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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徐德芳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2月

　　毫无疑问，天文学是一切自然科学中最受关注的一项。它不仅是近现代科学的发端之学，也是破解人类根本谜团的重要工具。

　　观测宇宙，则是这一学科的基础。《宇宙新视野》就是一本多波段展示宇宙容貌的“影集”。在不长的篇幅里，作者提供了观察太阳系、恒星世界、恒星演化、星系、宇宙的种种方法，不仅是文字的描绘，也有照片的直观和模拟图的阐释。而在全书的开端，作者大篇幅介绍了当代天文学的新兴观测手段。

　　最早的天文观测依赖于可见光。仰望头顶的星空，琐碎的星光为早期观测者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天文数据。他们依据这些简单的光点计算出主要天体的运行状态。随着近现代光学的发展，天体物理学家逐渐从简单的星光中解析出更多的信息。他们从中看到了恒星的温度和化学成分，看到了恒星的运行速度与方向，甚至自转速度与磁场强度。对宇宙的观测终于从可见光扩展到了不可见波段。随着大型射电望远镜计划的启动和空间轨道观测台的使用，人类对宇宙的观测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很明显，只有看得更多，才能知道得更多，这是《宇宙新视野》一书为我们提供的基本思路，也是近现代天文学发展的实际路程。

　　尽管在古代中国，天文学研究者们也曾经留下了丰富的观测记录，提供了无数令人拍案称奇的天文学个案，但由于观测手段的限制，再加上与古代政治活动关系太过密切，中国古代天文学出现停滞不前甚至发生倒退的情况，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宇宙新视野》一书为解释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道路，提供了一种“新视野”。

　　古代中国的天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服务于农业生产的。但事实上“七曜”的运行与农业活动的直接关系并不密切。实际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多半凭借农民的个人经验而非天文历算。学者江晓原即撰文论述古代中国天文学家确定太阳位置的技巧落后古希腊十数个世纪，而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不均匀性的掌握，也落后古巴比伦人一千年以上。

　　中国古代的天文学以军国星占作为第一义，更多地是服务于古代政治活动。

　　也由于受到古代政治活动的影响，古代中国天文观测活动存在许多问题。很多见于史传的天文记录，事实上并未发生，许多重要、易于观测的天文奇观却未入史笔。以象征“圣王出世”的五星会聚为例，汉以后史志中记五星会聚13次，其中8次五星分别在太阳的两侧，5次则跨度过大，无法“会聚”。相反，历史上两次肉眼可见的、甚为壮观的会聚天象，却因为分别处于汉吕后、唐韦后的专权时期而隐之不记。

　　可见，对于古代中国的天文学研究者来说，实际的天文观测并非最重要的业务活动，向相应的掌权者提供其所需的天象记录才是核心工作。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天文学观测的水平。

　　1610年伽利略在威尼斯出版了《星际使者》（SidereusNuntius）一书，报导了他用望远镜获得的六大发现。尽管据《玉麈新谭》记载，利玛窦1582年抵达中国之时，就携带有望远镜。但由于缺乏精确观测的需要，古代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并未想到将它用于观察星空。

　　这一差异的结果是，到17世纪中叶，明朝廷的官方天文台已经无法准确预报日食这种异常凶险的灾害星象了。于是，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开始被引入中国传统天文学。至清顺治二年（1645年），耶稣会士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获得了清王朝国家天文台的领导权。此后，南怀瑾、戴进贤等西方学者继续在钦天监任职，至1826年高守谦告假回欧，西方传教士领导钦天监超过180年。中国传统天文学终于因为观测手段与实践功用方面的缺陷，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