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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华科学文明史》
文：吴　燕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4年2月　

　　李约瑟是谁？我估计好多人大概要么不知道，要么立刻就会想到他是来自英国的白求恩，一位科学史界的白求恩。你想想，人家大老远地跑到中国来，帮着归置咱家的陈年家当，归置好了还登记造册，让世界人民都知道了中国灿烂的古老文化，也让中国人民知道自己曾经有过的辉煌的过去。——说起来时还可以争辩道“这可是人家外国人说的”，多好。这不是国际主义又是什么？所以李约瑟博士一直以来都是以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的形象出现在各种媒体之上的。但假如事情仅此而已，李约瑟就不是李约瑟。因为就在他越来越投入地帮咱整理家当之时，李博士也产生了一些困惑，于是他抛下一个大谜题，问的是近代科学为啥没能在中国这片土壤里开花结果，这下子搞得中国人民真有些五迷三倒，从此开始动手动脚找证据。从那以后，说起李博士时人们总是爱也不是恨也不是的，那种感觉倒有点像是掉进了甜蜜的蛛网，既有浸沉其中的甜蜜，又有越陷越深而无法自拔的惆怅。
　　好像有点扯远了。且容我收住话题，回到李博士的鸿篇巨制。话说这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古代科学与文明的书直到归隐道山也没能出完，不过，仅就他完成了的那些书来说，能读完也是一件不那么容易的事。假如我能有几个月完全由自己支配的时间，也许我会选读其中的几卷，但是我没有这样的自由时间，所以拿到柯林·罗南改编的《中华科学文明史》时，心中不禁生出些小人般的窃喜，这情形颇有些像没带钱而跑到小吃街上作“先尝后买”状，“尝”完了也就吃饱了，谁还会真的去“买”呢？于是作“先尝后买”状地读书。
　　原本以为阅读一段历史，无论这段历史的长短，都该是厚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就好像当年宿舍熄灯以后蒙着被子打手电读书一般。但在我这样尝着的时候，忽然便有了些别样的想法：阅读一部中国古代的科学文明史，读得沉重固然是一种读法，但同样的书也可以读得灵动。但不管怎么读，有一些历史的瞬间是无论如何都不能忽略的。尤其是在中国古代，科学并未形成某种自洽的理论体系，而是如同珍珠般散落于各处。也许就在某个时刻，某个天才的脑袋灵光一闪，历史就会被轻而易举地改写了，只是有些时候，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比如时钟。如果没有时钟，人们原可以按照太阳升起落下的韵律去生活，像日晷这样的装置原就是为了追随太阳的脚步而设计的。但是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一切。按照历史学家冯·贝特莱的说法，“把用重力驱动或任何其他动力驱动的连续运动分隔成相等的时间段，从而获得稳定持续的运动，这个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看成是极富天才的创造”。它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设计出一套使机轮旋转的速度放慢的方法，并使它连续保持一定的速度，与天体的显而易见的周日运转相匹配。其中必不可少的发明是擒纵机构”。（P.229）有了时钟忠实地为我们记录时间，谁还会守着太阳地儿去测日影长短？很难说这究竟是好还是不好，但显而易见的是，人类发展的进程将因之而改变。1955年，李约瑟博士在一部名叫《新仪象法要》的书中找到了擒纵机构乃至计时机构的起源与发展，这部书出自苏颂等人之手。历史的某个瞬间就这样乍现眼前，这是一段尘封的历史，在长达六个世纪的时间里，它被封存在某个不经意的角落。
　　按照通常的思路，行文至此应该开始痛陈革命家史，把封建社会的研究环境、历史学家的粗枝大叶一并拎出来数落一番，如此这般方能解得心头之恨，但是不。这不是我所想。事实上，读到这段时什么也没多想，只是觉得那些事、那些人、那些发明很有趣，如此而已。我读《考工记》的时候曾经热烈地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木匠，也照着书上写的做出个车轮子来。只是那要先伐木，既不绿色又难实现，这才作罢。这一次却不同，拆个闹钟还是容易实现的，只是拆完之后不知又会多出多少个零件。想想就很奇怪，明明少用些零件也可以把钟装上，为啥还要弄那么多不知所以的零件混充其中呢？转念再一想也就不奇怪了，少了那些小家伙，咱家的钟还真走不起来。

2004年1月31日·北京

——江晓原谈《中华科学文明史》

出处：科学·历史·文化 2002 年4月

　　*在中国大众心目中，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卷帙浩繁，从1954年起出版，已出数十巨册，至今远未出齐，而李氏已归道山。考虑到公众阅读上的困难，剑桥大学出版社在李氏生前，请科林·罗南将李氏巨著改编成一种简编本，书名《中华科学文明史》。《中华科学文明史》篇幅仅为李氏原著几十分之一，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共得五卷。不幸的是，罗氏也已在数年前谢世。
　　*此简编本的中文版，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首次隆重推出，第一卷已经上市，其他各卷将在年内陆续出版。此书的翻译主要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的教师承担，也有一些其他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记者近日采访了丛书的策划人江晓原教授。

　　记者：李约瑟的巨著被翻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为什么这套书被冠以《中华科学文明史》的书名？
　　江：李约瑟的巨著本名《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这个书名既切合其内容，立意也好；但是他请冀朝鼎题署的中文书名却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结果国内就通用后一书名。其实后一书名并不能完全反映书中的内容，因为李约瑟在他的研究中，虽以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为主要对象，但他确实能保持对中国古代整个文明的观照。然而这个不确切的中译名在那部书上沿用已经很久，也就只好约定俗成了。
　　现在我们科学史系翻译的这部书，原名是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就是李氏上面那部巨著的简编本之意。我们当然不应该将错就错，再继续沿用先前不确切的书名。所以《中华科学文明史》这个书名，既符合作者原意，顺便也是一次"正名"──尽管是已经迟到的"正名"。
　　由于是简编本，这部书的读者对象，自然要比李氏那计划中有七十余册的煌煌巨著广泛得多。书中略去了大量繁琐的考证，阅读起来也比较流畅。
　　记者：您两年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这样的观点：李约瑟给中国人民、给中国科学史带来的最宝贵的礼物，是他的著作中宽广的视野。在这一简编本中，这种"宽广的视野"是否受到了影响？
　　江：关于李氏书中视野宽阔的问题，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多次谈到过。这部书虽然经过了科林·罗南的改编，但这一特点仍然得到保持。书中论述中国古代科学文化时，经常能够展现出东西方文明广阔的历史背景，而历史上中国与欧洲之间科学与文化的交流及比较则是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李约瑟倾注了巨大的注意力。
　　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的水运仪象之类的天文观测-演示仪器时，就介绍了起源于拜占庭的"阿拉伯自鸣水钟"（第1卷，76页），而以前国内的读物大谈中国的水运仪象台时，从来不提西方历史上的同类仪器，好像它们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样。又如，即使是在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伪科学时，李约瑟也不忘记进行中西方比较，在谈到中国十四世纪时的一幅星命图（算命用的）时，李约瑟立即将它与公元初几个世纪西方"系统化的古希腊占星术中的十二宫或十二所"联系起来，认为两者的实质内容是一样的（第1卷，205页）。
　　这样的做法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是极为有益的──因为我们以前有太多的读物向我们描绘过一幅又一幅夜郎自大的虚幻图景，好像古代只有中国的科学技术独步全球，别人都在蛮荒世界。虽然李氏有时不免有点拔高中国古代成就，但他主要也只是在比较抽象的概念上拔高，具体论述时则都是实事求是的。

　　记者："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众多学者试图解答的问题。所谓"李约瑟难题"，据我所知是指这样一个问题：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领先于世界，但令人困惑的是，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原因何在？对这样一个问题，近年来，您却坚持认为是一个"伪问题"。对此能再谈一谈吗？
　　江：关于"李约瑟难题是一个’伪问题’"，我在去年5月24日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已有比较全面的论述。
　　如果我们站在客观的立场观照近现代科学的来龙去脉，就不难发现"李约瑟难题"确实是一个伪问题──当然伪问题也可以有启发意义。因为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领先于世界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于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在唐朝时，中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但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国力最强盛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是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国力强盛有共同的、相对简单的衡量标准，科学文化先进与否的衡量标准却要复杂得多。而且，科学史意义上的科学先进同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科技发达，考量标准也不一样。

　　记者：长期以来，很多人误读了李约瑟，那么，《中华科学文明史》作为《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简编本，会不会造成新的"误读"呢？
　　江：我相信不会造成任何误读。我上面已经提到，这部书的论述是实 事求是的──实事求是的论述是不会误导读者的。如今媒体或书刊上，特别能误导读者的，是一种"真实的谎言"──这是一种高明的说谎技巧，其中每一个成分都是真实的，但是合起来就构成谎言。比如，向儿童谈科学史，说我们今天讲两个科学家的故事，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黄道婆，所讲的事都是真实的；但小孩子听过后就获得这样的印象：中国古代有一个像爱因斯坦那么伟大的女科学家黄道婆，而这个印象却是一个谎言。因为黄道婆即使历史上真有其人，也不能被称为科学家，更无法和爱因斯坦相提并论。
　　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公众误解了李约瑟，继而影响了公众心目中的中国科学史。
　　我认为，李约瑟的工作和精神，都有永远的价值。事实上，他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但这不是阿Q所说的"我们先前阔多了"的象征，而是中西方文化沟通、交流的象征。

——读五卷本《中华科学文明史》
文：董煜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3年12月　

　　在公众的心目中，“科学”总是和深奥、抽象、难懂联系在一起的，科学书籍对于很多人来说真可谓“曲高和寡”。其实人们对科学史类书籍的态度也大抵如此——作为阐述科学发展历史的书籍，毕竟涉及要一些相关科学知识，对于一般公众而言，阅读起来确实有一定难度。 英国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一书，中文译名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起陆续问世后，虽然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为西方读者系统地介绍了中国从远古时代到十七世纪晚期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 但是卷帙浩繁，已经出版的就有数十巨册，也存在让一般公众难以接近的问题。
　　正是认识到了这一点，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李约瑟生前就开展了一项“科普”工作：聘请科林罗南将李氏巨著改编成简编本，以便公众阅读。书名The Shorter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从1978年起陆续出版，共计五卷。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已出版的简编本却一直未能译成中文。除去专业研究人员外，我国一般公众知道只是李约瑟的大名和《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名，而对于李约瑟笔下所描绘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全貌却知之甚少。
　　新世纪伊始，上海人民出版社秉承一贯襄助学术的大家风范，在许多出版社追逐时尚之时，冷眼向洋，从国外购回五卷简编本的中文版权，并交由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负责翻译，从2001年12月到2003年7月，中文译名为《中华科学文明史》的五卷本陆续问世，使读者终于得窥全璧。

　　古人云“改章难于造篇”，李约瑟的原作内容丰富、取材广泛，以极其广阔的视野全面地论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及其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并提出了诸如“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光辉灿烂为什么后来却未能得到持续发展？”、“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等一系列引人入胜的问题。科林罗南改编的著作能否体现原书的精髓呢？读了《中华科学文明史》我们会发现，该书很好地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并以通俗的风格向人们展示了一副中国古代科学文明的宏伟画卷。其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以通俗易懂、简明扼要的风格勾勒出了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历程。科学孕育、成长、发展于人类的文明之中，中国古代科学也不例外，它在中华文明特定的生长基因中孕育而出，并在其特定的生长空间中成长、发展。改变本以简明扼要的方式把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史同思想发展史、社会经济发展史有机地连缀到一起，这样就使读者很容易看清，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独特轨迹是与其文明发展的独特轨迹密切相关的，它的兴衰沉浮自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
　　其二，把原著的史料、图文进行了重新连缀，在精简的同时，也合理地保留了不少“原典”，这样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到论之成理、言之有据，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一副敦煌千佛洞壁画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线索；《武经总要》中一段有关指南鱼文字的记载是我国很早就使用指南针的历史见证；从都江堰的分水鱼嘴联想到中国古代水利工程的技术水平。这样就把略显深奥的学术著作，改编得深入浅出、有声有色。
　　其三，该书可以看作一次再创作。在李约瑟本人及其他相关合作者的帮助下，作者不仅对原著的一些内容做了修改和更正，而且吸收了原著出版之后二十年来中国文化的史前部分研究和考古发现的新成果。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无论如何它不是《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再次编辑”，“基本上是那部著作的缩写本”。

　　此外还值得一提的是，承担本次翻译任务的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师生（也又少数系外的学者），依托深厚的学术功底，在译成中文时不仅将书中年代、地名错误之类的“硬伤”逐一更正，而且将那些明显不妥的论断在正文页末注释中加以说明；本书的责任编辑更是付出了极为艰巨的劳动，可谓精益求精、锦上添花。
　　《中华科学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关于中国科学文明的 “《五卷书》”，它不仅能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李约瑟所提出的一些引人入胜的问题，也能使我们了解中华科学文明独特的发展历程，象人类发展史上的许多文明一样，在历史的星空中，中华科学文明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一道亮丽的轨迹。

文：施瓦宾（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2年10月　

　　近年来，李约瑟及其所谓的“李约瑟难题”，一次又一次地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赞赏李约瑟的人，当然对他继续表示钦佩。另外也有人援引部分外国学者意见，认为李约瑟的一些观点大有问题，其研究方式已经大大落伍。在“李约瑟之后”，或许是我们应该采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的时候了。

　　余生也晚，是在赞扬李约瑟的背景下长大的。由于生性懒惰，断断续续地把国内翻译的李氏的几大卷《中国科学技术史》看过一遍。总体印象是李约瑟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远非吾侪所能比拟。这次得阅江晓原教授策划、组织翻译的三大卷《<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简明读本》（中译本采《中华科学文明史》之名），又有新的收获。发现自己对于祖先的发明创造岂只是了解有限，实在是无知得很。
　　
　　由此产生了一个推己及人，或许是小人之心的想法：我们究竟对李约瑟的文本有多少了解？李约瑟并不总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一味地在赞扬中国，他其实也指出了中国的许多不足。另一方面，那些认为李约瑟落伍的人，是否真的认真读过李约瑟的东西？如果连消化吸收都没有做到，又如何能谈批判、创新？西方人对中国的傲慢与偏见，是不是不经意地传到了我们的身上？像普林斯顿大学的吉列斯皮（charles Gillespie）教授，自誉为“李约瑟的学术敌人”，并颇以此为傲，他既不懂中文，也不懂中国史，更不是科学家，仅因“李约瑟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出发点”的，就武断地认为，“李约瑟的结论都是不可靠的，因此他没有必要看李约瑟的书”，如果这不是傲慢，也应该算是偏见吧。

　　无论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和之后，人类的知识都与所处的文化密切联系在一起。任何知识，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在其背后都有一张密织的信念网。我们的思维方式也依赖于这张信念网。只有了解了他人的思维方式，才可以进而真正了解其知识结构。李约瑟虽然常被人认为套用了西方的分类标准来处理中国古代的知识，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忘记把这些知识植于中国文化背景当中。

　　在强调实用的中国社会中，科学知识或许并不代表一切，技术和工匠传统可能更为重要。所谓文明是一系列观念的集合。如果不去了解这些观念，只是孤立地谈科学结论，就不可能从本质上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古代中国人很自然地把雷电看作是他们想象出来的两种最奥秘的力量——阴和阳——互相冲突的结果。
　　把天空中的放电现象看成是对朝廷失政或个人恶行的“天谴”。（卷2，248页）
　　比如在谈到中国的“天学”时，他认为：
　　对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科学，因为它是从敬天的“宗教”中产生出来的，是从那种把宇宙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甚至是一个“伦理上的统一体”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这种看法曾使宋代的哲学家们产生出他们那些伟大的有机论思想。（卷2，第73页）
　　这个结论到现在似乎也并不是不能成立。对于中西方天文学的优劣，他是这样认为的：

　　如果说中国的天文学同中国所有的科学一样基本上是属于经验性和观测性的，那么它虽然没有西方天文学那样理论上的成功，但也避开了西方理论上的那种极端和混乱。（卷2，237页）

　　从有关论述可以看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天文学既非随意地拔高，也非盲目地指摘。其观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尤其应该肯定的是，李约瑟对中国古代科学的分析是置于整个社会文化传统下进行的。

　　李约瑟认为：

　　中国天文学在整个科学史上所占的地位，应该比科学史家通常给予它的重要得多。（卷2，237页）

　　但这些论述是很难得到比较保守的科学史学家，如吉列斯皮等人的承认的。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李氏的许多结论是成问题的。李氏在处理一些问题时也有败笔。比如，所谓中国人对“波动理论”比“粒子”更愿意接受的说法，就显得有些牵强。类似的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还会不断地显露出来。


　　必须承认，我没有资格全盘评价李约瑟写的东西。但我要说，评价李约瑟，就必须认真地阅读李约瑟，而且要避免随意或者有意为之的误读。

　　翻译这样的书，绝非易事，因为这里面涉及到许多回译的问题。总体而言，这个译本比较流畅，但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瑕疵。比如，第二册第229页，把Louis Lecomte（1655－1728，法国传教士路易·勒孔特，汉名李明）译成了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第一卷331页又将Indian Philosophy（印度哲学）译成为“印第安哲学”。我宁愿相信这些问题是因为疏忽所致，因为同样的字条在别的册子中又都得到了正确的翻译。但这类问题在这套书中并非罕见，希望再版时能加以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