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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文：卢周来
出处：中华读书报 1999年

主流经济学家们乐观主义的情绪据说来源于英国哲学家边沁。边沁将人视为永远追求快乐的机器，由此奠定了主流经济学家们进步史观的传统。这种传统甚至也主宰了以研究与解决第三世界贫困问题为己任的发展经济学家们。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几位先驱人物，鲍尔根本就不相信“贫困与停滞的恶性循环理论”，而认为发展中国家充满了经济的“快速进步”；刘易斯认为，只要有正确的发展计划，发展中国家将很快摆脱贫困；罗斯托、辛格等人则建立了一整套的数学模型，来论证只要条件具备，发展中国家经济将会“起飞”；即使是自称经济学界的“持不同意见者”的赫希曼，也认为通过“不平衡”发展战略，第三世界的贫困现象最终将成为过去。

但冈纳·缪尔达尔是个例外。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一书的开头，他就认为，以往由发达国家经济学家所从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趋于成为‘外交辞令’，有节制，并且通常过于乐观”；而经济学家本不应该盲目地陷入“乐观主义的陷阱”，因为“乐观主义同悲观主义一样，只意味着一种偏见的观点”。作为学者，他本人既不愿意作波特小说中遇事过分乐观的波利安娜，也不作希腊神话的悲观女神卡桑德拉，他应该成为“现实主义，哪怕他因此与自己职业内流行的观点相冲突。”

缪尔达尔的确是这样做的。与其他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家相比，写作《世界贫困的挑战》时的他，无论是研究的依据与研究的方法都更具现实主义特色。首先，他的研究全部建立在深入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之上。为了研究南亚的贫困问题，他在印度、泰国、斯里兰卡等国家呆了几年时间并直接作为联合国人员参与了这些国家的发展进程，尽管在数量经济学上他丝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同时代经济学家——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仅因为“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的精辟分析”，还因为“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但他对发展中国家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料持怀疑的态度，并且公开宣称他不会把他的研究置于这些经验数据上，因此，他广泛接触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贫困阶层的民众，从他们那里获取第一手的丰富的现实，这使得他的研究比罗斯托、刘易斯等人更多地在书斋中把官方统计作为经验数据再导出所谓的“发展模型”这种经院式研究来得更接近真相；其次，正是基于对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事实性的把握，缪尔达尔选择了制度主义的研究方法。缪尔达尔认为，“在发达国家，用纯粹的‘经济术语’——总量概念就业和失业、储蓄、投资及产业，以市场和相当有效的市场为先决条件的需求、供给及价格——进行的分析可能有意义并能得出合理的推论”，“但在不发达国家就不能用这个方法，除非是以让分析离题和严重错误为代价。”因为在这些国家中，“市场根本就不存在或不完全竞争”。更重要的理由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绝不仅仅是纯粹的经济原因，而是政治、经济与文化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必须引入制度研究的方法。体现在他的《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缪尔达尔分析贫困的根源更多地涉及到这些国家的政治建构、宗教文化传统、人口及种族、教育等问题，他还开辟专章谈贪污腐败如何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这也更加符合发展中国家现实状况。

但从现实主义出发的缪尔达尔的结论仍是乐观的。在《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中，他也相信，通过发达国家的经济援助，通过现代化价值观的传播，通过发展中国家彻底的政治变革以及人民自身的努力，贫困问题可以得到克服。正因此，他充满激情地给《世界贫困的挑战》一书安了副标题——“世界反贫困大纲”，并就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一起消除贫困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当然，他结论的乐观主义与主流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相比，前者是以事实与学理为依据的乐观，而后者在缪尔达尔看来是一种先入为主的乐观。

《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是1969年完成的。然而，谁也没有料到，15年后的1984年，当世界银行将缪尔达尔视作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邀请他对自己早期思想进行回顾与评价时，缪尔达尔竟对他早期思想进行了反思。在一篇名为《国际不平等和外国援助的回顾》一文中，缪尔达尔对过去15年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感到失望，认为这些国家实际情况要比官方提供的数据差得多。他说，人民的穷困“现在几乎到处都在加剧，而且走向极端”。他追溯这种情况的根源认为，是“不平等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进步的每一点成果都被“掌握实际权力的上层集团”所瓜分，而下层贫困阶层的“分裂又阻碍了他们为他们共同利益而促进改革的努力”。同时，这些国家贪污贿赂盛行，“政府越来越多地落入富人和权势人物掌握之中”，使得原本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更加刚性化；再加之这些国家本身人口激增，有的还陷入国家之间或国家内部的战争冲突，更使得发展的努力只使少数把持着工业部门的富人受益，而民众却是“日益扩大的贫困”。正是基于此，缪尔达尔对他在《世界反贫困大纲》中所提倡的一个主要观点——发达国家应该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展援助——进行了反思，认为这种给发展中国家大规模工业项目提供各项资金及技术上的支持的所谓“发展援助”，其成果也无一例外的落入了富人的腰包，反倒不如直接给这些国家陷入贫困与灾难的下层民众的“救济援助”效果好。又因为过去15年间的发展援助消费了许多发达国家纳税人的钱，而缪尔达尔认为这与他在《世界反贫困大纲》中不遗余力的鼓吹有关，缪尔达尔甚至在文章的开头就说，这篇文章“是对自己良心上日益加剧的痛苦进行清算”。就这样，号称基于现实主义的乐观主义者的缪尔达尔，竟成了一个悲观主义者。而且这种悲观很彻底，以至于他的同伴赫拉·怀特都认为，“缪尔达尔的看法过分悲观了”。

说“过分悲观”，仍不至于是绝望。距缪尔达尔发表《回顾》一文又15年过去了，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要是这位毕生以追求全人类幸福与公平为己任的学者还活在今天，他心存的一丝侥幸——他仍认为发展中国家只要下决心改革国内政治与经济体制，经济发展仍具备可能性——也会彻底被残酷的真相所泯灭；据联合国1998年一份报告透露，今天世界上最富的3个人，其财富与世界上最穷的48个国家相当；而世界各国原本致力于维护公平所建立起来的所谓“经济安全网”，却彻底地将更多的真正处于绝对贫困的百姓置于网外。世界贫困人口多了，而不是少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就是缪尔达尔《世界反贫困大纲》发表整30年后的世界现实！

其实，乐观也罢，绝望也好，毕竟是经济学家们基于感性的感性或至多基于理性的感性的一种情绪，而要将贫困问题置于形而上层次或者说理性的理性来看待，还是历史学家来得深刻。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就指出，人类的第一巨大进步在极大程度上是有利于少数人而不是有利于最终承担了文明进步费用的多数人，因而，历史在前进，多数人依旧贫困的局面依旧不变。马歇尔·萨林斯则说得更白：贫困并不一定是意味着个人财产的缺乏，世界上最原始的人很少占有什么，但他们并不穷。贫困既不是东西少，也不仅仅是手段与结果之间的一种关系；更重要的是，它是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贫困是一种社会地位。如此说来，贫困是文明世界的发明。由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比冈纳·缪尔达尔更平静地面对这样一个结论：除非连同文明一起消灭，否则，我们将永远消灭不了贫困。或许，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无法摆脱的宿命？！

文：何清涟
出处：读书 1996年第3期

    二十一年以前，和本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共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还有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annar  Myrdal)，他们获奖的理由除了“在货币和经济波动理论上的开创性著作”之外，还由于他们对“经济的、社会的和制度现象的内在依赖性”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精辟分析。哈耶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泰斗，缪尔达尔则是新制度主义学派的始祖。
    缪尔达尔对经济、社会和制度现象之间的关系之所以能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和他长期在政界担任重要职务有关。一九四八年，他出任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这一职务不但有助于他了解欧洲事务，也使他得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访问东南亚诸国，亲眼目睹了这一区域的人民如何在贫穷困苦的边缘艰难求生。此行所见所闻深深震撼了这位经济学家，也决定了他后半生的学术研究取向。一九五八年，缪尔达尔结束他在联合国的任职后，便立即接受二十世纪基金会的资助，对东南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了历经十载的深入调查研究，完成了探讨落后国家贫穷根源的三卷本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Asian  Drama：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Nations)，以及《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The  Challange  of  World  Poverty；A  World  Anti——Poverty  Program  in  Outline)，着重从社会平等出发探讨不发达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切实的解决途径。这些著作问世以后，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被有识者誉为“充满智慧的著作”，随着时日的推移，最后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几乎所有的不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都有过一段非常腐败的时期。在这一段时期，商人和政界要人相互勾结，使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大部分收入和财富装入了他们的腰包。当这些人变富的时候，这些国家的国家机器也已被腐败锈蚀得沉重无比，社会因此面临着政治、意识形态和道德败坏的危险。
    与缪尔达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不管是身处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要么对此缄默不语，要么就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在改革中，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有冲突，二者是鱼和熊掌的关系，要想达到经济发展，必须牺牲社会公正。总之，不平等和越来越大的不平等在一个“发展中国家”是自然而然的事，是改革必须付出的社会代价，并且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这种不平等状况，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缪尔达尔在实地考察了南亚和东南亚的实际情况以后，得出了一个和当时大多数经济学家很不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平等问题在不发达国家中处于中心位置，不平等及其加剧的趋势不但没有促使社会发展，而且事实上已成为对社会发展的限制。只有扭转这一趋势，创造更大的平等，才是加速发展的条件。他指出，认为牺牲社会平等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只不过是一些经济学家和改革者们的假设，而不是事实。如果坚持这一谬误的看法，只会使国家陷入更大的贫困之中。缪尔达尔在分析亚洲不发达国家如印度、泰国、缅甸等的情况时，指出这些国家的共同点是权力渗透了分配领域，腐败现象无所不在，其结果导致了分配的不平等和收入的集中化，最后阻碍了以保护和促进民众利益为目标的有效改革。
    缪尔达尔特别提到，经济学界有一思想特别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使他们能为自己那些不利于中下层人民的政策进行辩护，那就是“生产先于分配”。由于在不发达国家，居于优先地位的是发展，在更大的平等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冲突的想法，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历史进行比较之后得到了支持。西方国家和日本在工业化早期都有过不平等加剧的经历，收入的极大不平等被认为是使储蓄增加和为社会注入动力的必要条件。这种思想被许多不发达国家的统治者用来作为现行政策的挡箭牌。这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从大量事实出发来论证生产虽然是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但它不会使社会自行前进；生产和分配在同一宏观系统中是互相依赖、相辅相成的。只有公平分配的平等改革才富有生产性，不平等只阻碍了不发达国家获得更快发展。他指出：第一，收入的不平等并不是促使储蓄率提高的原因，事实上，不发达国家的富人往往将其收入的大部分花费在奢侈性的消费上，不少富人还携资本外逃。第二，收入的严重不平等使不少人处于很低的生活水准，损害了他们勤奋工作的意愿和能力，结果生产停滞不前，生产率下降。第三，严重的收入集中化由于强烈地阻碍了公众对于发展的参与，从而削弱了国家的凝聚力。由上述事实出发，缪尔达尔得出结论：社会不平等是经济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原因，同时经济不平等又加剧了社会不平等，最终使一个国家很难摆脱贫困。
    认识到腐败在东南亚国家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倒也不是缪尔达尔的独到见解。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也都看到这一点，但对这一现象的价值判断却正好相反。只有缪氏一再强调，研究东南亚社会经济问题而“不将腐败作为严重问题来对待的理由是不恰当的、显然浅薄的或干脆是错误的”，必须把腐败的重要事实包括在对不发达国家发展问题的分析之中。后来发展中国家的现状证明了他的反复强调是正确的。
    缪尔达尔认为，造成东南亚国家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在研究了这些国家的政府行为以后，他指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不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属于“软政权”，普遍表现为：缺乏立法和具体法律的遵守与实施，各级公务人员普遍不遵从交给他们的规章与指令，并且常常和那些他们本应管束其行为的有权势的人们与集团串通一气。在这些国家中，“松弛和随意可以为那些掌握着经济、政治大权的人所利用来谋个人私利。一方面软政权提供的可大量利用的机会当然只供上等阶层任意享用；另一方面即使社会地位相当低下的人也常常找到这样的机会来谋些小利。”在“软政权”这样一个特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结构作用下，义务大多数是在个人之间、家庭之间或不同地位的集团之间的事，而不是出于共同的社会利益。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任何改革，目的虽然设定为公众福利，结果却往往有利于那些有特权的人。由于以上种种因素，在这些不发达国家进行社会改革，建立道德和政治责任，至少和经济改革同样重要。
    与缪尔达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都热衷于自由市场、利益和谐、放任主义、自由贸易与体系静态均衡等理论，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平等”观念早已被人遗忘，理论内容日趋狭窄。缪尔达尔肯定了这样的事实：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满怀着人类的热情，富于同情心，献身于这样一个信条：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与此同时，缪尔达尔还是温和而明确地谴责了他们不愿意支持分配改革，对于民众的需要“显得冷静”。他用良心呼唤着同行注意：政策选择是从价值观前提和对通过运用这些前提获得的事实的了解中推断出来的结果。简言之，所谓价值观就是要在制定每项政策时想到：这一政策使什么人得益？满足的是什么利益？经济学家作为各民族及其政府的计划者和顾问，对现实的政治和正在作出的政策选择产生着影响。从价值观的前提出发研究不发达国家的问题，从根本上是防止对经济、社会和现实政治的研究在事实的确定上变得偏见并因而防止错误的逻辑手段。他一再强调，举凡对经济体制的结构和功能具有重大影响的任何因素，都应当在经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划地自限，将使理论脱离现实，流于追求技术性操作，使经济学失去社会科学的本质。
    缪尔达尔穷毕生精力，研究和关心着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试图将被经济学界淡忘已久的“平等”观念，重新引回经济学理论中，协助不发达国家缓步踏上富裕之途。正是他的努力，才使后来的发展经济学具有人类关怀的精神——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夫人埃娃，蕾玛(Alva  Reimer)，一位荣获一九八二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杰出女性，也和他一样，毕生都在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与世界和平奋斗——他那些充满人类终极关怀精神的著作问世之初，并不被经济学界所理解。正如当时的一位著名学者所言：尽管他开出的药方合情合理，但由于这几本书超前于时代将近二十年，可能要到贫困和富裕国家两者的传统、骄傲、偏见与实践被足够的时间改变以后，才能证明是可以接受的。有幸的是，就在这几本书问世几年以后，世界已经从不发达国家面临的困难中，认识到平等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承认了这位经济学家的卓越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