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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江晓原   

　　30年前，正值“文革”后期，我那时是一个精神上彷徨无依的“古典文学青年”，白天在一家纺织厂当电工，下了班就沉溺在中国古典文学中，以此逃避现实。那时读卢照邻《长安古意》，其末云：

寂寂寥寥扬子居，
年年岁岁一床书，
唯有南山桂花发，
飞来飞去袭人裾。

　　爱其意境，吟咏不绝于口。对于扬雄其人，后世虽多非议，但卢照邻此四句诗，真是读书人理想境界之一。不过，我那时虽则精神上彷徨无依，却也没有如今的浮躁奔竞——那时的时间简直不是时间，所以我也不可能如今日那样体会到卢照邻诗中境界之难能可贵。如今则人人知道是在浮躁奔竞，却几乎人人都身不由己，我也未能免俗，只能姑悬此以为目标，聊自勉励而已。

　　古人还有一联，曰“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也是我心向往之的，但如今也是可望而不可即——书倒是有了不少，事却实在太多。事一多，看书时间就少，离“神仙”境界就远了。记得南朝人给“名士”下定义云：“但得无事，常饮酒，熟读《离骚》，便可为名士”；如今被称为“名士”的倒也颇有人在，他们酒大约还是常饮的，但恐怕是整天有事，从不读《离骚》吧。

　　读书——读工具手册或职业培训课本之类除外——就要有闲。有人说：“科技是忙出来的，文化是闲出来的”，此语立意和表达都甚好，唯“科技”应改为“技术”，因为科学和技术是有本质不同的；真正的科学，和文化一样，也只能是“闲”出来的。要追求科学和文化就会有牺牲，花时间花钱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不肯花费时间和金钱，科学和文化是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

　　如今好书层出不穷，只是闲轻易不可得，但我们不能坐等“有闲时代”的到来——我们必须现在就为“闲” 而斗争，而努力，至少也要“忙里偷闲”。古语有“偷得浮生半日闲”，可见这种斗争，这种努力，在古代就已经需要了，已经存在了。对于今天衣食已经不成问题的人，我们可以建议说：再穷也要买书，再忙也要读书。因为，我们迷失在物欲中的精神家园，读书的时候会重新显现；我们煎熬于俗务中的真诚心灵，读书的时候能重归平静。

　　这本集子中所评论、所介绍的书，都是我近三年中所读过的；并且，都是我认为有价值，值得推荐、介绍，或至少值得注意的（包括我有所批评的书）——否则我就不会去写书评了。　　

　　集子中的大部分文章，曾发表在《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南方周末》、《光明日报》、《科学时报》、《文汇报》、《文汇读书周报》、《读书》、《书城》、《文景》等报纸、杂志上，也有少数是发表在学报上的所谓“学术文章”。此处发表的都是原先的定稿，有几篇文章内容有几处重复，为存其真，未作删改，读者谅之。

　　集子中的文章通常都是应编辑之命而作的。出版社的朋友当然会向这些编辑们施加影响，希望推介自己出版社的书，但是编辑选择要评论的书，自有他们自己的眼光和标准。令我感到高兴的是，上面这些报纸杂志的编辑朋友们，从来不勉强我，让写我所不喜欢的书的书评。出版社的朋友直接请我写书评的情况有没有呢？我坦然承认，也是有的，但这些朋友也从来不勉强我，让写我所不喜欢的书的书评。

　　事实上，无论是出版社，还是报社、杂志社，其中的优秀从业人员，当然都很清楚哪些人喜欢哪些书。在这个基础上向作者约稿，自然就容易得到作者的接纳，也就容易唤起作者的写作灵感。

　　既然应命作文，当然也就要应命读书。如果时间允许，我倒并非不乐意从事此种应命之作，因为这可以督促我读书。每当从报社、杂志社、出版社寄来、送来、甚至特快专递来的书到我手中时，它们都会提醒我卢照邻的诗句和上面那副对联。于是，我就不得不挤时间读书了。读了书还要思考，还要讨论，那些可爱的编辑朋友们，经常在电话里——往往还是从北京打来的——和我讨论这些书。当然，还有在电话中和伊妹儿中的“温柔的催稿”。所有这一切，我虽然偶尔也稍感烦恼，但事后，总的来说，我是由衷地感谢这些编辑们的。想想看，有人不停地督促你读书，督促你作文，你为什么不感谢呢？  

江晓原

2002年10月18日

于香港城市大学黄凤翎堂客舍

——读江晓原新作《年年岁岁一床书》
文：王一方 中国图书商报 2003年5月　

　　据说“男人憧憬的天堂里架了一张大床，年年岁岁躺在这床上”。如今这江晓原先生出新书，书名就恋“床”不起，副题中还夹带“红尘”。不过，别遐想入云，人家书名全称叫“年年岁岁一床书”。副题为“红尘中的科学文化阅读”。主人憋着劲在床头读书，做学问呢。至于那被子里的“红尘”，也可以纳入科学史，以及文化史的范畴来解读。由此可见，江博士所献身的“科学史”实在是一门妙学，满腹经纶可以在床上“操练”，而这床头床尾的“风月”亦可“唯物”到赛先生的匣中，性学史本是医学史的一脉，而医学史又是科学史的一端。当然，如不想冲撞现代科学坚硬的边界，还是叫“科学文化”为好。一则可以解释为关于科学的文化，二则也可在“科学”与“文化”之间稍做停顿，这样便又拣回一条大“麻袋”，什么私货都可以往里面塞。
　　在此，我们不妨盘查一番江先生大作的细目，清点一下“江麻袋”里的精神“细软”和思维径路吧。翻开篇首，谈的是文学与艺术，以史为宗，旁及情色，从西方美人扯到吴歌撩郎，为第二章专题谈性启幕，高明的是江先生说性不提“性”字，一会儿是“压箱底”，一会儿是“伟哥”，一会儿是“风化史”，一会儿是“多妻的小说世界”，一派风花雪月的甜蜜景象。其实，作者在字里行间蛰伏了许多深刻的文化哲思，，不仅仅只是在轻松地“讲故事”。第三，四，五章算是经营“主业”，包括科学史，科学传播，天文史，话题看似高渺，话语倒是朴实轻巧，不过是赛先生家的几位老男孩“在历史的银河边掬水”，即使对于外行读来，也不会畏其艰涩难懂。
　　在我看来，最后两章有戏，戏也最重。第六章谈科学与人文的离合，这是一个能搅起大波澜的世纪命题。既是思辨话题，又是实证话题，既可以在“客厅里谩无边际地放言”，又可以钻进一条专业隧道，去寻案例，捉规律。在过去的百年里，人们在科学与人文的关系问题上吵吵闹闹，从客厅争到大学讲坛，再争到大报小刊，20年代末，直吵得昏天黑地，不亦乐乎，书出了好几种，也没分出高下来，却是一次绝好的头脑风暴，精神雷雨。
　　后来的几十年倒是不争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更疏离了，冷漠了。尤其是50年代的院系调整，拆乱综合性大学，兴办专门性学院，培养了几代旗杆式的各类专家，到如今，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日渐紧张。究其原因，大概不是这几代学人智慧欠缺，或者是洞察力不足，而在最浅层的视野缺损，知识，乃至信息的互通互连不足，许多人在赛先生门下熬了一辈子只会唱一支调，不会唱“花腔”。只会“西皮流水”，不会转“二黄”。甚至将唱“花腔”混同于耍“花枪”，严加贬斥。弄得大家内心很紧张，青年学生不甘心爬“旗杆”，偶有旁骛，定会被师长吼断，即使是有头有脸的学者，若要“左顾右盼”，也会遭“太师”们讥讽。
　　还好，科学史界学风“放荡”，无人在学科门口加锁。甚至还欢迎“花腔主义”，所以，象江晓原，吴国盛，刘兵之类“流寇”才得以“横行”，还招来众多青年的喝彩，队伍不断壮大，“延安”城头露出了“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喜色，但仍不可自满，难保“西安”城里有人在扔书掷茶杯，大吼“什么玩意儿？这也叫学问！”不去计较这些无根的讥愤，据实而论，科学人文的结合仍需要不断拓展，不断自新，譬如说科学与人文的沟通，眼下就不对称，科学是细分的，具体的学科，而人文却是笼统的，模糊的，以医学人文为例，许多医生认同“医学是人学”的说法，但怎样才能进入“人文”的殿堂，很茫然，跳出医学知识圈读几本小说，历史，甚至哲学书？显然不足，应该把医学中的“人文”具实到哲学的反思力，历史的洞察力，艺术的审美素养与宗教的敬畏心。这样才能循人“登堂入室”，而不是玩概念游戏。
　　书末所收是一束自白式的文字，均见于自选文集的书前书后。从中可以读到一些作者的生活经历和“私心杂念”，细心的读者据此可以揣摩出江先生的几分命运与性格：一是命好运气佳，成长的各个时期都有师友穷帮富助，二是此君做事为人十分周到，拿捏到位，以功利直言，就是“经营人生”有术，人生处处坦途。

——读《年年岁岁一床书》
文：董煜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读书并非所有人共同的乐趣，生活中经常听到有人说“我一看书就头痛”。可是对于爱读书的人来说，读书永远是人生的赏心乐事之一。即便是在如今的喧嚣红尘中，阅读仍然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一有机会就会沉醉于自己喜好的书中，梦着他们的梦，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快乐着他们的快乐。在他们眼中书籍确实就像“艳于西子”的故人，以至于“晨昏忧乐每相亲”。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读书人确实称得上是真正的书的“痴情者”。

此类“痴情者”大致有三大特征，其一，抱有“为读书而读书”的目的；其二，善于选择好书来读；其三，读后有较多的感悟。

抱着为读书而读书的目的去读书，思想不易受到种种羁绊，在书中能够自由驰骋；选择好书来读，就如同和风雅正派的老朋友交流，思想感情很容易融洽和谐；在这样温馨的气氛中自然能够从书中受益匪浅、感悟颇多，也往往能读出书中的真谛。可以说他们是真正体验到读书乐趣、懂得读书艺术之人。

河北大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书评集《年年岁岁一床书——红尘中的科学文化阅读》，就是这样一位“痴情者”在红尘中读书心得的真情告白。作者江晓原，不仅是一位天文学史、性学史专家，也是活跃在科学文化传播领域的知名学者。书中所收录的文章，是作者近三年来对所阅读过的一些书的评价或介绍，也是作者“忙里偷闲”静心读书的心得。文章所涉书籍包括作者喜好的文学、艺术、科学史、性学、科学传播诸方面。

人们常用“慧眼识珠”来赞赏一个人的鉴别能力，其实读书评书，也需要具有这样的能力。读《年年岁岁一床书》则能体会到这一点。同样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很多人读后只是看到李约瑟本人在中国科学史领域辉煌的一面，而江晓原读后却能窥出被人误读的另一面；从《西方科学的起源》他读出了中国古代有无科学论战的实质及科学史研究的应有主旨；从《吝啬鬼、泼妇、一夫多妻者》他读出了故事背后所隐藏的“虚构的真实”以及一夫多妻、情妇、婚外恋现象背后所隐藏的生物及社会的根源；如此等等。江晓原谈书论文、品评古今、直抒胸臆，这些评论虽然只是一家之言，却也视角独特，言之成理。

书评的精彩之处不仅在于能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希望表达的东西，也在于使读者了解品评者本人通过书评所传达出的志向、情怀与希望。正因为如此，这本文集还可以看作是科学文化的“另类传播”。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文章以明白晓畅的语言，在评书的同时，也道出了江晓原对自己情有独钟的科学文化的独特感悟。

当许多人为彩票中奖预测欢呼不已时，他却一针见血地指出：彩票中奖号码没有任何规律可循，预测的喧嚣已经成为一个伪科学的新品种；当媒体纷纷爆炒“伟哥”这个蓝色神话时，他却通过梳理从古代鸟卵到当代伟哥这一发展演变之历程告诫人们：欢乐与痛苦，生命与死亡都是相互制约、相互平衡的，一旦被打破，说不定就会闯祸；当处于边缘、被许多人认为不入主流的科学史和科学哲学遭受各种各样的冲击时，他却大声疾呼：要驻守边缘，为保卫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战！

有歌云：“红尘自有痴情在，莫道痴情太痴狂，没有一番寒彻骨，难得梅花扑鼻香。”《年年岁岁一床书》字里行间所透出的芬芳，也是江晓原痴情于书，并为读书甘愿忍受“寒彻骨”的结果。多年来，江晓原身居上海繁华之地，却一味“按既定方针办”，安心读书。古人有马上、厕上、枕上“三上读书”，他有车上、厕上、枕上、网上“四上读书”，在科学史与科学文化传播领域辛勤耕耘，讲学著书。早年他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刘兵的书作序，其中有称赞刘兵之句云：“陋室之中，但见群书满架；红尘深处，偏能心如止水”，这也是他自己读书生活的真实写照——只是如今他的书房有两万多册藏书，以及全套的现代化办公、通讯设施，不能称为“陋室”了。

文：卢卫红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唯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年年岁岁一床书”，他吟咏不绝于口；《年年岁岁一床书》，我读之不愿释手。江晓原教授的新著《年年岁岁一床书》读起来很美。这美是透过文字的一种意境，一种氛围，一种风格，一种态度，让我神往、羡慕、敬佩，让我想起“世外桃源”，“闲云野鹤”。

　　此书目录后面所列出的长长的书目，展示给我们一种与世无争的襟抱和气质；一个喧嚣红尘中的精神家园和一颗为了纯粹的文化而进行努力的真诚的心灵。而江晓原教授的这种努力，并非为达成某种特定目的。比如说科学史研究，说它是连结科学与人文的桥梁，是指一种学术努力的成果，但如果在做这一学术研究时就抱着或者说囿于某种目标，我想，会不会失去研究之原本的意思呢？

　　我置身的这个美丽校园，现在“最是一年春好处”。然而，身边匆匆来去的身影，没有多少能够驻足片刻去欣赏这种美，我想，这只是不能，不是不愿，因为人们如此的“忙”。可是，难道能够忙得一生都忘记给自己留一些时间、空间去关注自己的精神家园，去领略另一种美——一个没有功利的纯粹的文化的美吗？

　　很多的“学术”，在今天这样一个理工的强势背景下，是在“忙着”追求学术论文的多少，追求ＳＣＩ上排名的先后，追求国家课题的申请，总之，在追求一种“有用”的看得见的“产出”。这种忙碌和追求，是不是在一点点地忽略文化的真正内涵，我们所谓的“文化”是不是也在一点点地丧失它本身的纯粹性？

　　所幸，总还有一部分人，他们不隶属于某种体制，不计功利，不求回报，“能”为这种文化的纯粹“献身”，这种“能”，是指既要能够，又要愿意。所以，便有了“驻守边缘”说。江晓原教授便是那些既能够又愿意的人中著名的一位。

　　江晓原教授说，文化是“闲”出来的。宁静淡泊，这种令我神往、羡慕、敬佩的境界显现在本书的字里行间。江教授的文字透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看他谈文学艺术还是谈性，谈科学史还是科学传播，都能体验到一种阅读和交流的愉悦，这是文化的魅力，也是读书人并写书人人格的魅力。

　　任何时代，文化都是奢侈的，学术总是需要被供养、被追求，今天亦如是。因此学术追求“必须不计功利，不求回报，竭诚尊重之，由衷欣赏之”。这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做，也不是每个愿意做的人都能够做到的。江晓原教授为了学术而学术的方式令我们何其幸运——我们有很美的书可以读，甚至有科学文化生活能够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