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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田　松  
出处：博览群书 2006年第4期

　　顾名思义，《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讨论的是公众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问题，在这种关系中，编者强调了两个关键词：理解和信赖。于是又涉及到理解与信赖的关系，当然，又需要讨论为什么要理解，怎样才算理解，为什么要信赖，以及能否信赖……而这样的讨论必然与我们对科学和技术本身的看法相关，当这些看法发生了变化，科学的形象发生了变化，对于上述问题的答案必然随之而变。所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必然是建立在科学哲学、科学史和科学社会学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等理论背景之上的……本书的作者们正是来自不同的学术领域，有着不同的学术背景，有社会学和传播学学者，有从事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的STS学者，还有人不仅从事理论工作，也具体进行着科学传播的实践。
　　在本书中，他们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对象展开：一，公众理解科学；二，与之相关的公民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的调查。
　　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公民科学素养(scientific ULeracy)这两个概念在1990年代初期被介绍到中国。1990年，李大光先后翻译了著名的博德默报告《公众理解科学》和米勒的《美国1990年公众理解科学技术状况调查报告》。米勒对公民科学素养的定义以及美国的调查方式被引入到中国。中国科协很快成立了课题组，并从1992开始进行全国性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
　　但是，国外公众理解科学所由产生的更深厚的背景，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渐被介绍过来，研究性的文章尚属凤毛麟角。同样，我们的五次公民科学素养调查基本上是对美国、欧盟等地同类调查的模仿，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按照我们自己对科学的理解对于调查进行了改造，却并无自己的原初目的。对于国外此类调查的介绍和研究，我们也相对薄弱。而本书则更进一步，它是国外学者对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与态度调查的反思和批判，更具前瞻性。这对处于起步状态的中国科学传播理论和实践研究，是一份重要的营养。
　　1995年底，柏林社会科学研究中心(WZB)组织了一次国际会议，就欧洲公众对技术和科学发展的理解与评价进行了讨论。会后，迪尔克斯和冯·格罗特组织与会学者在参会文章的基础上编写了本书，并于2帕0年出版。
　　本书从科学史、技术史、技术社会学、风险研究、技术评估、风险预知、风险沟通，以及媒体分析等各个角度，对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研究历史、调查方法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和研究。其中既有理论论述，如第九章，耶利：《“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对科学本身进行了哲学和社会学或者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思考；也有实证研究，如第六章，鲍尔：《作为文化指标的“媒体科学”：媒体分析的语境考察》，就媒体上科学的形象对英国报纸进行了抽样研究；还有案例分析，如第十三章，布奇：《一场舆论风暴，英国日报界中的“大爆炸理论”》，以一个物理事件在媒体中的传播以及所产生的公众影响为案例，进行了综合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可以作为中国同类研究的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学者提供很好的借鉴。尤其是实证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可以作为中国科学传播学者针对中国具体问题进行研究的范例。
　　对于本书的核心概念“公众理解科学”，书中很多文章都对“公众”“理解”和“科学”这几个构成部分进行了彻底的解剖。如开篇第一章就是《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直接指向“为什么”的问题。另有如《理解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中的“公众”》《“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是什么意思》等。这种反思不仅表现在理论性的章节中，也表现在实证研究和案例分析中，因为这种反思已经成为各项专门研究的前提。
　　按照通常的观念，公众就是非专家、外行、无知者，需要接受科学知识的雨露滋润。这种想法预设了一个均一的公众概念，同时也预设了公众与科学之间的单向关系。然而，全知全能的专家是不存在的，一个领域的专家到了另一个领域，就成了门外汉，就成了公众。于是怎样定义公众，与“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就具有了相关性。而什么样的科学应该被理解，又涉及更复杂的问题：包括为什么公众要理解科学；某一社区具体的公众到底需要多少科学，需要什么样的科学，需要哪些科学。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遭到了质疑。菲尔特引用利维—乐布隆的话说：“在允许公民使用其投票权或者参加陪审团之前，我们并不需要他是一位宪法或刑法专家，甚至不需要他具有‘业余’知识水平。为什么在涉及技术与科学事务时我们要提出更多的要求?既然民主社会不要求每个人都掌握基本的法律(即文盲也有权利)，为什么要求每个人具有基本的科学素养才能参与决策呢?”(第一章)
　　这个质疑在中国极具现实意义，比如在近两年的怒江争坝事件中，建坝派对于环保人士常用的指责就是，他们不具备专业知识，无权参与决策。又如关于克隆和转基因等问题的争论中，也常常见到这样的言论：公众不具备专业知识，所以不具备发言权。甚至还有人以公众不具备知识为由，剥夺公众的知情权，认为转基因食品不必标签，以免引起公众“不必要的”恐慌。
　　要求公众无条件地信赖科学，只因为科学是真理，这种科学主义现在无疑是行不通的。那么是否公众越理解科学，就越会支持科学，也就是杜兰特所指出的，作为公众理解科学和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缺省配置的“缺失模型”是否成立，本书当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论相当一致：不成立。缺失模型可以表述为“态度”和“知识”具有正相关。皮特斯(第十一章)根据德国某地公众对核能看法的研究中，发现态度与知识的关系是复杂的，而非单调的。有时表现为U形曲线，即知识掌握得越多的人，既有可能越支持核电站，也有可能越反对核电站。
　　那么，公众会为什么会信赖科学，又为什么会怀疑科学?在第九章中，耶利讨论了与科学相关的信赖与判断问题，讨论具有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色彩。耶利指出，科学知识不是纯粹客观的，不但在公众理解科学的过程会存在信赖与判断，在科学知识建立的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内部同样存在信赖与判断问题。在大多数时候，公众相信科学(家)，并非公众理解了科学知识，而是因为科学家具有特殊的意识形态地位。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公众之相信科学，与以往的公众之相信宗教，有着同样的理由。又由于科学共同体事实上已经成为独特的利益集团，那么科学共同体连同科学知识遭到质疑也就是必然的。书中被多次引用的温内对坎布里亚羊事件的调查，就常常被作为这方面的例证。
　　反过来，公众也不可能是完全无知的。本书中讨论了慢性病人的例子，很多病人对于自己的疾病有相当专业的理解，同时又具有医生所没有的亲身感受。这些感受和理解与医生的专业知识有所差异，但也可以相互补充。从这个角度上说，公众与专家之间可以存在互动的双向关系。
　　关于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科学”，很多文章都强调了语境问题，即教科书上的科学、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中间及的科学，都是脱离具体语境的抽象的科学。而公众在现实中接触到的都是具体的科学。比如本书第十章，索勒森等人对于挪威公众节能问题的研究表明，公众会有选择地掌握与节能有关的知识，并且会自己建构出一种模型来。这种模型在科学的意义上是不正确的，但是对于他们所面对的具体问题来说更实用，更容易理解。那么，他们是否一定需要掌握那个“正确的”科学知识呢?
　　此外，即使从未受过科学教育的公众，只要能够生存，就必然会掌握使其能在那个地方生存的知识。这就是地方性知识问题。坎布里亚羊事件研究同样凸显了抽象的科学在解决具体问题上的无能和混乱，强调了地方性知识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地方性知识这个概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很多人利用这个概念为传统文化辩护，帮助传统知识从科学知识那里争夺话语权。考虑泸沽湖边上生活的孩子，他们首先应该掌握的是本地的打鱼打猎种地的知识，熟悉本地的山水、动物和植物，会唱本地的山歌，知道祖辈流传的故事。而牛顿定律对于他的生活，显然没有具体的直接的帮助。然而，一个人如果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即使在地方性知识方面堪称专家，在接受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时，他的成绩甚至也会低于城市幼儿园的孩子。
　　由此可见，在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之中，还隐含着社会单向进化发展的理念：社会是不断发展的，更高的技术水平代表进步，谁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谁就可以进入到先进的行列。这种理念与全球化的现代化理念相一致，但与文化多样性的文明理念相悖。当我们在人类文明模式的背景下考虑“为什么”的问题，又会呈现出全新的层次。
　　在本书第一章，为了回答“为什么”的问题，菲尔特上溯到了科学的大众化活动，分析了二十世纪初期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创建的平民大学。这些大学相当于工人夜校，也得到了开明资产阶级的资助。以往人们关注的往往是这种科学大众化活动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工人掌握了科学，也就是掌握了先进的文化，并获得了进一步就业的机会。但是，菲尔特指出，在这里，资本家同样获得了利益。因为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越来越缺少合格的工人。按照我们熟悉的马克思的说法，这其实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过程。菲尔特引用罗克普洛的观点，指出了科学大众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假如认为现代社会是专家至上的，那么掌控日益复杂的环境所必需的知识，就会在掌握它的人手中被改造成一种凌驾于人之上的权力意识和现实力量。按照这种逻辑，知识的转移并不一定对那些拥有知识的人有利。”
　　按照这种理解，科学和技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会成为一种力量，加速对工人的剥削。而只有掌握了这种技术的工人，才有可能被剥削。科学大众化以及传统科普中隐含的线性社会发展观常常会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如果所有人都掌握了先进的科学和技术，所有人都可以进入先进的行列，于是整个社会就进步了。这个幻觉对于个人是成立的，现实世界中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前些年名声很响的打工女皇，从一个打工妹成为国际跨国公司的主管人员。但是，这样的例子永远是个别的。个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进入到上一个阶层，社会下层不可能整体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上一个阶层。
　　实际上，今天我们讨论文明模式问题，不仅仅在理念层面考虑文化多样性与现代化的矛盾问题。还要考虑一个现实的背景，即地球有限，单向的线性发展是不可能的。如果人类文明有一个限度，那么，科学和技术不能改变这个限度，反而会加速人类到达这个限度。当然，这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在书中并没有讨论。
　　由于本书是多位作者各自表述的一个集成，所以各个章节之间也存在观念上的不一致，非常有趣的是，本书的序言所表现的理念与大部分作者南辕北辙。序言作者，老一代科学传播学者诺尔一纽曼希望：“我们必须找到某种方法来恢复公众对科学权威的信赖”，而她认为本书会有利于实现这个愿望，这恐怕是缘木求鱼了。
　　总的来说，本书对于公众理解科学以及公民科学素养的概念是一个颠覆。与之相关联的公众与科学、技术的关系问题，理解与信赖问题，都给出了新的回答。本书对于中国学界来说，不仅是很好的营养，也具有相当的冲击力。
　　下面谈谈本书的翻译。首先对于某些具体翻译原则加以说明。
　　*鉴于中文“科技”一词具有歧义(严格来说，英文并无一词与之直接对应，书中有过techoscience一词，但只出现了一次。且此词在英文语境中极为生僻，远不如“科技”在中文语境中的平常)，因而本书一般不使用这个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不译为“科技”，而视上下文关系，译为“科学和技术”或者“科学与技术”，不做统一。当然，这会导致一些在汉语中看起来比较别扭的说法，如说“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而不说“公众理解科技”。
　　*本书中，understanding和attitude常常并列，常有public understanding and atti-tude to(00 science之类的表述，严格来说，应该译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态度”。但是在长句中，会非常别扭，所以有时简化为“公众的科学理解和态度”，也会有“公众的科学理解”和“公众的科学态度”之类不大合乎中文习惯的表述。相信读者能够理解。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以往常译为“科学普及”或者“科普”，但是由于“科普”一词在中文语境中已经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故译为“科学的大众化”。
　　*英文understanding和perception有相近的意思，有些文章会同时出现public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和public perception of science的说法，为表示区别，有时将后者译“感受”、“领会”、“认知”等，也有时不加区分，均译为“理解”。
　　*书中涉及若干在国内学界尚无统一译法的术语。比如science(and teehnolo·sy)studies，刘华杰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元堪”，盛晓明主张译为“科学(技术)论”，曾国屏主张译为“科学(技术)学”，潘涛曾提出“原究”的译法。本书一般采用刘华杰的译法，偶尔借鉴潘涛的译法。不勉强与本丛书其他译者的译法取得统一。另如context，刘华杰采用“与境”，本书采用“语境”。亦然。
　　*参考文献不译。文献的本意是帮助读者检索原文，如果译成中文，有意检索的读者还要回译成英文，而回译是难以与原文吻合的。另外，能够利用文献的读者应该已经具备阅读原文的能力。故一律不译。同理，正文中括号内的人名因指向文献，亦不译。
　　*很多人名只在文献和脚注中出现，也不译。
　　*索引按照英文排序。索引最直接的功用是使读者能够根据关键词，查找出该词在书中的位置。作为译著，其关键词首先是原文，而非中文。就如perception，根据不同的语境可以翻译成“感受”、“领会”和“理解”，如按中文排序，则变成三个词。另外，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比如同样是阅读北大科学传播丛书，本书和其它著作所讨论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但是同一个关键词，不同译者可能采用不同译法。如果我希望了解某一主题在另一本书中作何讨论，自然希望从英文查起。如按中文检索，已有固定译法的如science尚易检索，若是新词，又不知道该译者的译法，则无从查起。

——读《在理解与信赖之间》
文：蒋劲松
出处：民主与科学 2006年第1期　

　　自从“五四”以来，国人常以科学和民主并举，因为二者都是现代性中最重要的价值，也是相对来说我国比较稀缺的资源。所以，近百年来这二者至少在口头上赢得了国人普遍的推崇。然而两者之间的关系却非常复杂，不仅各有各的适用范围，不可越界使用；而且两者也有交会之所，有时也会出现紧张和冲突，需要我们认真协调处理。
　　一方面，科学事业作为现代社会动用大量社会资源的活动，涉及到公民的利益分配和平衡，必须要受到相应的民主调控和制约。不能以科学天然合理的名义，自外于民主政治的管理。对此，笔者在本刊2005年第6期“民主社会中科学的社会控制”一文中已有简要论述。另一方面，在科学技术举足轻重的现代社会中，民主决策和管理现在虽然具有不可质疑的政治正确性（PC），也必须在相关参与者正确理解科学以及运作规律的条件下，才具有实际的可操作性，科学传播便成为民主社会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了。
　　从启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西方乃至全球的进步思潮都是与科学的价值携手并进的。当年伏尔泰真诚地认为，只要法国人民都能理解并接受牛顿力学，那么就再也不会为暴君和教士所愚弄欺骗。就连学究气很浓的逻辑经验主义运动，也把科学文化普及当作是改造社会，争取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在中国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后来能够在旧中国流行的各种思潮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坚定不疑地推崇科学价值。在极左路线甚嚣尘上的年代，广大科学工作者在努力减少错误思潮影响上比起其它群体的贡献更大。例如北京大学物理系的右派比例出奇之高，就体现了科学文化所包含的求真务实精神在抵制错误思潮方面的独特贡献。这也是今天为何有一些老学者如此动情和执著地捍卫科学主义的真正思想根源。这种思路简要概括起来就是：科学成就民主。
　　然而自从20世纪中叶以来，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影响日益复杂化，科学与民主的关系也随之越来越复杂了。例如，核武器的使用与核竞赛对人类和平乃至生存的巨大威胁，以DDT为代表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使人们认识到科学并非只会带来福音。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以及“疯牛病”事件等，让人们忽然意识到，科学家的信誓旦旦的保证也未必那么可靠。基因改造和克隆技术所引发的相关伦理问题更是触动了普通公众深层的信仰和情感。科学家的舞弊作伪、不端行为的不断曝光，让科学家的公众形象越来越糟。例如在好莱坞的科幻片中充斥着妄图控制世界的科学狂人，科学拨款不再像过去那样容易得到民众的慷慨支持。甚至科学实验室也成为狂热分子袭击的对象。反科学思潮风起云涌，科学事业受到了威胁。
　　对此，科学家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一方面，在科学家内部兴起了科学和平运动，反思和强调科学家的社会责任问题，部分科学家开始认识到科学研究的目标在必要时应该为人类社会的总体利益让步，甚至出现为了防范可能有的风险主动限制科学研究的范例（阿西洛马会议）。而在面对公众的层面上，科学家和政府开始关注公众对于科学的态度，希望通过与公众交流，树立科学的正面形象，从而获得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社会界面。这就是所谓“公众理解科学”的相关运动、社会调查和学术研究的初衷。
　　显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主的压力使然。因为只有公众对科学认可，拨款要求在国会才能够顺利通过。例如，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用心普及航天知识，其目的就是为了博取公众的好感，从而保证其相关拨款申请顺利过关。从此可以看出，民主的社会环境是保证科学传播和普及的良好保证，也是保证人民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的可靠机制。而我们常常抱怨国内有关科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对于科学普及不够重视，但是往往却忽视了从民主机制上探讨深层原因。
　　虽然“公众理解科学”运动已经开始关注公众的意见，而且强调公众不仅要理解相关科学知识，还要理解科学活动的过程以及科学的局限性等等。然而，它早期在很大程度上却依赖于所谓“缺失模型”的基本假定：公众对科学的疑虑和批评来自于相关知识的缺乏，一旦理解之后，科学的权威性就会恢复，公众就重新信赖科学。
　　在此模型中，虽然公众的态度受到了重视，但却仍然维持着科学天然合理正确的神话。公众仅仅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科学传播过程是科学知识从科学共同体向公众的单向流动过程。公众对科学的态度是由其知识所决定的，仅仅涉及到认知的维度，而不涉及利益和批判的政治维度。然而这一普遍流行的模型，却被实证的调查数据所否定：人们发现，公众对科学了解越多，对某项具体的科学活动以及应用却有可能越不信任。
　　1995年柏林社会研究科学中心组织召开了国际学术会议，研究欧洲公众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理解和态度，最终形成了论文集《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其涉及面很广，几乎涵盖了有关科学传播的各个方面，研究的角度也涉及哲学、历史、社会学、人类学、媒体和文化研究等各个学科，但其焦点还是对“缺失模型”进行全面反思。
　　学者们指出：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公众理解科学”运动背后复杂的政治动机和利益压力，必须要深入分析和批判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所谓“公众”，并非铁板一块的外行和无知者，而是高度多样化的群体，他们其中也包括专业之外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不仅是科学知识的接受者和消费者，也是科学知识的共同塑造和主动建构者。“科学”知识和公众们所拥有的其他形态知识一样，都是地方性知识，都是高度依赖于语境的，因此科学知识的传播同时也是公众们对外来知识“驯化”的过程。所谓“理解”，不仅意味着公众对抽象、普遍知识的接受，对科学家共同体权威的信赖，还包括了对科学知识局限性的认识，对科学研究过程以及科学知识应用后果的政治影响的批判和怀疑。
　　因此，与“缺失模型”所假定的不同，科学传播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众、科学共同体、产业界和政府等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民主互动的多向建构过程。民众所表现出来某种程度的对科学技术的批判和抵触态度，不能简单地都认为是非理性和知识缺乏的表现，它常常是民众在科学知识的生产以及应用过程中所涉及的知情、利益、风险问题上捍卫自身权利的表现，是民主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从科学与民主关系的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民主地参与科学利用的过程。
　　本书对“缺失模型”的反思和批评，对于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具有极强的启发价值。回想起笔者本人所参加的中国科协2003-2004年组织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课题。整个课题组工作的不言自明的前提假设恰恰就是这种在学界已经饱受批评的“缺失模型”。笔者的课题草案中 “科学技术是双刃剑”的说法，虽然早已是学界公认的常识，甚至已有陈词滥调之感，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成文。我国科普界意识之落后，可见一斑。因此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重新评价相关工作的质量与价值，对于进一步促进我国科学传播事业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和促进。
　　不仅如此，它对于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样也具有借鉴意义。清华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孙立平认为中国已经进入了利益博弈的时代。各个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纷纷采取各种手段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刚刚过去的2005年中，关于怒江电站以及相关的敬畏自然讨论，实际上就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开放的、公众参与的讨论是民主社会解决利益冲突的基本手段。
　　然而，总是有人要以科学的名义反对普通公众参与讨论并表达自己的要求，希望通过科学知识的门槛来排除普通公众，让相关问题成为少数专家和权势集团的禁脔。他们相信，所有对于电站等异议，都是由于公众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所致，一旦他们掌握了必要的科学知识，就会消除掉所有的意见分歧。这种典型的“缺失模型”的观点，其危害在于往往无视科学知识本身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以及科学应用的复杂性，以真理唯一性的名义来维持一言堂的存在，将不同群体的利益博弈和协商的政治过程伪装成客观化的科学判断过程，这样草根阶层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诉求往往就会在科学的旗号下被牺牲掉。
　　因此，最近几年国内科学传播界的相关学术争论，就不仅仅是如何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和路线问题，而是科学技术相关的决策活动中是否以及如何坚持民主原则和完善民主体制的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在理解与信赖之间》的翻译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文：李大光

　　好像是在2001年，当我在科普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每年送来的订书目录中有一本书的书名引起我的注意，这本书就是“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The Publ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我很快就买到了这本书，并且，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它一直是我案头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很早时候就想，如果能够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就好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范姐慧眼识珠，田松老弟带人翻译了此书，这是科学传播界的一件大事。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出现了“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一词。这个词主要是指科学家向公众传播科学的惊人成就和给人类带来的益处。“科学大众化”是要使科学家团体的学术地位不受伤害，经费得到保证，科学的特权地位得到维护。

　　1960年代，蕾切尔·卡逊发表《寂静的春天》，揭示了DDT潜在的危险；1970－1980年代，国际两大阵营的竞争导致核武器的大规模发展；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漏事件，使得科学家在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大打折扣；1990年代：英国的“疯牛病”事件和食品技术引发了公众对科学作用的怀疑；生物技术的临床应用和转基因食品对公众的信仰产生了冲击；科学家的剽窃、作假的事件不断被揭露……可以说，从二战后兴起，到1980年代达到高潮的“公众理解科学”运动一方面也许提高了科学的地位，但也使科学家担心科学大众化会使科学和社会的关系变得紧张。科学家希望，在科学的传播过程中，既要实现科学的民主化，又要保持科学的权威性——但这并不容易实现。事实上，科学团体希望让公众对科学家团体持支持态度，保持科学知识的文化特权地位的想法受到了挑战。

　　学者们发现，教科书（text book）式的科学普及使得公众面对海量的科学发展的信息，但却呈现出对科学的态度的缺失，例如：对转基因技术和层出不穷的新技术的缺乏理解造成公众的非理性态度的出现，对未知事实的缺乏理解导致对科学的敌意或者新迷信的产生。在这一背景下，世界各国开展了对公众的科学素养的调查。英国历史学家约翰·杜兰特（John Durant）认为，科学素养至少由三方面组成：1、科学知识；2、科学的研究方式；3、科学对推动社会发展是如何起作用的。政治学者乔恩·米勒（Jon D. Miller）在197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维度：1、理解科学基本术语和基本观点；2、理解科学的基本研究过程；3、理解科学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而布赖恩·温（Brian Wynne）在1992年认为，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应该包括：1、科学知识的正规内容（formal content）；2、科学方法和研究过程；3、科学和技术的学科构成、经费支持、组织与控制。他们认为，公众不但有权了解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在民主社会中，公众作为纳税人要知道科学产品的产出过程。

　　“公众理解科学”的概念进入中国大约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笔者在1990年翻译鲍默爵士1985年发表的“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报告的时候，国人对这个概念还十分陌生；当时，编辑将标题改为了“科普到了社会各界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刻”。从那时开始直至今天，许多人仍然对这个术语的翻译和概念持反对的态度。乔恩·米勒1990年的《美国公众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和态度》报告翻译进来的时候也引起很大争议，“公众科学素养”一词至今仍然受到很多人反对。但不管这样，“科学普及”或者“公众理解科学”的问题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从1992年起，中国对国人的科学素养进行了5次调查，每次的调查结果都被媒体广泛报道，并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但是，必须承认，我们辛辛苦苦进行了这么多年的调查，其数据不仅不能得到国际关注，而且国人也仅仅关注调查得到的一两个数据，而未理会调查报告中其他的重要数据和发现。经过思考，我发现，其实我们在引进科学素养的概念的时候，并没有完整地理解科学素养的涵义。我们引入西方的评价体系来测度本国公民的科学素养水平，并借此来猜测我们科普工作的成效，其实是大有问题的。

　　《在理解与信赖之间：公众、科学与技术》一书重点讨论了“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公民科学素养和科学态度的调查。在讨论中，该书的编者强调了两个关键词：理解和信赖。这里有一系列的问题：公众为什么要理解科学，怎样才算理解科学？公众为什么要信赖科学，以及能否信赖科学？公众理解了科学是否就能信赖科学？……对这些问题的追问能够加深我们对“公众理解科学”的理解，同时也极具现实意义——对于“怒江争坝事件”、“转基因之争”等，公众应相信谁的话，信赖哪些信息和观点呢？

　　因此，无论是为了了解西方“公众理解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还是进行我国“公众理解科学”问题的研究，《在理解和信赖之间》都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