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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佘江涛  
出处：博览群书 2001.1

　　经济学理论从未像自然科学理论那样,出现过科学哲学家库恩描述的范式完全替代的现象。它们此消彼长,风水轮流。人们只是在接受新的,但从未毁灭旧的。旧的过了数十年,一旦有了现实的契机,又改头换面成了新的,时髦起来。拉卡托斯的方法论就较为符合经济学整个发展的历史轨迹,它强调不同阵营之间的竞争以及由此造成的各流派的兴衰,并允许以前退步的纲领东山再起;而另位科学哲学家劳丹的描述更符合经济学理论的七十年代后的现实,即不同阵营持久性的竞争,许多对手共存于永久的竞争和不断评价的环境中。无论哪个也未得到普遍的接受,也没有遭到普遍的拒绝。经济学的多样化和丰富性就在于没有哪种理论可以处于稳固的状态下被保留下来。经济学永远不会像物理学那样“硬”,经济学家永远穿不上实验室里的白大褂。

　　被誉为1998年西方重要的经济学著作——理查德·布隆克所著的《质疑自由市场经济》(原名直译应为《进步与看不见的手》),既可以从历史的角度视为二战后至七十年代初占主导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的回响,又可以从现实的角度看作是对七十年代后复活了的古典经济学,即节节胜利且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的反诘。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对失业、通货膨胀有着自我修复的能力,对需求和供给有着自我均衡的机制,这种古典经济学的信念自三十年代在经济学界遇到了不断的质疑。连最激进的站在厂商和家庭立场上的市场经济派也不会否认政府在“市场失灵”的时候介入进去,以弥补市场的缺陷。不过,有的经济学家,如凯恩斯、萨缪尔森、罗宾斯、加尔布雷斯,对政府予以相当的信任,并且提出各种方法供政府采纳,以维持经济的高增长,降低失业和通货膨胀率。他们企图以各自的方式建立一种政府有着相当干预力度的市场经济;而像布坎南、弗里德曼、哈耶克就反对把政府的作用看成是无边无际的东西,在他们眼里,政府失灵的成本并非比市场失灵的成本小,因此不断扩展市场的自由放任和同时不断限制政府对市场的介入更为可取。这反映了时下西方在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双重偏爱。有关市场经济的历史争执就是在各种政府干预派和各种自由放任派之间展开的。尽管如此,政府对市场的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学家那里都得到了保留,只是在不同的理论中,它对市场介入的程度和方式有着极大的差异,所受到的限制和约束也大相径庭。

　　布隆克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质疑就宽泛得多,远远超出了政府必须积极有效干预和介入的经济学范畴。他不想在这一历史性的争执中再发表什么高见。经济学对他来说不仅仅是手段,也是一种目的。经济学的范围与政治学、伦理学的范围并无明显的区别。正因为此,他对自由市场经济的质疑必然超出纯粹手段意义上的经济学领域。

　　在布隆克看来,在自由市场经济条件下,自发的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与社会进步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联系,经济增长、效益提高和人类幸福之间的一致性只是乐观主义的假说。如今对个人利益的赞美、最大限度的开放和放松管制、全球贸易自由化使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已经变成了一种神话。在这一神话背后是以下种种事实:

　　经济增长付出的成本比利益增长得更快。这些成本主要是由越来越糟的环境、越来越紧张的社会、越来越不稳定的经济构成的。这些成本的不断提高和生产直接成本的不断降低恰好成反比。

　　自由放任的市场观念将使社会理念崩溃瓦解,人文主义只能以极端的个人主义形式存在下来,对经济增长的追求与人类的道德问题毫不相干。对效率的要求已经支配着我们的社会价值观和人类进步的目标,许多明显的道德问题都屈从于狭隘的经济效益问题。不断加剧的竞争和效率的要求,产生了严重的自恋式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正从个人蔓延到富裕阶级和富国的意识当中。在阅读法国思想大师勒韦尔和其子里卡尔对话录《和尚与哲学家》时,我就深深地感到,西方四百年的最大迷失就在于此。它如此地沉醉于科技、经济的发展之中,以至于越来越淡漠道德问题。经济原则成为了第一原则,而道德、环境、人道、平等的原则成为了人们羞于谈及的摆设。

　　越来越多的非熟练劳动者成为牺牲品,现有的中产阶级也随时将为高科技所舍弃。快速的发展使人们失去了预测、控制和应付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产生自信心的前提。人们的情感、技能、观念无法适应迅捷的变化,变得不安和茫然。这是巨大的心理压力,也是为自由市场经济付出的高额成本之一。

　　经济制度本身对负面压力回避的能力也在减弱。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以至于我们对经济行为可能导致的致命后果,既无预测,更谈不上防范。

　　因此,追逐个人利益、高效率、高增长的自由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的实现。

　　布隆克在此再次回到了凯恩斯,呼吁有理性的政府干预;同时,呼吁强有力的道德框架,呼吁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合作。当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和以上非市场的要求必要平衡得以维持时,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才是可能的。我们要市场,但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否则,我们只是市场的奴隶,而非主人。纯粹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同样是陷阱。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认为,只有同情、仁慈和道德约束才能使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同时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斯密所做的这种良好假设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他对自由市场的详尽描述掩盖了他自己的另一面,这使他历来成为对自由市场加以批评的首选对象。

　　不过布隆克的质疑并没有带来任何形式的一劳永逸。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是强有力的,它不仅不乏具有说服力的理论和大量的信徒,而且它还具有20多年来骄人的战绩,这使它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诱惑和传奇。主张政府干预很可能是冒着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和政府乘机牟取私利的风险,而且政府决策上的错误也会造成高额的,甚至超过自由市场自身失调和修复的成本。对道德和平等的呼吁往往导致人对现实利益追求的消极,损害经济的竞争力和市场的活力。生活的低水平平等状态代替了生活高水平的不平等状态,这最终约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

　　无疑,经济理论此消彼长的历史状态和共同竞争的现状将继续存在下去。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观和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观,将继续作为两极,引发各种经济学派的角逐。自由第一还是平等第一将依然成为经济、政治和道德领域辩论的主题。布隆克建议在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相互合作和个体竞争、平等和自由、有效的干预和适当的放任、公平和效益、公民义务和个人利益之间寻找到平衡点。然而,富人、富裕阶级、富国乐意去寻找这一平衡点,支持这一平衡点吗?从这一点来看,自由市场经济的前景确实令人忧虑。

　　再想把政府逐出经济领域,恢复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只能是重建乌托邦。政治和经济历来是不可分的,在古典经济的时代就是如此,在今天更是这样。关键在于政府应该如何介入经济,介入经济的方式如何得到有效的监控。

　　布隆克此书的价值在于,他不仅要在自由市场经济中坚决地嵌入政府的力量,而且要把对环境、资源、道德、社会合作等更多的非经济因素嵌入进去。因为经济不以自身为目的,也不以极少数人为目的,而是关乎全人类的幸福。

文：陈岩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首先应该肯定地说，林季红将布隆克所著的这本书的原题目《进步与看不见的手》译作《质疑自由市场经济》，是比布隆克本人更准确地表达了布隆克的本意。因为布隆克在这本书中所讲的主旨是亚当·斯密所说的那只利己心的“看不见的手”已经不能很好地促进人类的进步，甚至它所推动的经济增长在阻碍人类的进步；而从布隆克的原题目上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布隆克所关注的是90年代后期富国中的人们的日益增长的悲观主义气氛。他注意到美国人本质上的乐观主义在丧失；美国人那种不断追求进步的梦想在丧失；每个小孩都会比他或他的父母过的更好，社会将一步一步的向前发展，但是现在这个规律已经不在起作用。

真的是这样吗？如果考虑到去年让世人吃惊的“西雅图事件”，即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在西雅图会议期间，一些美国人发起了强烈的抗议活动，这一抗议活动反对全球化，主张一种环境保护主义；再从欧盟中一些国家绿党的广泛兴起和它们活动的日益增多；那么我们也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感觉到布隆克所关注的这种悲观情绪的存在。正象他所指出的，富国的人们对人类进步正在日益缺乏信心，对经济增长感到失望，事实上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发达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对人类进步的保证已经变少了，而且经济增长所付出的巨大的、无法估量的成本却比利益增长的更快，特别是环境的压力日益突出，社会紧张和经济不稳定越来越明显。

但是，布隆克也许没有注意到九十年代的新经济正在给美国带来新的兴奋和自信、在我看来，布隆克所关注的发达国家中的悲观情绪，从1973年二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结束就开始了，是七十年代悲观情绪的延伸，在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的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与布隆克所述相同的对经济增长的失望情绪，也许是由于九十年代新旧经济的冲撞和转化而出现了新的社会紧张和不确定；因此，考虑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正在进入新经济时代，社会的情绪在由悲观向乐观转化，所以布隆克所揭示的现象也许只能称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另类情绪。

布隆克认为他所讲的悲观情绪是由看不见的手所引致的高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所造成的。经济增长中日益增加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使个人追求自身利益与整个社会进步之间建立起毫不含糊的联系的乐观主义假说已经日益受到挑战。

什么是人类的进步?布隆克从心理学、人类进步的哲学、人类进步信仰的历史、科学与技术时代的进步等几个方面对进步进行了大篇幅的探讨，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思想家象孔塞、马克思、杜尔哥、马库塞、卢梭等关于人类进步的见解，可以看到与亚当·斯密的乐观主义不同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悲观主义。但是在这里，幸福是一个无定型的宽泛的概念，幸福的进步不属于分析的范畴，而是属于想象和推测的范畴。人类进步的概念也是一个宽泛的，且有很强的主观性的概念，它是含糊的，布隆克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进步的定义，这样就使得他从进步的角度对亚当·斯密看不见手力量的质疑的可靠性，从逻辑上看是不充分的，而这是可以做的更好一些的。

亚当·斯密提出的“看不见的手”又是怎么不能保证人类进步的？布隆克认为这主要是由于自由市场机制有缺陷，它们包括人们所熟知的对环境的破坏等，市场缺陷使得看不见的手不能把伴随经济增长而带来的环境和社会成本在GDP增长的利益中销掉，这样GDP增长作为福利事业的进步的指标就存在致命的缺陷，即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社会福利一定会提高。

应该指出的是，布隆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新思想，因为对自由市场的质疑，对GDP指标的质疑，这早已有人提过，并且新的指标已经在采用，他对帕累托效率的批评，我国经济学家柳欣已经提出过。不过，他的呼唤是再次提醒人们要为拯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破坏提出新的思路，采取新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