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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钮卫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9月

上海西部淀山湖畔有个“东方绿舟”主题公园，园内有条“知识大道”，道旁竖立着不少古今中外知识名人的塑像。其中一尊塑像说的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事：哥伦布昂首挺胸地站立在一艘帆船上，左手平举前指，寓意新大陆就在前方，右手提到腰际，手中紧握着的赫然是一架单筒折射望远镜！

我们知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首次航行始于１４９２年８月３日。又按照科学史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直到１６０８年某个荷兰眼镜商才在无意中发明了望远镜这种玩具，１６０９年伽利略听说了荷兰人的发明，亲手制作了望远镜并用来观测天空。所以从科学史常识来判断，１５世纪末的哥伦布不可能携带一架１７世纪初才被发明的望远镜去航行。

但是，且慢！有一位叫做罗伯特·坦普尔的英国人写了一本《水晶太阳之谜：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的书，书中陈述的观点对上述的教科书常识提出了挑战。坦普尔认为，望远镜技术是４６００多年前的古埃及人就早已经掌握的技术；古希腊人、古不列颠人也都用望远镜研究过月亮；古代文明世界曾经掌握了与制造望远镜相关的高超光学技术。

面对如此惊人和具有挑战性的一个观点，让人要么把它当做纯粹的天方夜谭而置之不理，要么得仔仔细细地看看这本书中提供了什么样的证据、进行了怎样的论证来支持这一观点。我采取了后一种态度。

人们常说“惊人的主张要求惊人的证据”，那么坦普尔提供了什么样的惊人证据来支持他的惊人主张的呢？《水晶太阳之谜》中译本为大３２开本５２４页共６０万字，看来作者坦普尔似乎有足够的篇幅来提供翔实的证据，进行严密的论证。全书共分成四篇。第一篇“实物证据”只有一章，讲述了由考古学家莱亚德于１８４９年在古亚述首都迦拉的一个王宫发掘出来的一块水晶镜片，作者主要从文献调查和实物考察两方面论证莱亚德镜片是一块实实在在的光学透镜。第二篇“文本的证据”共四章，从文献乃至文字考据入手证明古代世界用于点火、放大诸功能的光学透镜是普遍存在的。第三篇“古代的传说”共三章，分析了古代文献中跟光学有关的一些记载，跟第三篇的差别可能在于这些分析的推测性更大一些。第四篇“由来”也只有一章，但篇幅很长，主要围绕古埃及金字塔展开论述，认为如果古埃及人不使用精密的光学仪器，是不可能造出金字塔的。

确实，首先应该承认在《水晶太阳之谜》一书中，作者展示了宽广的视野和渊博的学识，书中的论述涉及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乃至古代中国等等多个古文明中被发掘出来的实物和传世的文献。作者在各种古代文献之间游走自如，还动辄进行跨语种的文字训诂研究，让一般读者只能望“文”兴叹。似乎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文本的学术性，书的每章后面附了篇幅不小的注释，给出了正文中相关讨论的文献出处或进一步解释，有的注释一条的篇幅就超过一整页。

但是，这些实物和文献证据是不是真的惊人呢？也许这个问题该留给有关的专家去判断。我作为非专家读下来却有这样的感觉：惊人的不是那些证据，而是作者的释读和推理。譬如被作为“实物证据”着重论述的莱亚德镜片，它似乎不是那么惊人的，因为对它此前已有不少讨论，有不少学者认为它是一种水晶装饰，也有不少学者包括发现者莱亚德本人认为这是一块镜片。作者的惊人之处在于要从与莱亚德镜片相类似的一些镜片出发，推断古代必定存在了望远镜。他的典型推理方式是这样的，“既然我们知道有成百上千的古代镜片留存下来，人类历史上在伽利略时代以前难道真的没有人想过：如果我同时通过两枚镜片观察会出现什么情况呢？”（１１９页）

这种以反问代替推理的做法在全书可谓随处可见。如作者从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的看法“银河不单是一团光，而是由难以计数的小星组成”，就推定“如果他没有用望远镜看得真切一些，他怎么能作这样肯定的推断呢？”（１８０页）又譬如作者认为古埃及人能制造望远镜的论证之一是，“难道我们能认为有能力建造卡纳克５００码长的宏大石头光学装置的人不能制造用于光学测量的、以茴香管作镜筒的小型手持望远镜吗？”（３２０页）

因此，这本书虽然引述了大量的文献，也有学术的外表，但是推理的过程和要表达的观点是不那么令人信服的。除了前述的反问式推理之外，作者在书中的其他一些做法，也都让这本书透出一股浓郁的“民科”气息。譬如书中每每见到夸张的表述，如“在法国以外，很少有人还知道布丰的名字”（１９３页），但其实布丰和他的《昆虫记》知道的人不在少数。又譬如作者喜欢自抬身价，书中数次提到作者与一些名人的交往，如与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一起喝酒，到《２００１》摄影棚去与著名导演斯坦利·库勃里克聊天，称自己是李约瑟的同事，等等。喜欢挑战专家和权威的意见也是较典型的民科特征，如在解读希腊哲学家菲洛劳斯的宇宙中心发光体时，作者认为“这个问题的专家根本起不了什么指导作用”（２６１页）。在埃及学问题上，作者声称：“埃及学学者没有能力充当古埃及任何科学领域的唯一权威。”（３９１页）

或许，我是从根本上误读了《水晶太阳之谜》，看来这不是一本需要严肃对待的学术著作。我想这至少没有误解出版者的意图，因为从书的包装可以体会到出版者意在向读者提供一本相关话题的娱乐性读物。中译本的书名也在有意强调这种娱乐性，“谜”、“宇宙奥义”这样的字眼并不见于英文原书名。

然而，望远镜是人类哪个年代的发明？古代文明有没有可能制造望远镜？这些并不是不可以严肃讨论的话题。所以，假如这本书在推理方式和论述风格上做些调整，剔除掉一些不相干的叙述，譬如对作者本人遇见死去的母亲和表姐的灵魂向他传递信息的情节的绘声绘色的描述（２３４～２３５页），然后按照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规范来写作，不只靠联想来填补证据与结论之间的缺环，那么它还是可以在学术史上占据一席之地的。

文：吴燕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9月

　　据说美国广告界有一句十分著名的口号：不做总统，就做广告人。信心满满，才情飞扬，让人听了眼前就会浮现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在读到《水晶太阳之谜》的时候想起这句话，不是因为这本书出自总统或广告人之手，而是因为我想借用这个句式来描绘我对此书作者的印象——“不当侦探，就写侦探小说”。我说的是罗伯特·坦普尔，他来自英国。与史上最牛的大侦探福尔摩斯生活在大抵相同的经纬线之间。请别误会。坦普尔的主业既不是侦探，也不是侦探小说作家。他是鼓捣历史的，或者换句话说，他是在故纸堆里探案的人。

　　还是言归正传吧。

　　刚看到《水晶太阳之谜》这个书名的时候，我在心里先就激灵了一下，再看副标题“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便愈发激灵得厉害了。但转念再想又觉得自己很有点小人之心，仅仅因为标题中出现了诸如“水晶太阳”“失落”“宇宙奥义”这样的关键词，就对一本书产生先入为主的偏见，这实在不应该是一个大多数时候会自以为有头脑的人干的事。深刻地反省过之后，我坐下来开始看书。虽然北京的伏天儿着实难熬，但好在这本书虽是头绪众多，却线条清楚，十分好读。

　　英国历史哲学家沃尔什曾有言，“没有一个历史学家可能叙述过去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哪怕是在他所选择的研究范围之内；所有的人都必须选择某种事实作为特殊的重点，而把其他的统统略去……每一个历史学家显然都把一组利害、信仰和价值——它们显然对他所认为是重要的东西有着某种影响——带到了他的研究里面来”。透过带有明显个人特征的“镜片”观照其择定的历史，这几乎是历史学者无法逃脱的宿命。而在《水晶太阳之谜》中，作者坦普尔选择的这一特殊的重点是镜片——当然，这是简单的概括性说法，具体来说就是光学技术在古代的应用。在他看来，这是一段被大多数主流历史学者有意忽略掉的历史，而他想要做的就是透过自己观察历史的“镜片”，来重新审视镜片的历史。这句话有点绕，所以我需要重新表述如下：尽管许多人认为，光学技术的应用开始于近代，但在坦普尔看来，这个年代其实更早，在很早很早的古代，光学技术已然被掌握和应用了。为了支持自己的结论，坦普尔找出450余种古代光学手工产品作证据，还翻出古代的著作，逐条逐句地分析其可能的涵义以作旁证。

　　坦普尔在普林尼的著作中找到证据，古罗马的尼禄皇帝是个近视眼，并且为了更清楚地观看角斗士而用一个绿色的翡翠凹透镜来改善视力；他发现古罗马时代迦太基人在作战中已经使用了望远镜，而现代通常的看法是，望远镜产生于17世纪初；他从古希腊学者的著作中寻章摘句，试图解开“水晶太阳”为何物。

　　纵观全书，它很难被归入严格的历史学著作。因为书中时不常会出现“可能”“或许可以”这样的字眼，每每令人读到时颇有些揪心。但是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舍得付出时间与精力东奔西走，翻阅古代文献，观察古代器物，这样的举动已足够令那些心不在焉的历史学者自感相形见绌了吧。而我很看好这本书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它所具有的启发性。在我看来，如果一本书能为读者的兴趣打开一个缺口，并以这缺口为起点任思绪驰骋的话，那么这本书无论如何都是值得一读的。

　　我这么说当然不是平地起风，因为当我读着这本书的时候忽然想起了克莱顿小说《重返中世纪》中的一段情节：考古学家们有一天从中世纪遗址的发掘现场找到了一个光学镜片，正是这件无论如何也不该出现在那儿的物件让那群考古学家们意识到他们的教授出事儿了。这么一走神儿之下，我忍不住开始浮想联翩起来：也许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史中，镜片所扮演的角色并不仅仅是修正或增强视力那么简单，大约它还承载着更多文化的非物质的意义，大约当坦普尔观察那些镜片的时候心里也会这么想，大约……然后我忽然意识到，我和坦普尔同学居然有着相同的爱好：信马由缰地推测与琢磨。于是我决定以一个推测来结束我的文章：对于喜欢信马由缰地推测与琢磨的人来说，如果愿意放弃钟情的历史而选择去当侦探或是写侦探小说，多半能做得更出彩儿，有朝一日真成了个辣手神探也未可知。我这么认为，但是不知道坦同学怎么想。

文：□江晓原　■刘兵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8月   

    □对于英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记性好的中国读者应该不陌生。十多年前，他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中国科学技术史精华》被译成中文出版，那本小书尽管被李约瑟赞许为是对“《中国科学技术史》进行了精彩的提炼”，也被一些国内人士向青少年推荐，实际上书中颇多穿凿附会之处。从那本书中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坦普尔写作风格的端倪——这种风格到了《水晶太阳之谜》中就被极度地发扬光大了。这种风格我觉得不妨称之为“渊博而多情的夸张”。在这本《水晶太阳之谜》中，我明显感觉到某种“民科”的味道(书的副标题“现代人失落的宇宙奥义”也加强了这种感觉)，不过即便如此，我认为此书还是堪称“民科”中的上乘之作。不知你的感觉如何？

    ■其实，当我们商定这次要谈这本书时，我想谈的话题，本来也与你的想法类似。不过，我倒是首先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在这本书中，是从什么地方看出了“民科”的味道呢？这本书所讲的主题，都是西方古代的事，也与你研究的方向部分有关，对此，你应该是很有发言权的。

    □首先这是一种感觉——我浏览此书时就有这种感觉，及至开始阅读，这种感觉就更明显了。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收集了不少“民科”色彩的(甚至是伪科学色彩的)畅销书。这些书都有一些常见的共同之处:比如，喜欢异调独弹，发表主流学术共同体不愿接受的学说——这些学说通常在主流学术共同体愿意研讨的领域之外。又如，在叙述自己的发现时，不愿意循序渐进，先叙述证据和理由，而是先要将自己的惊世之说宣示出来，并在假定了这种惊世之说为真的前提下，来叙述自己的理由。再如，列举大量“证据”，但是将这些“证据”和自己要证明的论点联系起来时，则经常借助于假想、推测、联想、类比等等手法。我觉得《水晶太阳之谜》就完全符合上述特征。

    ■你讲的“民科”的特征已经很详细了。具体到这本书，它所要提出的几个核心观点，用我们时下流行的“创新”说，倒是颇有“创新”性，例如像古埃及、古希腊就已有望远镜等。但重要的是，恰恰是关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作者并没有给出直接的证据，因为只根据一些图片，那本是可以有许多种解释方式的。除了上述特征之外，也许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特点，那就是“民科”的自我表扬，或者说，是在身份上和贡献级别上的自我拔高。例如，在此书的特别致谢中，提到他在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作了关于本书主旨的演讲，而且是“在中国的首次披露”。其实上，那只是在我负责的科学技术史课上的一些讲课而已。当然，我也同意你的说法，即此书在“民科”类的写作中，是上乘之作。至少，在形式上，它还保留了学术著作的规范，如引文等，不过这也恰恰说明，当我们只注意著作的形式，甚至只会以数字数，数册数的方式来考核学术成果，而忽略了更重要、更实质的学术内容时，会是如何的荒谬。说到这里，我想向你再提一个问题。与本书相比，中国国内的那些“民科”著作又有什么不同呢？或者说，其实许多国内出版的有时也被当作“学术”著作的东西，也是有着很强的“民科”特色呢！

    □其实国内的许多所谓的“学术著作”，比某些“民科”还要不如。因为有些“民科”虽然追求的目标不对，遵循的路径不对，但至少还有某种“真情”在(哪怕只是为了写一本畅销书)，而学术界为了应付量化考核炮制出来的那些学术泡沫，虽然追求的目标不错，遵循的路径不错，却至多只是重复而已(有的还是剽窃抄袭)，而且语言乏味，催眠特效，毫无“真情”可言。这使我想起明末冯梦龙在《山歌》序中说的话:“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剥冯之句，我们也许可以说，“但有假学术，无假‘民科’”？回到这本《水晶太阳之谜》上来，虽然“民科”色彩浓烈，但作者还是有一些“真情”在的，所以我说他是“渊博而多情的夸张”。至于和国内的“民科”著作相比，则坦普尔至少在学术包装上，在旁征博引的技巧上，明显更胜一筹。

    ■站在一种宽容、多元的立场，我们确实可以对“民科”们的那种执着、热情甚至献身持一种赞赏的态度，相形之下，也为我们许多所谓的正统学术在功利化追求下的平庸而痛惜。这也像我在选择学生时的一个标准，即以往已经掌握了多少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对于学术和学术的热情和热爱更重要，因为如果有了后者，前者尚可补救，但倘无后者，有良好的知识也难以做出好的成果。当然，在有了这种“民科”的热情与热爱的同时，如果再能够有规范的学术意识，那就非常理想了。我与这本书的作者还打过一点交道，也从其他渠道了解了一些有关背景。他在谈吐中也表现出一种“民科”风格。他对自己那本本属“茶余饭后休闲读物”(这是某位国外学者的说法)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的学术价值和教育价值极为强调，更对于像教育部等有关单位对该书的推介津津乐道(参见《水晶太阳之谜》的“献辞”，也表现了作者的一种立场和姿态，表现出他对于官本位体制而非学术共同体认可的特殊偏爱)，甚至想要所有的中国中小学生都去读那本书——幸好没有真的这样。

    □看来我们从几方面作出的判断都相互吻合。不过，我倒想特别指出一点，即我并不认为此书是“坏书”，相反，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出这样一本“民科”中的上乘之作，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关键在于读者怎么去读。在这个问题上，我相信绝大多数读者会有明智的判断。所以我完全赞成出版社出版此书。

    ■是的。正如我们在前面讨论的，此书比那些只为应付考核或追求学术之外的目的、在形式上符合学术规范而实质上毫无新意的“学术著作”，要更为有趣些，有其存在的价值，包括娱乐价值。只是，我们当然还要区分不同　类型的书，因为毕竟更重要的是做那种既符合学术规范，又不“民科”，真正有学术意义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