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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郭青

古典经济学随着斯密的《国富论》在人间诞生。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后渐入天堂，经济学也随之日益艰深。而近日出版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则使其重返人间。

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明确提出研究经济学的目的是“富国裕民”，从而为古典经济学确立了目标和体系；Economics一词初入中国，严复将其译为“计学”，最终国人却采纳了“经济”的译文，其意即为“经世济俗”、“经邦济国”、“治国平天下”。可见，经济学诞生伊始，就是一门社会科学、致用之学。

19世纪60年代，在英国出现了理性的科学与人文理想之争，“人文的文化”与“科学的文化”之对垒由此出现。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及其所发生的巨大影响，科学被视为“自文艺复兴以来欧陆最可爱的传统”，“科学主义”横决，“技术人文主义”应运而生。在人文学、社会学日益科学化的背景下，经济学自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以来，逐渐走上了“数学化”的道路，采取了边沁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背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舍弃了道德、制度、政治、法律等因素，采取了纯科学化的“实证主义”道路。经济学的名称由古典时代的“政治经济学”向现代的“经济学”转换，正是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经济学渐渐脱离现实生活，崖岸自高，遗世独立，单纯为生活而生活，为艺术而艺术，成为象牙塔之学，艺术之宫。

面对这一倾向，许多著名经济学家提出了自己的批判，经济学绝不是数学的奴仆，其内涵不能由数学模型简单代替，经济学不应脱离现实生活，否则就会失去生命力。罗宾斯在其《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这部有影响力的著作中就曾经指出，“在自然科学中，从量过渡到质是很容易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在社会科学中……这种过渡在某些方面几乎是不可能的，并总是伴随着危险与困难……强调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比强调它们的相似，造成的危害要小一些。”哈耶克将这种倾向称为“唯理主义”、“建构论的理性主义”，在其1974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了题为“知识的虚构”的演讲，批评了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从物理学搬用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他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决不能单靠可衡量的资料和论据。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在《伦理与经济学》一书中认为，经济学有两大来源，即伦理学与工程学，伴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伦理学方法的重要性已经被淡化，实证经济学不仅在理论分析中回避了规范分析，而且还忽视了人类复杂的伦理考虑，随着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隔阂的不断加深，现代经济学已出现了严重贫困化现象。

如何将经济学与现实生活相结合，走下神坛重返人间，回到古典经济学的伊甸园？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的《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进行了早期的尝试，由中信出版社在2003年出版的《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是这一方面的又一力作。该书作者戴维·弗里德曼是芝加哥大学的物理学博士，其父为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从作者的背景来看（物理学＋经济学），走上一条经济学数学化的道路也许是顺理成章、事半功倍的选择。然而，作者凭借其敏锐的观察，渊源的家学，除去了经济学神秘的面纱，将其引入了现实生活，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我们周围的大千世界，深入浅出，颇具大家风范。无怪乎《Byte》杂志评论道：“没有人想到，论述经济学的书可以写得如此轻松自如，读来令人赏心悦目，戴维·弗里德曼做到了这一点。”

经济学决不是象牙塔之学，但当其来到人间，我们应该警惕另一种“泛经济论”的倾向——将经济学视为一种统合性学说，试图以一规适万物。在理性多元论的前提下，《弗里德曼的生活经济学》为我们的现实生活提供了一种有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