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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卢周来

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出版及其所引发的争议，曾被不少美欧媒体称之为一个"国际事件"。感谢夏业良先生为汉语读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流畅的中译本。在通读完中译本后，我更理解了美欧媒体上述说法。

（一）

　 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知识语境。这些年，关于全球化及其争议的文献太多了，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几乎都有些麻木。然而，尽管《全球化及其不满》探讨的仍然是这个老话题，但斯蒂格利兹的反叛者的形象注定将使我们再度兴奋起来。
　 首先，斯蒂格利兹扮演了他曾为之服务的利益集团的反叛者角色。他曾经是克林顿政府总统顾问委员会主席，又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直接参与了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国际经济政策决策过程。按理说，即使如他所说，当下的全球化，就是由被市场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指导、同时又代表着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利益的国际组织所操控的全球化，那么，斯蒂格利兹作为政策参与者、知情者以及既得利益者，论常理也应该为这样的全球化提供经济学合法性解释，但他却唱了反调。
　 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斯氏尖锐地指出，美国的全球化政策是由代表选民利益的政客主导，因而它一方面"为了美国的特殊利益"而要求别国开放自己的市场，取消一切资本及贸易阻碍，而另一方面在诸如农产品补贴、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其他领域对发展中国家设置重重壁垒；他更是将批评的茅头对准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为其应该对当下世界范围内诸多发展中国家及转型国家的发展失败负责。在斯氏看来，"IMF实际上成了美国财政部的工具"，它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中国家所作的一切简直就是"阴谋"：第一步是要求私有化，其结果是在削价出售国有资产以及公用事业专营权的过程中，人民积累的巨额财富都到了寡头及跨国公司手中，官员则收取回扣，中饱私囊，企业衰败；第二步是要求资本市场自由化。其结果是在"热钱"的冲击下，一个国家的储备在几小时、几天内可以被抽干。而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为了吸引资金回流，IMF要求这些国家提高利率；而如此之高的利率只能导致本土企业生产利润下降，产品供不应求；此时IMF正好推出第三步：价格市场化。因为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看来，只要放开了价格，厂商就会因为利润的增加而增加产品供应，消费者就会抑制消费，市场从而可以最终解决供求问题。但其真正的结果是，一旦这些国家真正放开了价格，便进入一个物价飞涨阶段，而其中粮食、水以及其他日用品的价格飞涨将使得这些国家进入一个骚乱期；此时，IMF正好可以实施其第四步：以贷款援助相要挟，开出的条件是要求对方降低政府用于援助公用事业开支，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完全的资本市场开放。而这样的结果有利于发达国家及跨国公司，而不利于被援助国的弱势群体与贫困人口。
　 可以说，斯蒂格利兹对全球化的批评，与一般身处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任何左翼经济学家对当下的全球化唱反调的意义不同。因为他来自于拼命鼓吹全球化的阵营，他掌握了这个阵营的第一手的资料。因而，他的言论更有说服力。不仅使得对当下全球化高唱赞歌者不得不面对更多的质问，而且更使得反全球化者得到了目前为止可以说是最有力的证据与支持：这是来自反叛者的言论！
　 其实，斯蒂格利兹不仅仅以此书树立了一个西方世界的反叛者形象，而且更是树立了一个主流经济学世界的反叛者形象。读完全书后，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将斯蒂格利兹的名字及其在美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任职的经历隐去，而将此书中的观点归入任何一个激进左翼经济学家--比如保罗o斯威齐，萨米尔o阿明等--的名下，人们更愿意相信是后者的写作。因为，斯蒂格利兹在主流经济学家界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一个经济学诺奖获得者。而且他所从事的研究据说是将影响未来主流经济学发展的最为激动人心的领域--信息经济学与契约理论。但这本《全球化及其不满》的确是这样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写的。而正是这本书，从文风到观点，都与主流经济学世界如此之不同。观点之不同直不待说。因为斯氏在全书中所批评的，正是建立在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基础之上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也被斯氏贯以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称谓，其极端程度被认为在本质上与"斯大林主义"并无二致。而从文风上看，斯蒂格利兹摒弃了原来的主流经济学著作的一般规范写法，"不像学术论文那样出现许许多多的脚注和引文，取而代之的是，我试图描述我所目睹的事件，并且讲述我所听到的一些故事"。这使得整本书更像是为经济学圈外界所写作的。而正是因此，法新社曾在一篇评论中说，斯蒂格利兹本书对读者的亲和力，将更有助于他成为"反全球化的知识领袖"。

（二）

由此引发我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身处西方世界的主流经济学家，却成了自己阵营的反叛者？
斯蒂格利兹自己所提供的答案是因为他"直接目击了全球化有可能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这些国家的穷人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的确，就在全球化发展最迅速的十几年间，在自由贸易方面有着突飞猛进的非洲被进一步边缘化，成了饥荒、营养不良以及艾滋病肆虐的大陆，普通百姓不仅无法享受西方世界的现代化生活，反而还顺带失去了本民族数千年赖以生存的环境与传统；在南美，巴西与阿根廷被视为美国以及IMF"最好的学生"，而且他们在1980年代也的确经历了一个经济发展迅速时期，但现在，阿根廷却有高达52%的人口生活在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以下，官方失业率上升到23%，包括医院与学校在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全部瘫痪；而在巴西，这个长期被世界视为富庶之国、有着世界人均最高耕地的国家，却出现了为数众多的街头饿毙者。俄罗斯的历程在本书中是一个描述的重点。按斯氏的说法，在接受了IMF推荐的改革方案后，尽管少数富起来的俄罗斯人在欧洲著名的渡假胜地替代了原来出手阔绰的阿拉伯人，但整个国家的贫困人口由原来的2%上升到40%以上，GDP与改革前相比下降了2/3，人均预期寿命下降了3年！
　 但如果是一个身处书斋中的经济学家，而且其接受的又是新古典经济学素养，那么以上种种灾难性现象要么被视而不见，要么完全可以用一句轻巧巧的"市场存在结构性矛盾，而政府又过多地干预了市场"加以解释。但斯蒂格利兹不一样。一方面，他有幸从事的是实际工作，使得他亲眼目睹并亲身体验了这种全球化非人性化的一面；而另一方面，也许更为重要的，他一向是一个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家。"直面现实"是斯蒂格利兹一贯的学术品质，也是其对主流经济学界最大的知识贡献：在新古典经济学中的阿罗--德布勒定理中，信息是完全的而且是免费的，因而市场总能出清；而正是斯蒂格利兹以其真实世界中信息不完全的现实替代了前者的信息完全假设，开拓了信息经济学这样一个全新的领域，而且恢复了人们对市场这样一个常识性认识：在现实世界中，买者不一定能找到卖者！试想，这样一位一贯坚持直面现实的经济学家，又如何能对全球化所带来的现实苦难无动于衷呢？
　 斯蒂格利兹成为主流世界的反叛者还有另外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他做到了经济学家所应该禀持的客观中立立场。我这种说法表面上看来有些近乎悖论：因为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对于激进经济学以及其他左翼经济学的最大的批评是，后者可能因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而丧失了经济学家应有的客观中立态度。而另一方面中，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中，又的确充满了对美国以及IMF的指责，充满了"发展中国家国家要对抗美国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控制"的呼吁。还能说斯蒂格利兹态度是中立的吗？但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二百多年前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曾在《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讲中就尖锐地指出：往往是那些鼓吹排除价值判断的经济学家，在无耻地作着价值判断而不自知。究其原因，对于已发展起来的国家那些经济学家，因为他们的利益已经与本国完全结合在一起，"屁股决定脑袋"，甚至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已经被利益决定了，因而他们还以为自己公正客观；而对于还未发展起来的国家中经济学家，情况更复杂。韦伯说，"全球化会使未发达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得民族国家内部既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说白了，当前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其实也是当下的全球化过程中获利的那小部分人中一分子，因此，他们或者真诚或者伪装出一副价值中立的样子，为全球化鸣锣开道。当然，发展中国家还有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削尖脑袋想挤进西方主流经济学界，惟恐自己的观点与主流不一致，因而也丧失了客观中立的立场。
所以，这个时候，斯蒂格利兹貌似倾向发展中国家及全球化受害者的立场，其实真正是一种客观公正的立场。因为这种立场没有受到他自己所在的利益集团所左右，甚至也没有受到他本人的利益所左右。因为他自己很清楚，这本书的出版只能导致这个世界最强大的政治与学术集团对他的批评与排斥。
　 也正因此，斯蒂格利兹在书中批评了另外一些已被利益化了的经济学家。他说，"真正的科学思辨应该建立在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之上。但令人遗憾的是，相反的情况发生得太频繁了。当学术界涉及政策制订建议方案时，事情就变得政治化，并且开始使证据屈服和适应于那些大权在握者的想法。"

（三）

当然，尽管斯蒂格利兹以一个反叛者形象出现，但还不是一个反全球化运动者。实质上，他看到了全球化可能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惠利的一面，他应该算是一个全球化改良者。他所做的，是主张寻找另外一种可替代的更人性化的全球化方案。
　 法国著名学者苏珊·乔治（Susan George）曾说过："对于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太多人仍然相信撒切尔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没有其它选择），然而，我们应该说TATA（There Are Thousands of alternatives，有几千种选择）。"而斯蒂格利兹在《全球化及其不满》中的确提出了一个相当完满的解决方案：改革全球化的管理方式，使其过程更加民主、公正，更富人性化。为此，他提出，IMF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必须放弃"从特定的经济与社会视野所形成的特定的狭隘思想倾向来思考全球化问题"；全球性机构来帮助参与制订更加公平的规则；改革国际组织的治理方式；提高国际组织以及国际贸易体系的透明度；改革IMF及全球性金融体系；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和平衡贸易的议程；等等。应该承认，斯氏的确推出了一套大型替代方案（Grand alternative）。如果世界真的按这种方案去做，全球化或者真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然而，我本人却是一个悲观者。尽管关于全球正义的话题预期将随着斯蒂格利兹这样的主流反叛者的出现而再度激活，但已被不同利益偏好把持着的世界，相互之间似乎很难有妥协的可能。因而，对于另外的全球化我不抱以指望。爱德华·赛义德在临终前不久一篇文章中说，最令人沮丧的是，面对反人性的全球化，"竟然有那么多人认为这是所能想像的最好的制度。即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平等不仅被视为不见，还被认为是必要；南方国家的环境恶化和贫困化，与跨国公司利润不断增加相比都是区区小事。学校被作为赢利的企业来管理，医院只给能看得起病的人提供服务，没有一个公共机构捍卫弱者、贫困者的利益"。因而，赛义德预言"除非一场新的全球冲突开始"，才有可能扭转目前全球化的趋势。由此看来，斯蒂格利兹在本书中提出的种种促成全球公正的改良性建议，在强大的全球化既得利益者那里，看来也不过是"对牛弹琴"。大概斯蒂格利兹本人也是一个悲观者。据英国《观察家》杂志最近介绍，斯蒂格利兹在反思了全球化的非人性化后，竟然脱口而出："解决这个世界的贫困和危机的办法很简单：消灭剥削者！"这时的斯氏，俨然已经是一个激进左翼以及街头政治鼓动者角色。
　 主流经济学家曾争辩说，资本主义因其可以包容反对派而成为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但如果这种制度竟然将斯蒂格利兹这样的学者都推到了其反面，那么，在我们这个资本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事件"，而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征兆"！

文：赵晓（国家经贸委）

在全人类都向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

在所有的洋人经济学家中，我曾经非常喜欢斯蒂格利茨。喜欢他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者，他的理论研究做得好，不是不学无术的官僚，更不是倚权财而骄的尊者。二者，他有极其丰厚的实践实验，而不是书呆子一类的人物，熟知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决策内幕。三者，他有异端或者说另类的风格，尤其是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他更象是经济学界的堂吉诃德，一个人从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本营中跳出来，跟大风车搏斗，胜负如何不言，智慧与勇猛足以令人佩服。再就是，斯氏尤爱中国。他是个犹太人，多次说过，全世界各大民族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所以他从内心里感激和热爱中国人。
我喜欢斯氏，还因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幸见斯氏。当时，恰好我的一位朋友原斯氏在斯坦福的学生在场，于是将我向斯氏介绍。而斯氏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热情地伸出手来与我握手，快乐善谈。我当时就对这位长了满脸胡子的快乐的犹太学者有了好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斯氏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中国的第二代改革》之后，发表了他著名的《中国的第三代改革》。如同以往，斯氏这次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些思想也都受到当政者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
当然，在相遇斯氏以前，我已经拜读过斯氏的许多论著了。比如，斯氏别出心裁写就的《经济学》，将一般教科书经常分割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部分融为一炉，早在这本当代代表性经济学教材中文版没有面世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就从美国带来英文版并向我们积极推荐阅读过。另外，斯氏从信息经济学而提出的信贷理论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我们宏观组广泛引用。
相比之下，斯氏的国家与政府理论可以说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矫枉过正，纷纷走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时，我却希望寻求更加理性而平衡的思想。为此，我以中国的“抓大放小”为案例，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公共决策效率是如何随着改革开放提高，并且政府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制度转型的意义。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受到斯氏“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协调”思想的启迪。
斯氏的分析手法一流，理论创新也一流，所以没有人怀疑他是顶尖的主流经济学家。但是，另一方面，也许斯氏精力太好，也许是他象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于强势的东西有天生的怀疑，对于弱者有天生的同情（您想起了马克思吗？），他无法老实实的呆在象牙塔做学问。除了担任总统经济顾问，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外，他似乎仍嫌精力过剩，竟能集中十成火力猛轰IMF，放言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订的重要人士，这里面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克、曾任美联诸副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鲁宾以及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费舍尔，一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大名鼎鼎。
读者朋友应该想得到，斯氏这种非正统以及直率批评的风格不仅在保守的中国是忌讳，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犯忌的。因此，尽管斯氏成就卓著，许多年来很多人却并不看好他能拿诺贝尔奖。也正因此，当斯氏棒走2001年诺贝尔奖，我着实吃了一惊：三呼万岁！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能以学术贡献而不以态度品评人，确实还是值得称道。
但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似乎也不能改变斯氏的“造反派”风格。这不，一本新的、号称为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充满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又正式出版了。有多少人受到了他的批评，有多少人会因此日夜不安，有多少人会深怀不满，斯氏又会因此引来多少白眼、非议和攻击？！
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氏看到了的却是其中的“泥淖”。在他看来，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在拥有（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经在第三世界使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在从计划经济向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自己设立的障碍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就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要指望斯氏会不分青红皂白的反对全球化。如果那样做，斯蒂格利茨也就真的彻底的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拜拜了。其实，斯氏也承认全球化的许多好处，但他更多看到的是其中的问题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一旦发现这些弊病与推动全球化的三大组织机构世界银行、IMF以及世界贸易组织脱不了干系时，他变得不依不饶了。这，也许正是他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冲动。
在斯氏看来，本来，成立这些国际组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驱成的。当时，人们总结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发现市场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来调控和协调，以弥补市场不足。可是阴差阳错，这三大组织竟然堕落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教机构（在斯氏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谈不上是市场主义，其“尊重的不是市场，而是政治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不幸纷纷沦为皈依者，进而对全球化造成危害，带来种种不必要的人为代价。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误入歧途？
无需多举证书中的论证和言语，看看斯氏的标题，自可知斯氏矛头所向：“全球化机构的承诺”、“未能兑现的承诺”、“选择的自由？”、“东亚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何把世界全球性崩溃的边缘”、“谁失去了俄罗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其他危害”。
激烈批评国际组织，反思当前全球化之害，斯氏不忘举出全球化中的波兰、中国等在他眼里看来是全球化的另类并给予了赞不绝口的评价，以更显国际组织导向之荒唐。书中的第7章“通向市场的更佳途径”，便盛赞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与“华盛顿共识”提倡的战略不同的可替代战略，而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俄罗斯却以5.6％的速度下降。
读这段论述时，我想起了斯氏的一个经典手势，那就是在许多会议上，只要讲到经济转轨，他都会将两手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字形。斯氏的意思是，下降的手臂代表的是俄罗斯，它在不断地往下走，上升的手臂代表的是中国，它在不断地往上走。至于休克疗法还是渐进的转轨方式好，还用争论吗？
可惜的是，似乎无用争辩的事实在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却依然存在着不屈不挠的争论。比如，萨克斯、杨小凯都在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并批评中国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中去。而对于斯氏所盛赞的中国，中国人自己有许多显然并不满意我们的绩效——无论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惊人的环境损失、能源和资金以及效率损失，还是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正在中国引起许多非议和担忧。
很显然，斯氏关于中国的评价很高，以致太高了。我估计许多中国人都坚不敢受。
斯氏这本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也已经在国际上遭到激烈批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与研究主任肯尼思·罗格夫就委婉而又坚决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认为斯氏学术上是天才，但在政策制订上过于简单，并且过于自信和自夸。他批评，当IMF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时，斯氏却不顾大局象英雄一样在大搞“揭发”，这完全有可能造成当时的信心危机，而斯氏的许多政策建议也未必合符情况。他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斯氏也许正是难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在最近的央视对话节目中，讨论到中国经济过热，斯氏侃侃而谈，建议中国政府放任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对出口征税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让在场的中国经济学家面面相觑、不敢接招。而我以我对于中国经济的多年观察和认识，斯氏对于中国的药方实在太过简单，大可怀疑。
不过，这不妨碍我充满兴趣地读斯氏的这本书，并且考虑其影响。从历史上看，在全人类都有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多年以前是杰出的犹太学者马克思，而这一回我们见识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
马克思当年那样的所思所想以及政策主张，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苍生。斯氏写书立说，相信也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心。但是，回到罗格夫的问题，斯氏的分析和结论究竟是解决方法还是难题的一部分呢？这一点，相信眼下无论如何争不出个是非来的。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了。
中国古语有“一叶而知秋”的说法，而货币主义旗手，当年独扎大营、挑战几乎整个凯恩斯学派的货币弗里德曼则说过另外同样引人深思的一句话：思想的浪潮常是世事的浪潮之先声。苏东变革后，全球化痛痛快快走了十年，但看今日斯氏雄辩滔滔，全球化的浪潮或会进入一个新的时期亦未可知。

文：梁小民（北京工商大学教授）

　　斯蒂格利茨是在中国公众中知名度最高的美国经济学家之一。我对斯蒂格利茨甚为崇敬。他早期对信息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我有所涉猎。他的演讲我也听过，对他的演讲才能敬佩不已。作为《经济学》一书中文本的译者之一，我对他的知识和文风颇为欣赏。然而，读过他的新作《全球化及其不满》之后，我有点失望。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主流经济学家怎么滑到了以发牢骚为基调的“左翼”队伍中？
　　《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是论述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的。斯蒂格利茨提出的许多问题，例如，发展中国家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市场经济之路，应如何渐进式地开放资本市场，全球化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伤害，以及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这些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某些不妥做法等等，确实是相当有意义的。这些问题也确实值得经济学家深入研究以及决策者关注。所以我也认为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
　　让我失望的是这本书的基本倾向。读过之后，我感到，尽管没有明确说明，但作者的观点是反对以市场化、私有化和开放为中心的“华盛顿共识”的。“华盛顿共识”是否正确已经由历史作出结论，而且，这个共识本身也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纵观近代经济史，成功的国家都是走的市场化之路，计划经济国家无一成功者。经济学家也已经从理论上论证了为什么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战后确实有一些发展中国家走上了计划经济之路，可惜他们在经历了无数苦难，交出巨额学费之后，无一成功者。苏东的崩溃以及前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证明了这个历史结论。市场经济必然以私有制为基础，这是西方经济学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致的结论。市场经济改革不能回避产权问题，由市场化得出私有化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过程。
　　50年之前，经济发展应该是自力更生的的封闭式还是大进大出的开放式，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些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提出独立自主的发展经济，不无道理。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由于本国被殖民化的历史而反对开放也可以理解。但这些关于政治或民族情感的考虑并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规律。历史上的发达国家都是在开放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的成功者如韩国、新加坡等也走了同样的路。到今天，无论你拥护也好，反对也好，经济全球化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趋势。发展中国家只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求得发展。“华盛顿共识”中的开放并非空穴来风，或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一厢情愿。
　　斯蒂格利茨一向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中国的改革已是向市场转型，开放正是向全球化靠拢。中国的成功正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逐渐沿着“华盛顿共识”的路子前进的结果。我们可以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也可以对如何实现“华盛顿共识”提出不同的意见，还可以对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有不同的分析，但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华盛顿共识”。
　　我们不否认，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没有摆脱绝对的贫困状态。在斯蒂格利茨看来，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害了他们，是世界银行之类组织的专家对他们错误指导的结果，是市场化和全球化加剧了许多已存在的问题。斯蒂格利茨列举了不少事实，而且也的确是事实。但这些国家贫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市场化全球化，还是本国政治经济政策的失误？纵观那些最贫穷的国家，使他们贫穷的不是市场化或全球化，而是他们国内的政治动荡，根本没有一套适用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制度。这不是市场化或全球化之过，甚至也不能归咎于历史上的殖民化，这是他们自己的过失。当那些政客们热衷于权力，而老百姓又无可奈何时，经济落后能怪罪谁呢？在那种混乱的状态下，无论走什么路，有多少外援，都谈不上经济发展。
　　无论一个国家如何落后，要发展经济只有遵守“华盛顿共识”。只有政府排除阻力走市场化之路，真正保护私人产权，才能从全球化过程中分享利益。市场化和全球化不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过程，是共同富裕的过程——尽管这种共同富裕的实现需要一段时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根本原因是国内政治制度，是国内没有平等的权力，是国内特权阶层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把落后国家贫穷的原因归咎于市场化和全球化是错误的，也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那些反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人，或者是个人利益受到伤害（例如，发达国家反对全球化的那些夕阳产业工人），或者仅仅出于对穷人和弱者的同情（像斯蒂格利茨这样的文人）。但仅仅是一种同情或对市场化和全球化的义愤，根本无助于穷人摆脱贫困状态。
　　在市场化过程中，的确也有一些国家区出现了贫富对立等问题，但这并不能证明市场化不对。打破传统社会的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历史进步，只有经过这种不平等过程才有共同富裕。如果贫富差距太大或长期实现不了共同富裕，那就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是走了权贵资本主义之路，还是制度赋予的平等没有实现。市场化是经济的，但没有民主政治，市场化就会被扭曲。
　　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确也有一些国家出现了问题，如斯蒂格利茨用一整章分析东亚危机。东亚危机的根源并不是全球化，也不是资本市场开放，而是这些国家自身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美国另一位令我敬佩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这些国家发生危机的可能性。这就在于这些国家靠投入增加来发展经济，而不是靠科学与技术的突破。投入型增长是有极限的，突破这一点，危机是迟早的事。游资引入这些国家并不是开放之过。而是这些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引起的经济过热。索罗斯并不是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他只是及时利用了这个机会。用东亚危机来证明全球化和世界银行专家出错误是舍本逐末。
　　我对斯蒂格利茨这种知名经济学家的观点习惯于全盘接受。其实他们与一个不知名的经济学一样，有正确的话，也有错误的话。我对《全球化及其不满》一书的评论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我尊敬斯蒂格利茨，但更尊敬真理。

文：韦森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已成为任何人也躲避不了的一个事实和历史趋势。然而，近些年来，只要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和跨国公司总裁开会的地方，总是有举着反全球化旗帜和标语牌游行示威的人群。但是，这部著作之所以引起诸多非议，并不是因为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有“全球化”这个颇具争议的字眼，而是因为通篇文本充满了斯蒂格利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过去的政策和做法的批评和抨击。甚至可以说，这整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就是清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代表该组织主要经济学信念的“华盛顿共识”的一纸檄文。这样一来，此书一发表，就遭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一些经济学家和高官们的猛烈攻击，就自然是可以理解得了。

　　书开始第一章，斯蒂格利茨就明确指出，尽管最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为稳定世界经济而创建的，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它显然没有完成自己的使命。其原因在于，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国际机构，不但受当今世界上最富裕国家的政府的政策导向所支配，而且也牵系着这些国家中的商业和金融大公司的直接利益，因而它实际上代表着世界上财富和权力中心的意旨。另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深为其以“私有化”、“自由市场”和“财政节俭”三大理论台柱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的强烈信念所支配，并且，圈外人和其他经济学家要改变其观点的机会是很小的，而激怒该组织的领导人并且引起他们采取更加强硬立场的可能性却很大。如果该组织的决策者生气或被激怒了，他们就会推迟其贷款。在这样的经济学信念和政策导向的支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一些国际经济问题上，政策和措施连连失误。于是，印尼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与货币危机，拉美国家的长期经济萧条，像埃塞俄比亚这样的非洲国家的贫困，以及俄罗斯的急进私有化改革的失败，它就均难辞其咎了

　　斯蒂格利茨这部著作的最精彩之处，在于对中国和俄罗斯改革路径及其成败绩效的比较。众所周知，与中国渐进性的改革路径形成显明对比，俄罗斯遵奉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方案和建议，对国有部门进行了急遽的私有化。其结果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保持10％左右年平均增长速度的同时，俄罗斯的GDP却以年平均5.6％的速度急遽下降。在俄罗斯国民经济“总馅饼”规模收缩的同时，它却被越来越不平等地分割着。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在俄罗斯一些城市的大街为众多豪华的奔驰轿车所拥塞时，普通的俄罗斯人所分得的“馅饼”份额却越来越少。结果，在俄罗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急遽上升。

　　为什么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设计和指导的俄罗斯急进改革会失败？斯蒂格利茨认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俄罗斯的那种伪资本主义（ersatz capitalism）并没有为财富的创造和经济增长提供激励，反而为剥夺财产创造了激励”。道理很简单：当一些在过去计划经济时期的高官及其亲友们能在急遽的私有化过程中那么容易地通过盗窃国家资产而变为财富大亨时，他们怎么还要花力气去创造财富呢？由此，斯蒂格利茨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洞识：“如果一个政府是腐败的，私有化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从俄罗斯经济转型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经济学家总结道，缺乏制度性基础结构（如公司治理）的私有化，对经济增长无任何积极效应。

　　读过斯蒂格利茨的这部著作，也许会得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措施及其经济学信念简直是一塌糊涂且一无是处的结论。这是否有欠公允？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难道它对全世界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尽是“帮倒忙”？斯蒂格利茨的这些见解和发现，是出于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正直？还是出自他本人多年来的经济学信念而只见瑕疵？

　　经济学界的业内人士会知道，斯蒂格利茨素来主张政府应该对经济过程进行积极干预，并多年来一直对“自由市场万能论”不断进行理论抨击，因而，他也总喜好把一些主张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为“市场原教旨主义者”（market fundamentalism）。这一思想导向，甚至使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正是因为他这一多年来的思想导向和经济学信念，使他的一些经济学理论不乏商榷之处。譬如，在这部著作第3章，斯蒂格利茨谈到，自由市场原教主义的灵魂，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接着，他指出，“现代经济学的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就是展示在何种意义和何种条件之下，斯密的结论才是正确的”。斯蒂格利茨还追加说，“这些条件是具有高度限制性的”。这“高度限制性”是什么？斯蒂格利茨自己解释道：“只要信息不完备或市场不完全，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完善地运行”。如果细读斯密的《国富论》，再加上能真正理解了哈耶克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的经典名篇，我们就会知道，斯蒂格利茨的这一见解，是一个莫大的误识。道理说来简单：按照斯密与哈耶克的自发市场秩序的原理，情形不是只有具有了“完备信息”和“完全市场”这一高度限制性的条件“看不见的手”才工作，而恰恰是相反，正是因为现实市场中信息的不完备和市场本身的不完全，“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才充分显示出其优越性和效力。

　　这部书并不难懂，但信息量却很大。读过这部书，我们方知道当今世界上原来发生过且正在发生着如此多的事情，原来在发生的诸多事情后面会有这么多故事。这不是一部玄妙抽象的经济学理论著作，但在对当代史实事件的叙述与解说中，它却折射出了经济学家们的巨大理论分歧和观察世界的不同视角。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正在不计经济学家们如何看待和理解它而自发地扩展着。作为一种哈耶克所见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全球化的进程也最终会把不同的经济理论观点泛现出来。没有完美的经济世界，会有完美的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