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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枫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6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入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唯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

文：湘 羽
出处：人民网  2006年9月

　　备受历代政界推崇的政论性史学杰作《贞观政要》新译本近日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专家认为，《贞观政要》是一部集领导学管理学之大成的经典之作，书中所阐述的治国安民的诸多观点和施政措施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仍颇具借鉴价值，重新翻译出版此书有很强现实意义。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这部书以记言为主，言简意赅地记录了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以及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等。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正处于“开元盛世”，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吴兢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益彰、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

　　《贞观政要》不按时间顺序，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书中全面而详备地记述了封建政治问题。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引用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安定百姓，就要轻徭薄赋；正自身，则以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为要。关于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正所谓：“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

　　吴兢还总结归纳了太宗朝的大政方针，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唐太宗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贞观政要》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后世帝王多将《贞观政要》视为政治教科书和资治手册,尤其是一些较有作为的皇帝，更将它视为座右铭。

　　唐玄宗就是直接受益的第一个皇帝，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著名的“开元盛世”。唐朝以后的历代封建君主也对《贞观政要》备极推崇。宋仁宗赵祯看完此书后，非常赞羡唐太宗以“德行学业为本”的任人原则。元朝皇帝曾多次请当时的儒臣讲解《贞观政要》的内容。明朝进一步规定：皇帝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每天中午都要请侍臣教授《贞观政要》。明宪宗还特别重视《贞观政要》的刊行工作，曾亲自为该书作序，以示尊崇。清朝的康熙、乾隆皇帝也很熟悉《贞观政要》的内容。这些帝王们之所以如此重视这本书，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感悟到《贞观政要》确实是一部有助于治国安邦的教材，可以从中学到许多有益的统治经验和有效的统治权术，可以用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统治。

　　唐太宗李世民文治武功，独步千古，成为中国古代封建帝王的楷模。《贞观政要》深入探讨唐太宗与群臣共同打造繁华帝国的重要关键，其中包括领导之术、人才之育、决策之方和修养之要等等，既是唐太宗开创"贞观之治"、建立空前强大的天可汗帝国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全方位展示封建时期典型的"和谐社会"----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君臣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外交和谐等等，这一切至今仍然值得所有中华儿女引以自豪。

　　直至今天，《贞观政要》依然可资借鉴，它能够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提供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文：罗浠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11月

    唐朝初年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除了流芳百世的诗歌和著名的文论之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也给人们无限的遐想，而由唐人吴兢编写的《贞观政要》近日被译成白话文出版，提供了一条解密唐太宗治理社会的便捷之道。

    《贞观政要》以收集唐太宗与臣子对话的特殊形式总结了治国经验与理念，详细记录了唐太宗的为君之道，以及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的具体方针政策，按照自己的思路将对话分为10卷40篇，每篇之下设一主题，一目了然。而此次译本在每篇的主题之外又将内容细化，将每层意思用八字标题概括出来，不但便于读者更细致地理解原文，而且看上去整齐划一，读起来也是琅琅上口，增添了阅读的美感。同时，吴兢的古文版本也附在最后，给出不同的参照系，可谓一举两得。

    阅读此书的同时，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回到了威严壮阔的皇宫，亲眼目睹着太宗凝神沉思的表情，亲耳聆听着房玄龄、杜如晦、魏徵、李靖等贤臣的肝胆谏言，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书中在表面上记载着关于偃武修文、崇尚儒学、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等话题，实际上也在字里行间透露着一股无声的信息——人才的可贵。这些对于今日的中国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唐太宗之后的帝王纷纷将此书视为珍宝，明宪宗与清高宗还专门作序，乾隆皇帝更是由衷赞曰:“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数百年之后，与此书相逢，无论致力于何种行业，都依然能感受到其间迸发出的思想火花，让人遥想着当年的文治武功，亦难免对这部洋溢着智慧之气的古典政论三复而叹。

文：赵楠
出处：大众日报 2006年10月

　　被称为“帝王统治术之专著，后事治国者之圭臬”的传世之作——《贞观政要》新译本，近日以图文并茂的鲜活方式在读者面前亮相。十几位学者联手努力把该新译本打造成准确通俗，既能接受史学家检验，又有助于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管理人员执政水平和启迪广大读者的精品，可以说，这是一本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参考书。
　　《贞观政要》的作者为唐代秉笔直书的著名史学家吴兢。他“励志勤学，博通经史”，任史职近30年，著述丰富，但流传至今的只有《贞观政要》。这部弥足珍贵的政论性著作共分十卷四十篇，从不同侧面记载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中，与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围绕治国安邦进行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劝谏奏疏，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管理、教化等丰富内容，全面总结了贞观盛世的治国经验，生动展现了“千古一帝”李世民的政治家风采和人格魅力，蕴含着强国富民、经邦济世的政治智慧，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唐朝皇帝如宣宗，把它作为座右铭来看待。金熙宗把它作为案头书来读。在漫长的历史年代中，《贞观政要》受到上自在位皇帝、下至普通士人的推崇，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也曾风靡东亚各国。《贞观政要》之所以历经多年的岁月砥砺，仍显示出经久不衰的魅力，其奥秘在于：它绕开对贞观年间历史事件的宏观描述，独辟蹊径，分类选取了唐太宗君臣议政论事的精彩对话，只言片语间，刻画出明君良臣的诚信与坦率、深刻与大度、诤谏与宽容、自信与谦逊等风采，彰显了君臣共建贞观盛世的谋略。全书所展示的封建时期典型“和谐社会”——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君臣和谐、社会和谐、民族和谐、外交和谐等，至今仍然值得所有中华儿女引以自豪。
　　《贞观政要》所总结的以民生为本、以德治国等治国理念，诚心纳谏、任心仁政等领导和决策艺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等人才选拔艺术，天下为家、戒奢戒贪、善始善终等修养艺术等等，颇值得现代人借鉴。其对贞观政事的记载，比《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会要》等史料更为详尽，每篇都凝聚着历史经验，蕴藏着历史智慧。书中有许多名言佳句早已成为世人传诵的经典。如唐太宗的“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这些良言警句对今人在认识问题、用人治事方面都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借鉴价值。它不仅能够增强民族责任感和忧患意识，能够提供富国强民、经邦济世、缔造和谐的具体方略，也有助于领导者廉洁从政、丰富领导艺术、提高管理水平，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纯洁人的心灵……
　　正因为《贞观政要》是我国历史文库中的一枝奇葩，值得现代人细细品味和思索，新华出版社组织学者严格对照原文将全书翻译成了通俗的现代汉语。新译本在准确表达愿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地保持原文言简意赅、语言生动优美的风格，译文较多地采用了对仗等修辞手法，读起来朗朗上口。与其他译本明显不同的是，新译本为四十篇文章全部拟写了标题，并撰写了阅读提要，每一小节都由译者用统一格式拟制了小题，这种新体例更有利于读者阅读、思考和查找。全书配有100多幅唐代珍贵历史文物照片，其中包括唐代书法作品、名臣画像、建筑雕刻、玉器等照片，使该书更具有可读性和吸引力。读者可以通过《〈贞观政要〉全译本》的现代语言桥梁轻松地走进一千多年前唐太宗和大臣们的世界，聆听他们的交谈，感受他们的智慧与魅力，从中获得启迪与教益。

文：裴蓓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8月

　　唐吴兢所著《贞观政要》之所以能历久不衰、传之弥广，是因为书中展示了为政以德的巨大魅力。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施政观点和经验，是透过为政者的道德自律和道德监督体现出来的。今天再读《贞观政要》，从唐太宗的君臣对话和大臣的劝谏奏疏中，仍能感受到这位盛世之君所具有的居安思危、爱才重贤、宽厚爱民和屈己纳谏的为政之德。

　　一、居安思危，殷忧兢慎

　　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忧患意识是一种可贵的为政之德。而《贞观政要》中所记述的唐太宗李世民的忧患意识，则十分突出。唐太宗的忧患意识集中表现在他“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贞观政要·论刑法第三十一》，以下省去书名，只注篇名）。他和朝中大臣惧怕唐王朝社稷不固，重蹈亡隋的覆辙，因此，特定下“论隋日”，同大臣专门讨论、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执政的前期，李世民一直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他对魏征在谏疏中谈到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论政体第二》）的观点很是赞同，将其“置之几案”，随时警示自己。

　　殷忧兢慎的忧患意识使唐太宗能够谨慎为政。贞观五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治国与养病无异也。……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今天下安危，系之于朕，故日慎一日，虽休勿休。”（《论政体第二》）这一通俗而又深刻的比喻，道出了他一天比一天谨慎，不敢追求享受的原因。

　　二、爱才重贤，知人善任

　　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是一个君王重要的为政之德。唐太宗深刻认识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理”，把人才看做是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开国伊始，他便态度鲜明地宣布自己的用人准则：“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崇儒学第二十七》），并坚持宁缺毋滥，大力改革官僚机构和官场积习。

　　不计前嫌，有才必用，是唐太宗量才用人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位后，他对前朝的官员和原太子的臣僚采取了宽大政策，一些谋臣受到重用。如任用追随先太子李建成的魏征即是众所共知的显例。对于任用的原因，唐太宗曾对不满重用魏征的长孙无忌谈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然征犯颜切谏，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论任贤第三》）原隋朝官员房玄龄，投靠李世民后受到信任，执掌政务20年，恪守职责，成为后世良相典范。隋朝旧臣李靖和李密旧部李勣也都因具有德才而被唐太宗委以重任，他们带兵抗击外侮，消除内患，屡建奇功。正是唐太宗这种爱才重贤、知人善任的为政之德，使得贞观时期人才济济，多士盈廷，各显其能，各尽其力，保证了初唐政治稳定和各种政策的推行。

　　三、宽厚爱民，恭俭节用

　　唐初经济一片萧条。面对如此局面，唐太宗深知要保持天下太平，必须爱惜民力，恭俭节用。《贞观政要》第一篇就记述了贞观初年唐太宗就君主与百姓关系训示臣下的一段话：“为君之道，必须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论君道第一》）执政前期，唐太宗经常以宽厚爱民的政德来教育大臣，并把它贯彻到执政实践当中，推行轻徭薄赋、不误农时、减少征伐等休养生息的政策。

　　唐太宗曾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君无

　　为则人乐；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论务农第三十》）贞观元年，唐太宗想建造一座宫殿，材料已备齐。这时，他想起秦始皇因广建宫室而引起天下“怨叛”的教训，于是立即停工。贞观二年，大臣们请求营建一座阁楼，使太宗能够搬离原先低下潮湿的宫殿，“固请再三”，太宗恐“糜费良多”，“竟不许”。

　　虽然唐太宗所谓“怜惜百姓”，不过是“惟令百姓安静，不有怨叛而已”（《论行幸第三十七》），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但他能减少私欲，恭俭节用，体恤民情，这就安定了民心，调动了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对唐初由“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四、从善如流，屈己纳谏

　　唐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导致国亡家灭为鉴，“开怀抱，纳诤谏”。在《贞观政要》里，唐太宗倡导进谏的记述比比皆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对公卿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下，欲不危败，岂可得也？故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直言规谏。”（《论求谏第四》）他不仅要求大臣尽情极谏，也要求大臣自己须受人谏。君臣一心，形成一种求谏、纳谏的良好风气，这正是唐太宗的德治愿望。

　　唐太宗对进谏有益者，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凡进谏有功之人，每每加官进爵、赐物赠书，以资鼓励。他看了魏征所谏的十思疏后，亲写诏书答复，诚恳地承认错误，并表示将把谏疏放到几案上。魏征去世时，唐太宗亲临恸哭，发自内心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论任贤第三》）

　　能接受进谏不易，能改正错误更不易。唐太宗一旦知错，绝不文过饰非，不但褒奖进谏者，而且虚心接受，力求改进。在唐太宗的倡导和鼓励下，贞观时期谏臣盈廷，先后向太宗进谏见于记载的不下30人。除最突出的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凡数十万言外，刘洎、岑文本、马周等也多能面折廷争，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正是满朝大臣的敢于谏诤，避免和防止了唐太宗的许多错误。当然，由于唐太宗晚年居功自傲的情绪增长，逐渐“不悦人谏”，独断专行，留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历史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