究者进行前期资料浏览和收集筛选。随着数字化图书馆、电子全文检索的兴起和运用，文献编纂学中的一些传统的门类，如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书名索引、篇名索引、字头索引、词句索引等工具书的编纂已经或将要退出历史舞台。但由于迄今为止所能提供的检索基本上也还仅限于机械检索，而不是文献内容的智能检索，所以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资料汇编还会长期存在，并体现出它不可替代—也许永远不可替代的巨大价值。它可以针对不同的用途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进行初步识别和筛选，剔除垃圾信息，缩小阅读范围，提供线索，指示门径，在极大程度上把研究者从大海捞针、皓首穷经的困境中解放出来，从而更多地投入理论思维。对各种专题资料汇编的需要是无穷的，文献编纂学者要做的工作也是无穷的。
作为百科资料汇编，《全宋文》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以朱熹为例，谈谈它在宋代思想家研究方面所发挥的巨大作用。
《全宋文》编纂初期，曾动员数十名专业人员，花费几年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资料普查，共查阅国内外公私藏书一两万种，辑得大量珍贵资料。这是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做到的。
因此，辑佚是《全宋文》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在整理《朱熹集》时，我们以《全宋文》普查的成果为基础，共收得朱熹佚文129篇，编为3卷；尚待进一步考证的佚文105篇，编为2卷，可谓富矣。
我们知道，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其片纸只言历来为世人所宝贵。一千年来，朱熹的门人、后裔及历代学者对朱熹的遗文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搜集整理。朱熹在世时，已有诗文选集刊行，且可能不止一种。其后朱熹季子朱在、门人黄士毅等先后编成88卷、150卷、100卷本等多种朱熹文集。淳祐5年，王遂刊行续集10卷。10年，徐几增补为11卷。景定4年，余师鲁将辑得佚文编为别集10卷。明人朱培编有《文公大全集补遗》8卷。清代朱玉、徐树铭所刊朱熹文集，均附有《补遗》。此外尚有朱启昆《朱子大全集补遗》2卷，陈敬璋《朱子文集补遗》5卷。民国以来，朱熹佚文仍不断有所发现。其中，上个世纪90年代束景南《朱熹佚文辑考》一书搜集朱熹佚文200余篇，最为可观。在这样的基础上，要再发现朱熹佚文，应该说是比较难的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全宋文》的朱熹遗文辑佚成果，可以说是了不起的。
在所辑得的佚文中，有不少具有重要价值。如朱熹早年曾一度热衷于佛学，但由于编辑者为尊者讳，今天的朱熹文集、语录和其他文献记载中，已很难看到这方面的具体材料了。而《全宋文》从《续藏经》中普查到朱熹《与开善谦禅师书》和《祭开善谦禅师文》两篇佚文，为研究朱熹早年学禅问题提供了重要佐证。原文如下：
象蒙妙喜开示，应是从前文字记持，心识计较，不得置丝毫许在胸中，但以狗子话时时提撕。愿受一语，警所不逮。（《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佛法金汤编》卷十五）
我昔从学，读《易》《语》《孟》，究观古人，之所以圣。既不自揆，欲造其风。道绝径塞，卒莫能通。下从长者，问所当务，皆告之言，要须契悟。开悟之说，不出于禅。我于是时，则愿学焉。师出仙洲，我寓潭上，一岭间之，但有瞻仰。丙寅之秋，师来拱辰，乃获从容，笑语日亲。一日焚香，请问此事。师则有言，决定不是。始知平生，浪自苦辛。去道日远，无所问津。未及一年，师以谤去。我以行役，不得安住。往还之间，见师者三。见必款留，朝夕咨参。师亦喜我，为说禅病；我亦感师，恨不速证。别其三月，中秋一书，已非手笔，知疾可虞。前日僧来，为欲往见。我喜作书，曰此良便。书已遣矣，仆夫遄言，同舟之人，告以讣传。我惊使呼，问以何故。於乎痛哉，何夺之遽！恭惟我师，具正遍知。惟我未悟，一莫能窥。挥金办供，泣于灵位。稽首如空，超诸一切！（出处同前）
谦禅师为何许人？朱熹和他是什么关系？二人的交往在朱熹涉猎佛学问题上占有什么位置？这一系列问题，随着对上述佚文及所辑得的道谦佚文的深入研究得到了回答。道谦，俗姓游，建州崇安县（今福建崇安县）开耀乡五夫里人。少出家，先后师事名僧克勤、宗杲。绍兴9年归隐里之仙洲山，16年秋，住持开善寺，20年卒。著有《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大慧禅师禅宗杂毒海》。早在14、5岁时，朱熹就通过父师刘子羽、刘子翚、刘勉之、胡宪等人深受道谦的影响。绍兴16年，道谦住持开善寺，朱熹始与之相见，深相契合。此后二人朝夕相处，几达一年之久。道谦离开以后，朱熹仍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多次前往拜访，直至道谦去世。在道谦的影响下，朱熹一度从泛观佛学发展到全盘否定儒学，打算弃儒从释。甚至18岁举乡贡时，也用佛学去应试。可以说，20岁前后，是朱熹在与传统儒学背道而驰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时期，而这主要来自道谦的影响。朱熹之师李侗在《与罗博文书》中说：“渠（指朱熹）初从谦开善处下工夫来，故皆就里面体认。”指出了朱熹禅学思想的主要来源。几年后，朱熹师从李侗，经过反思，最终抛弃了佛学。虽然这一时期朱熹学禅具有很大的盲目性，最终并未“悟入”，但“就里面体认”的治学方法却影响了他一生。通过我们《弃儒从释的真实写照》、《朱熹学禅的引路人－道谦生平考》、《道谦生平补考》、《朱熹道谦交往考》、《朱熹宗杲交往考》、《朱熹从道谦学禅补证》等系列论文的研究，在朱熹学禅这一长期知之甚少的重要问题上就取得了突破，可以说至此朱熹早年涉猎佛学的细节基本上清楚了。
又如，人所共知，淳熙2年“鹅湖之会”和淳熙16年“太极之辩”，是朱熹和陆九渊之间最大的两次学术论争，结果都是不欢而散。今天留给我们的，是“鹅湖之会”上辛辣的嘲讽和“太极之辩”时声色俱厉的唇枪舌战。但《全宋文》所收集的朱熹佚文却使我们看到了事情的另外一面。自鹅湖还家，朱熹立即给陆九渊写信说：“某未闻道学之懿，兹幸获奉余论。所恨匆匆别去，彼此之怀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诲，佩服不敢忘也。”（《象山先生年谱》卷中）“太极之辩”后，朱熹不久也自我检讨说：“某春首之书词气粗率，既发即知悔之，然已不及矣。”（同上，又见《考亭渊源录》卷四）在同时所作的《复某人书》中，朱熹也说：“南渡以来，八字着脚理会着实工夫者，惟某与陆子静二人而已。某实敬其为人，老兄未可以轻议之也。”（同上，又见《宋元通鉴》卷八十九）如果说以上三书还有较多客气成分的话，下面几则佚文，则是严肃地在探讨学术了：“归来臂痛，病中绝学捐书，却觉得身心收管，似有少进处。向来泛滥，真是不济事。”“熹衰病日侵，所幸迩来日用工夫颇觉省力，无复向来支离之病。甚恨未得从容面论，未知异时尚复有异同否耳。”（均见《象山先生年谱》卷中）“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些子？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陆九渊集》卷三十四《语录》）朱熹与陆九渊，由本体论上理学和心学的不同，导致了功夫论上道问学和尊德性的差异。从上面的佚文中可以看出，对陆九渊的意见，朱熹的确作了认真的思考和反省，将过去偏重于道问学的治学门径调整为道问学、尊德性二者并重，从而弥补了旧学说的某些缺陷。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而公开承认“向来泛滥”、“向来支离”、“道问学处多了，践履多不及”，也显示出从善如流的大家风范。这些真相，在以门户之见剪裁取舍过的朱熹文集等文献资料中是很难看到了。
在史实考证方面，《全宋文》辑得的朱熹佚文也发挥了显著作用。《三希堂法帖》载有朱熹《六月五日帖》一首：
六月五日，熹顿首：奉告，审闻□况为慰。讯后庚暑，侍履当益佳。庙额闻已得之，足见朝廷表劝忠义之意。记文久已奉诺，岂敢食言？然以病冗因循，遂成稽缓。今又大病几死，近日方有向安意。若以先正之灵，未即瞑目，少宽数月，当为草定，□父归日必可寄呈矣。匆匆布复，余惟自爱。令祖母太夫人康宁，眷集一一佳庆，不宣。熹再拜□君承务。
此帖辑录者曾将其写作年代定为淳熙14年，认为“朱熹生平于三至五月间大病几死，唯淳熙14年有此事”。所云“记文久已奉议，岂敢食言”，“指陈氏子、孙请其作陈俊卿行状”。帖中的“□君承务”，“必是予（陈俊卿长孙）承务郎陈垕”，“祖母太夫人”“必指（陈俊卿妻）唐国夫人聂氏”。所云“定夫归日”，“乃指（朱熹门人）刘定夫尚在贵溪象山，而至十月犹未归也”。
以上考证是错误的，其主要原因是辑录者没有见到与此帖密切关联的另一篇朱熹佚文《八月廿二日帖》。这篇佚文见于《辛丑消夏记》卷一，为《全宋文》所辑录。全文如下：
八月廿二日，熹顿首：昨者人还附字，计必达矣。即日秋凉，远怀侍奉吉庆。庙记近方草定，已写本寄周守及叶致政矣。幸试取一观。其它曲折，已与慕父详言之，幸并与诸丈熟议之也。匆匆附此，不能它及。余惟以时自爱。令祖母太夫人寿履康安，眷集一一佳庆，不宣。熹再拜滕君承务。
据此帖，知前帖的“记文”即指“庙记”，“□父”即指“慕父”“□君承务”即指“滕君承务”。另外，前帖辑录者所据为《故宫历代法书全集》，有误字脱字，应据《全宋文》所采之《三希堂法帖》改正。如“记文久已奉议”，“奉议”不辞，应为“奉诺”；“当为定夫归日必可寄呈矣”一句不通，“定”上脱一“草”字，“夫”当作“父”，原文作“当为草定，□父归日必可寄呈矣”。根据这些线索，结合朱熹文集卷八十二《跋滕户曹守台州事实》、卷八十九《义灵庙碑》、续集卷二《答蔡季通》，即可对二帖所述史实作出确切考证。台州户曹参军滕膺宣和中守城有功，绍熙中，其孙滕仲宜、仲宣及台州本地官员、士大夫上奏朝廷，于庆元元年春二月敕滕膺祠庙额为“义灵”。同时，仲宜等又请曾任浙东提举常平，在台州弹劾过贪官唐仲友的朱熹记其事。朱熹答应了，但因为生病担阁了下来，直至庆元元年八月一日才草成，这就是《义灵庙碑》。六月五日、八月廿二日二帖，就是朱熹就写庙记之事写给滕仲宜的两封书信。所谓“庙额”，指义灵庙额。“记文久已奉诺”，朱熹早在绍熙二年就已从滕仲宜、仲宣处得观《滕户曹守台州事实》、陈师恭、程千秋之记及滕膺行状，并为之作跋，同意作记定在绍熙年间。“大病累月几死”，指庆元元年春夏间事。正因为病危，朱熹才于五月紧急请求致仕。所谓“慕父”，当为“恭父”行书之误释，指朱熹门人、台州临海县人赵师共阝，其履历和行迹详见朱熹文集及楼钥《赵明道墓志铭》、《嘉定赤城志》卷三十四等。“令祖母太夫人”指滕膺继室赵氏。“滕君承务”指滕仲宜。“周守”即《义灵庙碑》中的“太守周府君侯”。“叶致政”即碑文中的“耆艾学士大夫叶君圣耦”。象这类有助于弄清史实的佚文在《全宋文》中可以说是俯拾皆是。
其他如《与时宰劄子》（《六艺之一录》卷三百九十五）是与宰相王淮的信，言及弹劾唐仲友之事；《与赵汝愚书》（《齐东野语》卷三）是给宰相赵汝愚的信，未雨绸缪地提醒要防止韩侂胄干政，都涉及到重大政治事件。讨论学术的有《与赵讷斋论纲目书》（《资治通鉴纲目》卷首）、《答或人书》（《艺之一录》卷三百九十五）、《西铭论》（《张载集》第四百一十页）、《训学斋规》（《说郛》卷七十一）、《书杨时西铭说后》（《名臣言行录外集》卷四）、《跋延平本太极通书》（《周濂溪集》卷七）、《书嵩山古易跋后》（《周易会通.因革.吕氏易》后）、《书禹贡九江彭蠡说》（《书传辑录纂注》卷二《禹贡辑录》）等，均可与文集相参证补充，具有重要价值。《训子帖》（《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甲集）、《戒子塾文》（《朱子学归》卷十三）、《戒子帖》（《古今事文类聚别集》卷十八）体现了朱熹的家庭教育，且涉及到许多未见于其他文献记载的人事，值得深入研究。这样的佚文很多，因其内容仅见，因而是不可替代的，其价值可想而知。
《全宋文》普查到的朱熹佚文，在使用之前，当然还必须逐篇进行考证，辨别其真伪。事实上，这些普查得来的资料鱼龙混杂，其中包含大量的伪作。由于普查的范围广，同一条资料往往有多个出处，能提供充分的线索，有利于顺藤摸瓜，由此及彼，得出可靠的结论。经我们仔细考察，剔除的朱熹伪作数以百计，其中包括在有影响的报刊上公开发表或出版过研究专集的称为“惊现”和价值连城的伪作。经验证明，晚出方志及私家谱牒之类所载“朱熹佚文”，谓其“百伪一真”也是毫不过分的。而不充分地占有材料，没有宽广的线索，要辨别一篇佚文的真伪也并非易事。《全宋文》所提供的资料不仅有助于集外文的甄别，有时还能牵连发现文集中的伪作。朱熹文集中的《三先生论事录序》、别集中采自《临江集》的十首诗，就是在排比普查资料时发现问题的。前者实为陈亮所作，而后者则为临江道流伪作。千百年无人置疑的问题，由于《全宋文》的编纂而得以发现和解决。在辨伪学方面，《全宋文》的确功不可没。
在文字校勘上，《全宋文》更是功劳卓著。仅举其整理朱熹文时采用的校本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晦庵先生文集》为例。
该集为宋刊、宋元明递修、明印本，为闽中坊间所刻，分为前、后二集，前集刊于淳熙末年，后集刊于绍熙年间。它是现存最早的朱熹文集刊本，也是唯一流传至今的朱熹在世时刊刻流布之本。其文字内容与通行本有很大不同，文献价值不可估量。数十年来，一直珍藏台湾故宫博物院，为天地间所仅存，故一般人难以见到，甚至多有不知者。在朱熹文的文字校勘上，该集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可补今本文集之缺。如前集卷六《与郭冲晦》书5幅，其中4幅为今本文集所无。此4书记载朱熹与郭雍交往情况，十分重要。后集卷三《答张钦夫》第二书比今本多出“按《遗书》或问中之道”以下3段，共500余字，皆论学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后集卷七《答陈同甫》第一书较今本多出“九月十五日，某顿首再拜同甫上舍老兄”、“武夷诸诗能为下一转语否？韩记陆诗纳呈。韩文又有《棹歌》，今并录去”、“丘宗卿颇款否？更曾与谁相见？项平父未受代否”、“来人不欲久留，草草布此，不能尽所欲言。无物可伴书，古龙涎三两，钟乳四两，藤枕一枚幸视入。更有《近思录》两册，并以唐突，勿怪勿怪。尊嫂郎娘均庆!徐子才今在何处？或见，幸为致意。向寒，珍重为祷。有人之城，谩作数字寄叔度处，恐有便来此也。引领晤对，临风怅然。不宣。熹顿首再拜”等数段，200余字；第二书较今本多出“熹顿首再拜同父上舍老兄：自顷人还，不得再附问，日以驰情”、“所需恶札一一纳去，但《抱膝诗》以数日休整破屋，扶倾补败，丛冗细碎，不胜其劳，无长者台池之胜而有其扰，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数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却为作，附便以往也”、“令外舅何丈何时务故？今乃葬耶？墓额亦已写去，似却胜六字。然回首向来道间相见，如昨日事，而便有幽明之隔。人世营营，欲何为邪”、“此已觉昏涩，不能尽所欲言。惟冀以时自爱，临纸不胜驰情。二月十四日，熹顿首再拜上状”、“熹拜问：眷集伏惟佳庆，令郎为学胜茂!从学诸君必有秀彦可与言者，恨未得见也。子才今得甚处差遣？欲作书，以未知此，写不得。为学甚笃，尤慰所怀，但未知所学何学耳。惠贶柑栗，尤荷厚意。村落潇然，无以伴书，金丝脍材十饼、紫菜少许，共作一小筰（作为奄）,幸视至。天民到官可喜，因见幸为致意。旦夕有便，自拜书也。熹再拜”等数段，共300余字，弥足珍贵。又如今本文集卷三十九《答柯国材》第二书，诸本皆脱“次爻即一变而阴阳交，左下十六卦之阳，右下十六卦之阴，上交于右上之阴，下交于左上之阳。又”一段，致文意不通。今据后集卷七《回柯国材》，乃得以补入。后集卷三《答许顺之三》较今本多出“熹顿首：祝弟归，承书，知来龙川日有讲习之乐，甚慰。信后暄暖，伏惟德履佳胜。熹此如昨”、“同安想时得书，贱累一一承问，感感。儿辈附拜问意。余惟以时自爱，不宣。熹再拜上状”两段，70余字；《答许顺之一 》比今本多出“熹顿首：便中承书，粗慰向往。比日已复秋风，不审所履如何？伏想佳胜”、“冬间或欲一到龙溪省舅母，不知彼时能来彼相聚否”两段，20余字；《答许顺之六》比今本多出“熹顿首：久不闻问，承书，甚慰。信后冬温，远惟德履佳胜，阁中令郎均安熹此粗安，无足言者也”、“国材在甚处？久不得书，甚念之。因书烦致意也”、“天台近得书，《易》说不知如何理会，亦未闻甚详也。向来游山之兴屡谋屡失，今且杜门静坐矣。末由会见，千万珍重，不“久不闻问，方以为怀，人来，并得两书，备审比来侍奉之余，进学不倦”一段，20余字；后集卷十《答廖子晦问本说》，比今本多出“人惟习而不察，故不知有贵于己者为何物。君子知夫此，复加修治之功，庶几于本欤”一段，30余字；后集卷八《答王子合一》比今本多出“熹顿首再拜子合教授奉议贤友：久不闻问，方此向往，奉告，欣审比日尊履多福。熹杜门如昨，夏初伯恭见访，因同入城，见候吏报丈丈府判经由，意可以一见。已而闻不入城，甚以为恨。不知乃留居归第也”、“昨来所附子晦书竟未之领，近至城中，问得下落，方托人督取也。末由晤见，惟以时珍重为祷。不宣。熹顿首再拜”两段，100余字，等等。其他似此类多出今本数十字、十数字者尚多，据全书所补今本文集之缺总计不下数千字，其重要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可纠正今本文集之误。如卷四十一《答程允夫》九“张子所论物”，不妥，当据后集改“论”为“谓”；卷五十《答潘恭叔》三“非为不知性之不能动而然也”，文意全倒，当据后集改“动”为“不动”；卷七十五《送陈宗之序》“然而弗能暴白以传于后”，不妥，当据后集改“然”为“知”；卷七十七《存斋记》“升之之来也”，误，当据前集删一“之”字；同卷《建宁府游御史祠记》“谓其资可与适道”，与程朱思想不合，当据前集改“资”为“贤”；同卷《建宁府崇安县学二公祠记》“盖亦望其容貌而起肃敬之心”，文意不属，当据前集改“盖”为“盍”；卷七十九《邵武军学丞相陇西李公祠记》“则虽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以其爱君忧国之志终有不可得而夺者”，不通，当据后集删前句“以”字，改后句“以”为“而”；卷八十一《跋古今家祭礼》“所以致其精神”，不通，当据前集改“神”为“诚”；同卷《跋陈简斋帖》“不得去手”，不通，当据前集改“得”为“能”；同卷《跋赵侯彦远行实》题注“字直之父也”，误，当据前集改为“字彦远，子直之父也”；卷九十七《刘珙行状》“余益走，多溺死”，不通，当据后集改“益”为“盗”，等等。此类订正今本文集之误者不在少数，多有诸本皆误，唯此集为正者，尤足珍贵。
可提供丰富的异文，以资研究参考。如前集卷五载《太极图解义》，据朱熹自序，此文于淳熙十五年二月始出以示学者。前集收入，应为最早付梓者之一，其异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如解“阳变阴合”一段，与今本比较，前集无“至其所以为阴阳者，则又无适而非太极之本然也，夫岂有所亏欠间隔哉”数语；“五行一阴阳”、“无极之真”今本分为二段，各自为解，而前集合而为一，其首作“此据五行而推之，明无极二五混融无间之妙，所以生成万物之功也”，与今本“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异；解“按曰立天之道”一段，前集较今本少“此天地之间，纲纪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圣人作《易》，其大意盖不出此，故引之以证其说”数语；《解》后所附之《辨》，今本作“然继之者善，自其阴阳变化而言也。成之者性，自夫人物禀受而言也。阴阳变化流行而未始有窃，阳之动也。人物禀受一定而不可易，阴之静也。以此辨之，则安得无二者之分哉”，前集仅作“然性之善犹水之下也，则亦不能无体用之分焉，此其所以为阴阳之辨也”。观此异文之演变，也可窥朱熹思想的发展。又如前集卷九《丞相陇西公奏议后序》“是以天下不能常治”以下作“然后不得已而降殃咎焉。然是气之屈于此也，则必有所信于彼；其消于今也，必有所息于后。是以天将降非常之祸于此世，则必为之预出非常之人以拟之，使夫国家犹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类不至于糜烂泯灭而无余。是则理势之必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呜呼!若故丞相陇西公者，其天 之所出以拟宣和、靖康之祸而开建炎、绍兴之业者欤!公以史臣入侍于宣和之初，睹都城暴水之灾，而知必有夷狄兵革之祸，极谏不用”与今本文集大异。又如后集卷十二所载《明筮占》首云“揲蓍之法，四十九茎。合而为一，以意取平。分置两手，左取一蓍，挂小指间，四数所持。最末之余，或四或奇，归于挂间，右亦如之。两手所余，通挂之算，不五则九，是谓一变。挂余之外，复合为一。中分不挂，四数如式。余扐左手，无名指间，不四则八，再变成焉。三亦如之，扐左中指。三变既备，数斯可纪”，与今本文集迥异。至如《皇极辨》、《克斋记》、《南剑州龙溪县学记》、《黄中墓志铭》、《刘子羽神道碑》等，全篇文字出入颇大，整理朱熹文时不得不作为附录。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其于研究参考之助，实非浅鲜。
可助考本文作年及其他史实。朱熹诗文的作年，经历代学者研究，大部分已经考明。但其中总有一定数量的诗文，由于缺乏力证，其作年尚只能推测而知。通过对前、后集的通盘研究，已确知其成书的时间下限分别为淳熙十六年二月以前和绍熙年间，反过来又可确定凡收入二集之诗文其作年皆不得晚于此时间下限。有的诗文虽不能明指其作于何年，但有此下限，比起漫无边际的猜测，毕竟大大进了一步。在史实考证方面，如今本文集卷四十《何叔京》第十七书，宋原刊闽、浙百卷本文集题下均注云：“自此至知觉言仁共五段，一云与王子合。”今从后集卷十一得到了证实。该集所载正为五段，题作《答王子合言仁诸说》。所谓五段，即今本文集第十七、十八两书。不仅如此，第二十书后集也作《答王子合问诗诸说》，共分四段。又如今本卷七十九《建宁府崇安县学田记》“赵侯名某”，据前集名载“赵侯名彦绳”；卷九十一《何叔京墓碣铭》“子男琰为长，次某”，前集则详载为“子男三人，琰为长，次燮、瑀”，等等。就连二集与今本不同之篇题，对于史实考证也极有价值。如《谒元祐礼部尚书李公文》，“元祐礼部”四字颇为重要；《书易传大版本后》，一“大”字指明其为官本；《答南康李叔文埜》，始知叔文名埜，南康人；《答永康邵浩叔义》，知浩为永康人；《答建阳江默德言》，默诸本作字德功，此作德言，与其名如合符契，岂原名耶？《答建昌颜君子坚书》，知子坚乃建昌人；《答司户》，知淳熙8年吴伯丰官司户参军；《答崇安赵宰》，始知赵宰者为崇安县令，等等。此类尚多，不能一一枚举。
《全宋文》在朱熹研究中之所以能发挥如此重要的作用，是因为这一浩大的工程具有不可替代性：个人或少数人不可替代，在可以预见的历史时期内，机器也不可替代。为了这一造福于子孙后代的事业，数十名学者付出了长期艰辛的劳动。随着它的问世，凡是朱熹的研究者或是想要了解朱熹的人都将从中受益。
《全宋文》对朱熹研究的价值当然不止这些，对宋代思想家研究的价值当然更不止这些，它当然也远不止对宋代思想家研究才具有重要价值。本文所谈到的，实在是沧海一粟。尽管这部迄今为止最大的文章总集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甚至严重的缺点，但相信它一定会以其对民族文化的卓越贡献而载入史册，与天地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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