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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科普作者如想不用专门语言来陈达天文学中的事实，他便会发觉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或者不得不将主题说成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或者进而解释力与运动，而可能使他的读者感到厌烦。本书的著者采取一种折衷的办法来对付这种困难：一方面试图竭力做到使所有读者都能了解而且感兴趣，一方面也加入一些专门的解释——但只当为彻底了解某些事实而不得不为之时才这样做。对于那些不愿彻底了解这些细节的读者，希望你们也能在书中对天文现象的描绘与叙过中得到不少的乐趣。
　　 顾名思义，这是本用通俗语言来解释天文地理知识的科普读物。尽管该书为通俗天文学，但其中也加入了一些专门的解释。书中对天文现象的描绘与叙述形象、生动、直观，读它会让你从中获得不少乐趣。

文：桥东里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2月

　　关于这本《通俗天文学》还有个故事。一九三六年，戴望舒赠诗与金克木，有一段这样写：

　　“记着天狼，海王，大熊……这一大堆，

　　还有它们的成分，它们的方位，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这几句话其实带有规劝的意思在里面。五十二年后，金克木在《一九三六年春，杭州，新诗》里说起此诗，“一九三六年，从春到夏，我在西湖边孤山脚下的俞楼住了大约一百天。这在我是一段既闲暇又忙碌，既空虚又充实的时光。一百天中我译出了一本《通俗天文学》，把稿子托上海曹未风去卖给商务印书馆，在抗战时期出过两版。戴望舒来杭见我译天文学，大为惊异，写出一首《赠克木》，其实是‘嘲克木’。……他刚从上海来，很快就回去，竟像是专程前来把我从天上的科学拉回人间的文学的。”

　　在戴望舒看来，金克木去研究天文学是在浪费他的才能。这显然是文人的偏见，因为我们很难说文学与科学两者孰美。金克木也不大同意这种偏见，虽然当时被拉回了人间的文学，但是他对天文学乃至整个自然科学的爱好却保持了一生。金克木文章的好处，也与他多元的知识结构有大且深的关系。

　　《通俗天文学》的作者乃是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美国人西蒙·纽康，金克木将书译介过来已是出版约半个世纪之后。如今离金克木译书又是时隔七十年，它仍然可以作为我们的合格的天文学入门读物，仍未落后于如今的时代，可见此书生命之久远。好的普及读物是不容易写的，在科学领域尤其如此。一是学问愈发高深，不能深入者亦不能浅出，二是进步愈发迅速，说出的话至少不能在十几年后就显出鄙陋来。照此看来，此书算得上是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谈天体如何运行，谈望远镜(这在那时候可是稀罕的先进玩意)，谈日月星辰，体例恰当，言语简要，已足够勾起少年人的兴趣了——少年是最喜仰看夜空的时节。

　　金克木爱天文令戴望舒感到惊异的事，也从侧面反映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对科学知识与科学精神是不大看得上的。这实在不是一件好事。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要扭转，这种书的读者还要再多些。正如金克木说的，“希望读书人不妨翻阅一下，可能比有些小说还要有趣。”

　　在被拉回人间的文学之前，金克木还译过另一部天文学著作。他在《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里说：“三十年代初期，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一本新书传到中国。这书用通俗文笔描述天象又解释宇宙膨胀学说。不约而同有三个人翻译。一是南京天文台的人，译出书名是《闲话星空》，商务印书馆先出版。一是侯硕之，清华大学电机工程学生。译出书名是《宇宙之大》，开明书店接着出版。第三个是我，照原书名译作《流转的星辰》。本来译出很快，因为初次译书没把握，托人送给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陈遵妫先生审阅。陈先生退回稿时让人告诉我，要赶快送去商务，因为天文台也有人译了。我不了解出版界情况，又将译稿托上海曹未风向商务接洽，以后晚了一步。幸而中华书局接受了，我不算白花工夫。我的译本是到抗战期间中华书局才出版的。”《通俗天文学》现在又重印了，不知道这部《流转的星辰》我们什么时候可以读到。

　　三十年代初是金克木对天文学最感兴趣的时候，这种兴趣还反映到了他的诗里：

　　“天河已转向东西了。

　　牛郎织女也退到西天末去了。

　　天鹅，飞马，白羊，金牛。

　　等天狼，巨狮，天兔，小狗来到时，

　　猎户的肩带和佩刀又该走了。

　　但现在却只有七姊妹紧紧挤成一团，

　　从东方羞涩地走上来。”(《十月之夜》)

　　不过，我觉得金克木的与天文学有关的诗，还要数《通俗天文学》前面的那几句题词写得最好：

　　“宇宙原是个有限的无穷。

　　人类恰好是现实的虚空。

　　只有那无端的数学法则，

　　才统治了自己又统治了一切。”

　　再说几句关于这本《通俗天文学》重印本的话。从十九世纪至今，天文学自然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这些进步的更新内容出版者也请人作了补充，不过我认为这些补充的部分还是作为附录的好。像现在这样以不同的字体颜色区别而直接出现在正文里，既破坏了原文的完整性，也不免令人感到突兀与迷惑，比如在你以为自己看到生于一八三五年的作者在谈论哈勃望远镜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