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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主义作为西方社会的主流思潮对于中国人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许多人观念中的自由主义其实仅仅局限于它作为政治思潮的方面。其实，自由主义是包含了经济、政治，国家与个人、政府与制度的社会思潮。本书详尽的介绍了自由主义的特征，它的政策的基础、它的经济政策、外交政策、自由主义与政党、自由主义的前途诸多方面。作者认为，自由主义是一种比较博大的观念，它表示一种囊括全部社会生活的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选择生产资料私有制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
　　
　　路德维希・冯・米瑟斯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生前曾长期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经济学。《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是米瑟斯于1927年发表的一部著作。该书的原名是《自由主义》，1962年在美国出版英译本，名为《自由与成功的共同富裕》。中译本是我们根据1927年德国耶拿出版社的德文版翻译而成的。

文：何力平
出处：读书 1996年第3期

    最近面世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部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由主义的饶有兴味的著作。本书原名就叫《自由主义》，作者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纯正的自由主义者对私有制的极富理性的辩护。
    自由主义的宗旨是什么？米瑟斯指出：“自由主义完全是一种关于人类相互合作与交流的学说”；“自由主义断言：在实行劳动分工的社会里，人类相互合作的唯一可行的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如果人们因此将自由主义者称为私有制的辩护士，那么，这个称号是恰如其分的。”(第93、61、119页)自由主义思想无疑包含很多内容，但其核心就是主张私有制，了解自由主义如何为私有制辩护，才能根本上了解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者为什么要了解自由主义对私有制的辩护？除了人类大家庭中相互理解、更好合作的需要外，更现实的原因是，其一，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随着祖国统一目标的逐步实现，我们将在日益深入广泛的层面上面对私有制，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不断发展的私营经济？如何对待由此而来的越来越多的“老板”、“款爷”、“富婆”？如何对待他们的豪华甚至奢侈的生活？这一切都需要作理性的思考。其二，从对私有制的认识中反观公有制，自由主义的思想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迪。
    私有制是目的指向，还是手段选择？这是米瑟斯劈头掷给我们的一个问题。米瑟斯反复强调：使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的，“不是使人类和世界普遍幸福这个终极目标”，“自由主义的特色正是在于：它所选择的途径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第214页)看来，自由主义主张私有制是作为一种手段选择。不管这种主张是真诚的还是虚伪的，也不管通过私有制是否真能达到人类和世界普遍幸福的目的，自由主义把私有制看作是手段，使人们多了一种选择的可能。由此引起联想：公有制是目的还是手段？
    制度选择的最高标准是什么？米瑟斯的答案是：能否保证人类劳动的最高效益，并由此指出：“只有私有制和自由经营活动，才能确保人类劳动达到最高的效益。”(第207页)且不论米瑟斯这一断言是否过于绝对，他从保证人类劳动的最快速度和最少消耗来评判制度选择，倒是不失客观。正因为如此，米瑟斯合乎逻辑地提出：一旦自由主义者认为取消私有制能够创造人类劳动的更高效益时，“他们会赞成消灭私有制，而且毫不顾忌这样做是否会损害业主的利益。”(第71页)这道出了一个真理：能够取代私有制的，只能是比私有制有更高劳动效益的制度。这一点从反面告诉我们：公有制必须创造出不低于私有制的劳动效益，来作为自己生命力的证明。
    私有制何以能保证人类劳动的最高效益？米瑟斯在这里触及了市场机制的实质，即：生产者从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出发而对生产经营活动的全力以赴。市场机制的这一实质迫使劳动者和业主都要兢兢业业，也迫使业主必须把他的财产使用到社会最需要的地方去，否则，他就会被别人取而代之，就会不再是财产所有者了。而传统公有制曾经失去了利益关心这一驱动力，其后果历史已昭示明白。那么公有制不可以贯彻市场机制的原则吗？公有制不可以把生产经营也放在利益关心的基础之上吗？事实上，列宁早在本书出版前的一九二四年就明确指出：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借助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依靠从个人利益的关心，依靠经济核算。”(《列宁选集》第4卷第571页)可见，共产主义者早就意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问题。现实促使我们下决心要寻找公有制与市场机制的结合之路，这确实是公有制的生存之路。
    有意思的是，这些毕生为私有制辩护的学者，很长一段时间住在贫民窟最简陋的房子里，没有任何收入，靠很少的一点积蓄勉强生活，却在贫困中为私有制进行辩护。我们并不赞成米瑟斯的所有观点，但我们应当理解他所代表的另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因为只有建立在相互理解的高度理性之上的人类，才能最终结束只有人类才有的大规模的自相摧残，才能有真正高于任何动物种群的人类合作。

也谈《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文：茅于轼
出处：读书 1996年第12期

    在七月中旬参加了一次《自由与繁荣的国度》的读书讨论会，会上我有一个发言。以后又看到了《读书》今年第八期上刊登的蔡晓的文章《一曲自由主义的挽歌》，读后极有感慨，关于什么是自由主义，它对我们有什么价值，亟需澄清。于是成了这篇文字。
    《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出版，距今已有七十个年头。在这七十年中地球上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今天我们重读他的书，看看他在七十年以前所提出的主张和以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米瑟斯思想的重大意义。
    在这七十年中最主要的事件应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平力量战胜了法西斯侵略力量，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的起伏变化。这两件大事使人类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们从这两件重大事件中学到了什么？这些经验教训和米瑟斯的自由主义思想有何关系？这是今天我们讨论这本《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一书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
    计划经济还是自由经济是从本世纪初就开始争论的大题目。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经济大萧条。计划经济的学说甚嚣尘上，以后演变成为全盘公有制的控制经济。世界上近二十亿人口成了这种信仰的牺牲品。几千万人饿死，十几亿人被剥夺了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当人们觉悟之后，幡然悔改，但在返回到米瑟斯指出的自由经济的道路上只有我国比较幸运，别的许多国家继续经受着经济上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煎熬。人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然而可悲的是七十年以后的今天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认清了自由经济的优点和计划经济的缺点。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尤其是人们深信人类可以改造自然，当然更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类自己。自由经济中发生了那么多的问题，盲目竞争，坑蒙拐骗，贫富差距，环境污染，难道不该去管吗？要求管好经济的呼声始终是非常强烈的。这种管经济的想法很自然地容易转化为计划经济的主张。所以我仍怀疑，计划经济对人类仍具有巨大的诱惑力。我们随时随地都有拐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的可能。
    税收、货币、环境、市场秩序等等无疑都是要有人去管的。如果我们能找到一位聪明而正直的人，不但以上这些方面应该让他管，连物价、生产、分配也应该让他去管。有了这么一位万能公正的主管，人们再也用不着为经济生活的各种问题犯愁了。没有人能够否认，一个好的计划经济比自由选择的市场经济更好。可是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怎么能保证我们的计划经济是一个好的计划经济而不是一个糟糕的计划经济呢？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位万能公正的人呢？用什么方法可以鉴别某人是不是达到了那样的水平呢？更不必说如何保证这样的人能被置于领导国民经济的位置上，而不是情况不明决心大的人在那里瞎指挥呢？在现实生活中，两个方案孰优孰劣这种简单的问题都往往难于判别，何况复杂的经济问题呢？自由主义正是考虑到这一现实的困难，所以强调了保留人们选择自由这一极端重要的基本原则，在满足这一原则条件下，经济是应该有管理的。
    米瑟斯的这本书充分阐述了自由主义的主张，和在财产、平等、政府、外交、移民、垄断、议会、政党等方面应该有的政策。它是一本完整的政策声明。但根据后来七十年的经验来看，人们普遍对自由主义有一种深刻的误解。米瑟斯在这本书中并未预见到这一点，因而未能一针见血地把人们的这种误解驳回去。在这本书中，米瑟斯甚至未曾清楚地说明他的这些主张和自由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联系。
    按字面上的理解，自由就是不受拘束，因此自由主义就是人人都可以不受拘束地自由行动的一种主张。这正是一般人从字面上所认识的自由主义。于是自由主义就成了无纪律、无组织、自由散漫的代名词。这实在是对自由主义莫大的曲解。
    诚然，自由主义是要保证每个人都有最大限度的自由。可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每个人的行动有所约束。决不是无约束的自由散漫就可以造就一个对每个人都能保证自由的环境的。所以自由主义不是不要管制，但管制是为了保证每个人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主义强调每个人都应尊重别人的自由，从而使每个人都能享有最充分的自由。和自由主义相对立的一种信念是要使社会得到治理，每个人都要放弃个人自由。同样是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但约束的目的，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而管制主义者看来，经济本来就是要管，不管就要出乱子。在法律理论上与此可以相比拟的两种理论是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前者认为只要法律上没有禁止的，人们都有权去做，这对应于自由主义；后者认为只要法律上没有规定可做的事，做了统统都是违法，这对应于管制主义。
    米瑟斯也反对无政府主义，他明确地指出：“没有强制措施，社会就会面临危险；为了保障人们的和平和合作，必须制定人们共同遵守的规则，必须保留暴力和威慑手段，只有这样才不致使任何人破坏社会秩序。”可见他的主张和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完全是两回事。
    人们对自由主义的误解，从更深的层次看，是混淆了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社会自由，即整体上保证个人的自由。它要求于每个人的，不是只顾自己的自由，而首先是尊重别人的自由。片面的个人自由作为一种主张事实上是行不通的，逻辑上是矛盾的。因为如果每个人都不受约束地自由行动，势必造成个人和个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结果是谁都得不到自由。只有从整体上坚持自由主义，才会有个人的自由。这是自由主义的精髓。
    另一个混淆个人和社会的例子是市场经济中个人追求自利的权利。这个权利是得到承认的，而且正是市场经济之所以充满活力的原因。从计划经济时代否认个人利益到市场经济承认个人利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可是个人追求利益必须承认别人作为个人也有追求利益的权利，而不是只有我才有权追求利益，别人的利益统统都要让路。所以市场经济是每人都尊重别人的利益，从而每人的个人利益能得以实现，如今我们见到的各式各样的市场经济中的毛病绝大部分是不尊重别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造成的。正如对自由的理解，片面从个人自由去想问题，造成了个人之间行动的冲突。
    上面谈的从个人自由出发到社会自由，以及从个人利益出发到社会利益，他们的共同点是什么？正是人与人的地位的平等，这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的基础。在市场上人与人是对称的，平等的，没有任何人处于特殊的地位。市场上任何特权势必破坏市场规则，人的自由和利益将受到特权的侵犯。所以建立市场规则的根本点是建立公平竞争的环境。
    米瑟斯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鲜明地提出：“自由主义是第一个为了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不是为了特殊阶层服务的一种政治倾向。”有人不理解他所赞成的资本主义，以为他一定是维护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然而他在书中写道：“资本家若要发财致富，唯一的途径是像满足他们自身需求一样来改善同胞的物质供应条件。”这一段话听起来不但不像一般人头脑中的资本主义，倒是更像一般人头脑中的社会主义。而在米瑟斯，他头脑中的社会主义只是指公有制，而并不是社会公平、福利和阶级和谐。
    米瑟斯不赞成公有制，因为他认为，公有制“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核算”。他指出：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这种制度不了解商品和劳务在市场上的交换规律，同样也不认识较高级别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本世纪以来微观经济学的最主要的成就，可以说，就是通过严格推导得出的下述结论：供需均衡的价格可以引导资源最有效地配置。而供需均衡价格是生产方追逐利润极大化，消费者追求效用极大化的动机下达到的。换句话说，只有生产方和需求方利益对立的情况下才有均衡价格的出现。在全面公有制情况下，企业是为人民服务的。他的产品价格如果定得太低出现了亏损，这无关紧要，因为人民享受了低价的商品；如果产品价格定得太高出现了盈利，盈利最终上交国家，仍旧用之于民，同样无关紧要。于是价格只起会计记录的作用，不起引导资源配置的作用，这正是我们过去三十年计划经济中曾经出现过的情况。价格混乱使得国民经济失去了参考坐标。无论多聪明的人失去了价格信息就不可能制订出一个正确的经济计划，连一种商品该进口还是该出口都弄不清。我们习惯于生活在一个有价格系统的经济环境中，以致于不觉得这个价格参考坐标的重要性，它实际上左右着人们的一切经济行为，正像我们习惯于生活在地心引力场中，以致于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一样。
    人类必将面临日益枯竭的各种自然资源，同时人的欲望却永远不会满足。因此高效地利用一切资源是人类社会中的水恒课题。克服稀缺性的方法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而经济学给我们指出，均衡价格引导下的资源配置是最有效的。所以克服稀缺性的根本手段是市场机制。试比较一下我们一贯认为的：不断发达的科学技术将提供越来越丰富的产品。究竟是均衡价格和市场机制能克服稀缺性，还是科学技术能克服稀缺性？我认为二者都不可缺。但更根本的还是市场机制。因为市场会激励人们去从事必要的科技研究，研究得到的成果会通过市场中的分工合作而推向应用。或者说，市场本身会推动科技进步。它尤其能防止不能商业化(不能赚钱)的科技发明被广泛采用，因为这一类发明不是节约了社会的稀缺性，而是浪费了稀缺性，不论这种科技发明有多新奇，多巧妙。相反，如果没有市场作为背景，一批由国家分配去做科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申称一项发明是有利于社会的，可是没有人能够判断这项发明是否真正值得推广。这一类的成果鉴定会我们曾开过许多次。可是它的能力远比不上市场的激励效力。
    米瑟斯是一个彻底的、纯粹的、也是极端的自由主义者。因为他彻底且纯粹，所以看不惯任何别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他们都是软弱且缺乏原则性。这样固然有助于将他的理想构建得更能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上根本行不通。例如他对自由移民的态度即使在学理上讲得通，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接受他的迁徙自由的主张。他不畏孤立，不向世俗低头的学术精神值得我们钦佩。他在四十多岁时完成了自由主义的社会构想，在以后的四十多年中又亲眼目睹了希特勒的上台，二次大战的爆发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付诸实施。可是他的许多宝贵思想非但在一九二七年以后很少有人接受，甚至到一九七三年他逝世时仍是曲高和寡。他是在不得志的寂寞中含恨而去。一直到原苏联解体，他死后的十七年，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才重新被人认识。
    米瑟斯之遭遇固然值得同情，但也是他本人的严重缺点所致。他处处批评别人懦弱和妥协。可是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由不妥协且勇敢的人所组成，恐怕造成的纠纷比今天还要多得多。他批评别人缺乏原则性，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像他那样不尊重别人的原则，心目中只有自己的原则，世界上的战争还会更多一些，而且战争一旦打起来，除非一方被消灭，它永远也不会通过妥协而停战。米瑟斯的这种作风，违背了他自己提出来的自由主义的最高原则，即尊重别人的自由。但是我们今天这样指摘米瑟斯，未必真正有理。因为这不是米瑟斯的悲剧，实际上是自由主义自身注定难以成功的悲剧。世界上的专制主义注定是行得通的，只要你有足够的武力。但自由主义要想贯彻，只有当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懂得必须尊重别人的自由，自己的自由才有保证的道理。我想这是我们从米瑟斯一生活动可以得出的最有价值的经验教训。
    　
    一九九六年九月十一日

文：蔡晓
出处：读书 1996年第8期

    知道L·V米瑟斯(Luduig von Mises一八八一——一九七三)的人，主要是把他作为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之一来认识。他出生于奥地利的兰姆贝格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一名铁路工程师。他著述颇丰却一直默默无闻，直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才引起西方世界的注意，而被一些作者称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本世纪一位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一生坚决捍卫了私有制和自由经济制度，反对国家主义，证明社会主义必然走向虚脱。但是，这位毕生维护私有制、鼓吹自由经济制度、反对国家对经济活动任何干预的资本主义辩护士(他很荣幸人们称他为资本主义辩护士)，却在遭受西方知识界的冷落和嘲讽中度过一生。只是在他的门生A·哈耶克于一九七四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时他已命归黄泉。可是，他这位得意门生撰写的《回忆录》中也指摘米瑟斯“太极端”、“太武断”，必须将他作为“反动分子”从运动中开除出去。
    米瑟斯主要的学术生涯是在维也纳和日内瓦度过的。但在维也纳大学一直只是兼职讲师和不拿薪金的副教授。他之所以未能谋求到大学教授职位的主要原因，据A·哈耶克认为，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发动一系列猛烈的批判引起维也纳犹太教公会的极大不满，因而不同意聘用他为大学教授。当米瑟斯一九四○年已年近六旬来到美国时，他的传记作者汉斯·海尔曼·赫柏愤愤不平地写道：“此时，任何一位来自欧洲的三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门徒’都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在美国找到一个体面的科研位置，而米瑟斯——这位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理论家——来到资本主义的美国时，美国的各所大学和知识界对他表示出一种毫不掩饰的、无耻的无情和冷漠。”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美国竟然冷酷地对待一个替自己辩护的忠诚的卫士，怪不得传记作者用了“无耻”这样的字眼来表达忿然之情。似乎合理的结果应该是，资本主义的美国应该拒斥一切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学者，礼遇一切为捍卫私有制而战的学者。可是现实偏偏开了个玩笑。美国所有一流大学都对米瑟斯紧闭大门，好不容易争取到的纽约大学也始终把他视为二三流的教授。他的薪金是由一私人基金会支付，这就意味着米瑟斯为资本主义的美国无报酬地工作到退休，时年八十七岁。
    直到最近，偶然翻阅了米瑟斯一九二七年写成的著作《自由主义》(中文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才算理解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读完这本书后我唯一庆幸的是：世界上除了自由主义的纲领，还有其它纲领和理论同它相抗衡。这种心情恐怕同古典自由主义代表人之一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看了孔德《实证哲学教程》后的心情差不多。我始终以为，自由主义并不是一种坏的主张，而是一帖制衡专制主义暴政的良药。但是，任何好的东西，只要推向极端，试图消灭它的对立面，就会变成极其狰狞、可怖的怪物。一种自认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准则，无疑是专制主义卧榻上的最好伴侣。米瑟斯毕生维护自由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正统性，要清除一切不符合他的标准的“伪自由主义”，那么他的自由主义同专制主义已无分轩轾。作为一名现代的知识分子或学者，其精神是要对现实社会抱适度的怀疑和批判意识。如果没有怀疑的和批判的意识，没有兼容并蓄的博大胸襟(米瑟斯称之为妥协)，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精神，也不会受到历史的尊敬。就像米瑟斯这位为捍卫私有制的纯粹性、捍卫资本主义制度而战斗一生的勇士，却受到资本主义故乡的冷遇。假如将来有一天人们重视米瑟斯，也不会是因为他是名出色的私有制辩护士，正如我们早就不屑一顾亚里士多德为奴隶制合理性所作的滔滔辩词。这终究不是有良心、有远见的学者应该做的工作。
    米瑟斯所设想的自由主义纲领的核心就是资本主义财产私有制。但他很自信，认为这种自由主义不需要借助任何现实的力量，只凭着自己优越的科学性、普遍性便可以在社会广为推行，而一旦完全彻底地推行了自由主义的纲领(幸而没有完全彻底)，则可以保证给社会中的每个人带来极大的富裕，一切的争斗和冲突都可以云消烟散。这就是自由主义允诺的美好前景，尽管他宣称自由主义不同于社会主义，他不给任何人以许诺。作为一名受过专门知识训练的学者，米瑟斯实在不应该不清楚，近现代的自由经济制度正是在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作斗争的血与火中开拓前进，在黑奴和劳工血泪中积攒起资本主义的每一个铜板，在英王查理、法王路易的头颅上建立起自由民主政体。米瑟斯也没有意识到，他之所以能够洋洋洒洒谈论自由主义，是因为有了社会各利益集团、各政党势均力敌这一现实基础。如果社会上只有一种强权，只有老虎和绵羊，就不会有任何自由可言。假如你一定要说这就是自由，那也是强权的自由、老虎的自由，能够毫无顾忌凌辱弱者的自由。而米瑟斯谈的自由主义，恐怕就是这种自由。因为他反对工人建立工会、反对罢工、反对结社、反对最低工资、反对福利政策、反对社会中存在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政党、反对国家对私有企业的干预，总之他反对自由主义赖以建立的根基——现实力量的均衡，以为这样就能有纯粹的自由主义。可惜这样的自由主义就是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正如理性承受不了理性的批判，自由主义本身是承受不了自由主义的穷究。米瑟斯劝告分散、弱小的工人同强大的资本家寻求共同利益，就如要绵羊同老虎寻求共同利益。米瑟斯没有意识到极端自由主义可能使社会力量严重失衡，而现实社会力量的失衡正是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基础。看来A·哈耶克对米瑟斯的评价恰如其分，这种以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实质上的专制主义，只能称为“反动分子”，应该永远开除出(自由主义)运动。米瑟斯还自认为领悟到了以往自由主义者没有领悟的真理；自由主义的光芒之所以没有普照四方，是因为，“一，大多数人不具有逻辑思维能力；其二，对大多数人来说，宁可放弃长远利益而贪图眼前利益。绝大多数人并不具有分析和综观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的能力，而且也不具有敢于牺牲眼前利益，换取全社会共同的长远利益的能力。”对这种真理，总觉得特别眼熟。既然大多数人这么愚昧，看来只有让一小撮独裁统治者或超人成为他们的教主，用自由主义的思想引导他们为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眼前的小利。如果真这样，别说自由与繁荣，恐怕只能堕入黑暗和愚昧。从这一角度说，他所著的《自由主义》中文译为《自由与繁荣的国度》，实在匪夷所思。
    对于这位被称作本世纪最重要经济学家的人物，他的思想是演绎式的。他希望经济学如同数学一样，从一些认为最普遍的公设开始(但米瑟斯不认为是公设，而是一种非假定、先验的真理)推演出他的经济学思想体系。正因为这样，他特别痛恨维也纳大学的同事波普尔，因为正是波普尔断言，任何科学都应该是可以证伪的，否则就不能叫科学，而只能是信仰。因为只有信仰才是不可以证伪的。米瑟斯为了强调他的经济学，最初称它为社会学，但由于他人对这一术语有确定的理解，后又改称为人类行为学。对于米瑟斯用非假设、先验的前提进行推演的方法，应该承认也是建立理论的可行办法。但如果要推到极端，贬斥其它方法为不科学、不可行，只能陷入独断论的泥淖之中。阅读米瑟斯的作品，我总觉得他的逻辑思维依然停留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的水平上。在他的思想中，要么是私有制、要么是公有制，两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为了维护纯粹的私有制，甚至国家对某些经济政策稍加干预也不行。因为根据他的逻辑，只要一旦允许国家对某些经济事务进行干预，那就必然导致国家在整个经济事务领域内的无限权力，最终倾向于接受极权主义的经济计划原则。这就是说，只要允许国家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干预，就会导致国家对公共事务的无限权力，就会出现极权。这种逻辑的荒谬之处不值一驳。这种言论会让人回忆起我国某一时期极“左”的观点：只要让农民开垦自留地搞副业，就会出现小生产，最后就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因此必须维护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看来极“左”人物同米瑟斯之间的思维倒有共同之处，都停留在身心发育处于孩童的不是坏人就是好人的水平。事实上，西方世界在二战后的迅猛发展，混合经济所发挥的“杂交”优势是重要原因之一。国家干预也没发展到极权主义的地步。当然，米瑟斯所了解的干预主义主要是指对工资、价格方面的管制。这只能说明他缺乏想象力和短视。这种逻辑势力和想象力的贫乏还表现在他论证某一问题的方法以及对敌手进行毫无道理的人格污辱。当他论证自由主义要工人们忍受眼前痛苦和不幸，以期待自由主义的灿烂明天时，他举了个以为很妙的例子。他说一位医生为了病人的身体而不许他享用美味菜<SPS=1884>时，任何人都不会愚蠢地骂医生没有为病人着想。同样，工人们也不应该骂自由主义不为工人着想，尽管自由主义允许资本家享受眼前的快乐，而劝工人们忍一忍。当米瑟斯愤慨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位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后来沦落到为社会主义辩护时，他认为是穆勒受妻子的影响而充满了懦弱的妥协精神。对于傅立叶，他索兴认为是位患有严重疾病的精神病人，所有的思想都是从他有问题的大脑杜撰出来。因此，最好的方法是把傅立叶交给精神病医生。既然话说到这种程度，我就很难判断米瑟斯是位严谨的学者，是位具有宽容意识的自由主义者。
    最近一个时期米瑟斯之所以又被西方某些作者推举为保守主义运动及文化运动的知识领袖，主要原因就是他论证了社会主义的不可实行性。尤其当东欧前苏联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之后，更被誉为杰出的预言家，是一位使马克思主义和历史主义受到系统性、甚至是毁灭性批判的人物。那么，他对社会主义的批判的理由是什么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不可能对经济进行核算。在经济生活中，价格核算和利润收益的核算不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还监督并控制着企业家的每一步行动。由于社会主义不具备计算、检算的手段和能力，所以必然形成高支出、低效益的经济系统，因而是不可行的。看来米瑟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正是社会主义运动中极端分子的主张。他们有两个绝对的等式，那就是资本主义＝完全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完全的计划经济。他们都没有预想到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将会有什么样的成果。社会主义企业也完全可以在一个规范的市场中通过供求关系来决定商品价格，通过市场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怎样生产，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的最优配置。有意思的是，米瑟斯之所以不能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知识界所接纳，由于他极端仇视社会主义。而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恐怕也不会很愉快地接受“左”倾的极端分子。
    米瑟斯作为古典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的过渡性人物，从他提出的自由主义纲领那天起就注定他所理解的自由主义的衰落。但现实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却不会衰落，相反，它会同其它思想一起共同走向繁荣。因为现代自由主义早已成为一个庞杂的体系，在政治上强调公民权利，反对等级和特权；经济上强调市场原则，反对国家过度干预；国际贸易上提倡自由贸易，反对关税壁垒；在社会生活中采取多元的态度，承认多种价值观的必要性。正如米瑟斯用伤感的语调说，几乎所有今天自称为自由主义的人，都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已没有多少人信奉纯粹的私有制。也许，米瑟斯是真诚的，他真诚相信私有制的唯一可行性，他捍卫真正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他甚至斥责当代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为社会主义的信徒。但是，无论如何，他的真诚只能化作为一曲挽歌。他将同他心爱的自由主义一起进入坟墓。从米瑟斯一生的际遇可以看到，做为一名学者应该对现实社会抱有最起码的怀疑和批判意识，一种思想只有成为善于不断吸收不同观点的开放体系时，才是生机勃勃、富有生命力的。同样，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只有作为一种开放体系，才能成为充满活力、积极向上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