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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蓉霞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1年7月

  　一位功成名就的诺贝尔奖得主在经历了科学研究事业的辉煌之后，再来写一部个人传 记或是对本学科的回顾、反思及展望之类的书，虽不如离任的美国总统写回忆录那样普遍， 但也已属出版界的常事。其中不乏有平庸之作，道理无须多说。但1965年诺贝尔奖生理学 医学奖得主、法国遗传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却是一位真正勤于思考的人，他曾经撰写过 “生命的逻辑”等书，用如今时髦的话来说，那是有关科学与文化方面的边缘之作。他最 近的新作“鼠、蝇、人与遗传学”，读来仍让人颇有感慨。 　　
　　一部遗传学史，从早期的杂交实验开始，已被不少科学史家描述过，所以，我们熟知 孟德尔、摩尔根乃知华生、克里克的不少趣闻逸事。雅名布的这本书，仍与遗传学史有关， 但他更多涉猎的是遗传学后期的发展，比如发育遗传学，还有基因与疾病的关系等，这是 一个在当前更为激动人心的领域。 　　
　　但更重要的还在于，作者从遗传学史引出了不少话题，其中某些话题能让我们会心一 笑，比如作者谈到，与他同获该年度诺贝尔奖的莫诺已被内定为巴斯德研究所的所长，但 正式通知却延误了几个月，原因在于当时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干预。身为共和国总统，为什 么要干预科学院系统的一项行政任命呢？因为莫诺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批评过蓬皮杜， 指责他对科学漠不关心。为此蓬皮杜怀恨在心。但作者引用的戴高乐将军的一句话却令人 过目不忘：“在法国有三样东西千万不要去动：法兰西学院、巴斯德研究所和艾菲尔铁塔。” 　　
　　遗传学史中的某些话题则显沉重甚至苦涩。且不说前苏联的李森科遗传学以及对我国 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作者当然未提中国的情况），优生学及其希特勒的种族灭绝政策也正是 遗传学这棵树干上结出的一枚果实，但却是一枚毒果。优生学最初由达尔文的表弟高尔顿 所提出，20世纪初，该学说被普遍接受。大部分遗传学家，其中有些还是大名鼎鼎的―― 摩尔根、霍尔丹、缪勒等，都赞成该学说。有几个遗传学家甚至拟出了目的在于改良公共 基因资源的方案。在美国，还开展了一个计划，拟在大约20年内对几千个被称为“低能者” 的人进行绝育手术。所有这些赞同优生学、创立优生学理论并提出实施方案的科学家毫无 疑问都是诚心诚意的，他们相信其科学的有效性，他们想用它为人类服务。然而，他们没 有想到希特勒！ 　　
　　创建著名冷泉港实验室的美国遗传学家达文波特，由于深深地受优生学思想的影响， 所以，他想保护美国的白人人口，使其不受来自于黑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的遗传污染的 威胁。他的朋友、德国最优秀的人类遗传学家欧根·菲舍尔是“人类遗传与种族卫生”一 书的作者之一，希特勒在狱中就是通过阅读该手册而发展其种族主义思想的。菲舍尔当选 为柏林大学的校长后，为权利机构干预国民的生活、制定清除劣等种族的生物学人口政策 而感到高兴；同时，另一位科学家K．洛伦茨把清除体格不健全的人比作是除去恶性肿瘤…… 再到后来，就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 　　
　　优生学的理论就这样一步步地滑向了罪恶的深渊。这当中，什么地方出了错？错误就 在于，正如作者所指出的，这些人没有足够严谨地考虑优生学这个概念本身及其所蕴含的 意义，特别是，他们没有正确地估计其社会后果。更特别地，就是坚信自己正确。读到这 里，科学与人文结合的重要性已无须再费笔墨。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向来也是一个“说不清，理更乱的话题”。想当初，孟德 尔在修道院种碗豆、摩尔根在牛奶瓶中喂果蝇，若也首先需要论证该课题的实际价值，那 么，该选题早就胎死腹中了。可见在这一问题上，正如作者所指出的，“政治家可以做的、 应当做的就是，确立科学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从而定好财政预算中科学应得到的那一部分。 行政官员可以做的、应该做的就是，确定不同学科的相对重要性，从而分配好它们各自应 得的‘研究’预算。”然而，政治家在这方面总有不切实际的野心。20世纪70年代，尼克 松总统嫉妒肯尼迪由于推动登月飞行而获得的威望，于是便把另一个梦想作为目标：攻克 癌症。他决定在这方面投入资金，并提出5年内征服癌症。后来的事实是：花费了大量的 金钱而毫无结果。可见科研成果与资金的大量投入并无必然联系。科学是一种具有高度独 创性的探索活动，它具有不可预言性，但真正有趣的部分，恰恰是我们不能预测的部分， 用雅名布的话来说，“是一个工作在地下室或屋顶阁楼的默默无闻的人，将要突然地阐明或 将在某天从新的角度着手研究的，从而要为我们的宇宙或我们这个宇宙的一小部分带来新 的光芒的东西。” 　　
　　在我看来，基础研究是人类智力活动的最高探险，是创造力的集中爆发，它不一定带 有神圣的使命，但却是美的极致，是人之为人的精彩写照；而应用研究则是在前者指导下 的一种循规蹈矩的深入，犹如在产品说明书的指导下装配一台仪器，它有着明确的目的， 这种目的常常被赋予崇高、神圣的使命，而人类的急功近利正是在其中暴露无遗。所以， 它更需要受到规范和监督。这方面的前车之鉴已令人触目惊心。 　　
　　遗憾的是，我们的大众与媒体（两者遥相呼应）更多关注炒作的却是后者。在惊呼试 管婴儿、克隆羊的诞生或是人类基因组草图揭秘的同时，我们对于发育本身所表现的神奇 以及人类对这种神奇的探索，亦即对于人类智力所达高度的那种神圣敬畏感已悄然退隐。 这实在是科学昌明时代的一种悲哀。 　　
　　幸亏有雅克布这样的科学家的存在。我们得以意识到这种悲哀，并且意识到科学与人 文的结合不再是一句标示时髦的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