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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基因專家現在才開始解讀我們的DNA紀錄，但他們已經發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故事：所有世人都是約十五萬年前生活在東非的一名婦女的苗裔。而且，DNA研究已經能夠追蹤現代人類走出非洲散布到世界各地的足跡。
　　
　　過去，各族裔不斷想知道彼此有無關連，基因研究現在証實，所有人類都彼此相連。無論是強盛的漢人、在各地殖民的歐洲人、散布全球猶太人還是獵羚羊的布希人，全部都是同一人類家庭的成員。
　　
　　過去有些人認為，不同族群之間有根本的生物差異，他們相信不同族群之間的侵略性、宗性和發明能力不可能是後天學習的結果，一定和遺傳基因有關。但遺傳學研究証明事實不然，不同族群之間的關係太密切了，他們只在最表面的地方有差別，文化差異並不來自我們的生物性，而與個人累積的經驗有關。
　　
　　本書探索五個廣大區域的基因故事，包括非洲(含中東)、亞洲、澳洲、歐洲和美洲，以及人種高度融合的夏威夷，追蹤地區內的現代人類從最初出現到現在的歷史，也追蹤了語言的起源和分化，告訴我們人類如何變成今天我們看到的不同種族和民族。

文：西闪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6年10月
　　
　　1939年，德国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在对北京猿人头盖骨进行研究后，提出北京猿人是最早的食人族。他认为周口店曾经同时生存着两类猿人，一类人头脑发达，另一类四肢发达却头脑简单，后者实际上是前者的猎物。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是因为在全面负责北京猿人的发掘研究工作中时，他发现数颗北京猿人头骨顶骨表面，或留有多处凿痕，或留有切痕，似乎是遭到尖锐物打击所致。并且他还发现，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动物化石，躯干骨和四肢骨都是多于头骨，但北京猿人却恰恰相反。发掘出的北京猿人头盖骨，头颅面部和底部的骨骼没有多少，却有较多的头盖部分。他认为从结构上说，人的颅骨主要由前面的面颅和后上方的脑颅组成，而北京猿人都只剩下了头盖骨，绝对不正常。因此他推测，北京猿人将同类脆弱的面部砸碎，取食脑髓，最后只留下了坚硬的头盖骨。

　　1941年，北京猿人头盖骨遗失，魏敦瑞终止了研究。对于魏敦瑞的结论，中国学者们一致反对，至今仍然。可以想象，他们是多么愤怒。

　　与之有关的是，1999年，西方科学家们论证了欧洲古人类尼安德特人曾发生过食人现象。2003年，美英科学家又发现，世界各地不同种族的DNA样本中，还有抗食人基因，表明“人吃人”现象可能曾经是人类祖先的一种习俗。而现代人普遍拥有这种基因，说明我们的祖先确实可能有吃人的习惯。

　　其实人吃人的事情晚近发生得并不少。在中国的历史中，“人相食”、“易子而食”的记载比比皆是。为什么一说到北京猿人是食人族，中国的古人类学者们的反驳就会如此高度一致？似乎他们的反驳已经立论严密，牢不可破。

　　这并不是中国的学者们达成的惟一的高度共识。在《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一书中，作者史蒂夫·奥尔森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学者们几乎所有都奉信人类多地区起源学说，他们坚定地认为，现代中国人是北京猿人演进而来的，而不是像国际学术界公认的那样起源于十多万年前的非洲。这些人全然不顾多地区起源学说已经被大量的证据证明是站不住脚的，这些证据中就包括基因研究。而基因告诉我们，现在地球上所有的人都是源于走出非洲的人类(现代人)。大约6.5万年前，一部分现代人沿着亚洲南部的海岸到达澳洲，而从澳洲向北迁徙到东亚，那已经晚至4万年前。这些现代人就是中国人的祖先。而像北京猿人这样的人属种类的确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但是在与现代人的竞争中，其他人属，包括北京猿人被淘汰掉了，并没有后代存续下来。

　　奥尔森肯定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学者都那么一致地坚持多地区起源论。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热爱科学的西方学者都不能理解。他们不明白，中国的学者，无论是自然科学家还是人文学者，他们必须，并且首先要热爱“历史”，哪怕这“历史”和最不撒谎的基因也有着根本的冲突。他们并不惧怕背叛科学，他们怕的是被“历史”抛弃。

　　《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也是历史，是奥尔森这类热爱科学的人改写的一部人类历史。在这部历史中，他通过基因告诉我们，无论西班牙人还是中国人，无论白人黑人，只是在最表面的地方有差别。基因研究还证实，人们之间的联系极其密切，并且几乎可以肯定有着同一个祖先。

　　当然，奥尔森的历史休想在中国的学者中间得到广泛的共鸣，因为谁都清楚，我们是例外的，我们的祖先是一块遗失的头盖骨，或者黄帝。

文：陈蓉霞
出处：文汇报 2006年9月

    我们从哪里来？这个问题虽不实用，但却有趣。多少神话故事的开头就是拿它说起。不过如今我们已无须再借助神话的想象力，因为科学正在给出清晰的说法。根据传统考古学的观点，人类的祖先约在150万年前左右出现于非洲，后来它们逐渐向外迁移，其中一支到达亚洲，并在华北平原留下遗迹，那就是我们蒙古人种的祖先——北京猿人，它们生活于50万年前左右，已能用火。而生活于欧洲及中东一带的尼安德特人就是欧洲人种的祖先。如此说来，人种的分化至少有几十万年的历史。

    但正在崛起的分子遗传学却对此观点形成挑战。DNA测试技术已为“我们从哪里来”这一问题勾绘出了一幅大致轮廓，《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就是对此的生动介绍。根据分子遗传学家的说法，人类细胞体内线粒体的DNA排序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女人，这就是所谓的“线粒体夏娃”。初闻这一结论，你或许会大吃一惊，现今地球上所有人都来自同一个母亲，这怎么可能？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逻辑推论：我及其我的兄弟姐妹体内的线粒体来自我们的母亲(精子细胞在受精时不提供线粒体)，母亲来自我们的外婆……越是往上追溯，我们祖先的人数就越是少，理由很简单，能生育的女性，她的后代只要能存活下来，数目必定大于或至少等于一，这就意味着，后代数必定要多于祖先数。往上追溯的结果，从数学上来说，越来越少必定会趋向极限，那就是一。结论就是现代人最早只有一个母亲。但自然科学毕竟不同于数学，逻辑只是构成它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里的充分条件由分子遗传学的证据所提供，即人类体内线粒体DNA的排序及变异情况。由此遗传学家推算出线粒体夏娃生存于15万年前左右。这就是说，现代人的直接祖先大致源于那个年代，活动地点是在东非一带。

    曾与现代人同时生存的，就是人类的旁系——直立人，如尼安德特人和北京猿人。它们当时可能多达一百万人，而那时现代人只有两万人左右。尼安德特人于三万年前仍生存在地球上，它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中东一带曾有过接触。尼安德特人会使用火，会制造较为复杂的工具，捕猎大型动物，知道如何收藏食物过冬，更重要的是，它们有某种习俗来埋藏死人，表明它们已有对死亡的思考。这就是说，尼安德特人在很多特征上都应属于“人”的范畴。但它们确实不是现代人的直接祖先。不过有一个问题耐人寻味：现代人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有过交配行为么？既然这两类“人”如此相近且又有相同的活动年代和地点。分子遗传学家对此问题紧追不舍，对DNA的追踪测序对比表明，现代人的DNA特征与尼安德特人没有相关性，结论是这两类“人”之间没有直接血缘关系。考虑到现代男人的乱交性，这一现象倒是颇费思量。本书给出种种猜测，读者可自行判断。

    尼安德特人绝种了，它们就此成为进化谱系上的盲枝。取而代之的是后起之秀的现代人祖先。为何会发生这一现象？根据已有资料，或许可做如下推测：现代人的祖先凭借某种优势把它们的旁亲赶至更为恶劣的地区，使它们难以生存。计算机仿真显示，只要尼安德特人的死亡率比现代人高一点点，它们就有可能在一千年之内绝种。在我看来，若确是如此，那么尼安德特人的绝种倒是印证了达尔文的理论：同类个体的竞争尤为激烈。伴随着现代人的崛起，最先遭殃的正是我们最近的旁系，因为我们习性相近，所需要的生存资源也就最为相近。还有一个现象也值得讨论，与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的祖先究竟是占据了何种优势才成为最后的赢家？本书给出的看法是，尼安德特人不笨，但他们似乎只会利用自己的聪慧过眼下的日子，未发展出赖以传达惊奇感觉、适应和创造的语言。证据是它们在五千个世代中都制造同样的刮削器和矛尖。与之可作对照的是，现代人的祖先，已知道把兽骨和兽角按照预先构想的设计制成不同形状的工具。于是，这些工具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具特色，正因为变化多端，才有革新进步的可能。看来现代人的崭新特质在于，我们在学习新事物方面有独特的能力和意愿，我们是世上最具求知欲望的生物。考古发现表明，3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仿制现代人的工具，显然它们有学习能力，但它们的致命缺陷在于，仅有模仿而无创新能力，于是，一旦面临旗鼓相当的对手，未免招架不住。尼安德特人的绝种尽管发生在远古，但却依旧让我震惊，不是为它们的逝去而痛惜，而是为当下我们的命运而警觉。若是我们这个民族也失去求知创新能力，而只会一味模仿呢？

    同样有证据表明，北京猿人与现存的蒙古人种没有直接血缘关系，发现这一证据的是一位在美国的上海留学生，在此能读到中国学者的工作令人倍感亲切。现代人的祖先大约10万至6.5万年前左右才走出非洲，而更早走出非洲的那批远古直立人，当它们与现代人祖先遭遇时都相继走向绝灭，现代人种的分化也就在这段时期。因而种族的烙印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深远；但与此同时，血缘的纽带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大。中东的战火令我们想到，几万年前还是同一个母亲的子民，如今的相煎却是如此之急。

    一部人类基因的历史地图，不仅告诉我们许多好玩的事情，同时也告知我们许多实用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