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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为了回答中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增长模式，应当走一条什么样的工业化道路，而对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进行的研究。本书行文力求平易，使对经济问题感兴趣的一般读者都能理解，书中插入一些专栏，以对正文有所补充，提高可读性。同时，书本也照顾了研究的需要，凡有所征引都注明文献出处和来源，在一些可以用图或表的地方，大部分使用了表格，以便研究人员对数据做核查。

——评吴敬琏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 文：申端锋
出处：世纪中国

        吴敬琏先生的新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认为，如果我们“扬短避长”地把高资源和资本投入的重化工业当作支柱产业，希图通过其超常发展带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结果只能降低整体经济效率，破坏持续较快增长的基础，因此，走“重化工业化”道路有悖于中国的国情，吴先生所谓的中国国情，就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紧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吴先生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发展，按照比较优势原理，显然应当尽量以发展低耗能、低资本和资源投入，又能发挥人力资源丰富和中国人心灵手巧的优势的产业为主要方向，也就是他所主张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吴先生在书中论证到，正是因为毛泽东时代走的是重化工业发展道路，才导致了经济效率的低下，人民生活的低水平维持，而改革开放以来重新调整发展思路，从而带来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至此，笔者认为，沿着吴先生的思路，我们可以将问题推进到一个更深的层面来思考，即所谓的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就是如何在发展中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任何一个国家在发展中尤其是在发展初期，都会遇到这一问题，但在当代中国发展的语境下，这一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以至于关切到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一重大问题。

        就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来看，发展主义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不同的历史类型。早期西方的资本主义是以私人企业家为主力军的，奉行的是一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是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靠着这种勤俭节约的资本主义精神，西方的资本主义取得了迅速的发展，也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资本主义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资本主义前几千年创造的还要多的物质文明”，而这种发展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韦伯所讲的新教伦理这种提倡勤俭赚钱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无疑发挥了主导作用，也就是说，在西方工业文明初期，主要表现为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而当代西方则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发展阶段，经济学上的突出表现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以需求管理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经济学，在这里，消费主义与发展主义并不是相对的，而是发展主义的一种形态，消费主义只是与提倡勤俭节约的早期发展主义相区别。

        就中国的发展而言，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化国家，自近代启动现代化以来，就一直面临着早发现代化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发展主义的主题，所以，我们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又一次启动了发展的航程，与西方国家的早期工业化进程一样，同样面临着资本缺乏的限制，只不过是西方早期的发展是以私人资本家为主要推动力的，而新中国现代化的又一次启动则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国外环境中选择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战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化，并且中国的发展与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相比，其环境和条件更为恶劣，面临着除资本之外的更多的结构性限制。由此，中国的发展更需要一种勤俭节约的精神，也就是说，我们只能这样做，早期的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做的，这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一条普遍性的规律，这说明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集体对经济是有着非常深刻的认识的，他们从经济实践出发提出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应该说非常是懂经济的，而不是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我们的领导人尤其是毛泽东同志不懂经济。

        在发展战略上，我们提倡勤俭节约，与早期的西方工业文明一样，我们奉行的是一种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主义，“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在城市实行的是凭票消费的供给制，定量消费，在农村，通过人民公社这一强有力的权力系统和提取系统提取了大量的资源，为新中国的早期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资源，从而初步建立起了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在经济中处于基础性地位的重工业体系，虽然有的还比较粗放，也就是为后来的经济学家所诟病的“高消耗、低产出”，但有两点对后来的经济发展中产生了基础性的影响。一是这些产业的机床和生产线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代自己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熟练的技术工人；第二，工业体系之间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之间是相互配套的，在人民公社时期，我们正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为我们的农业生产配备上了现代化的机械，从而从根本上走出了传统社会农业发展的历史循环。

        正是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上述发展战略，从而使中国的重工业体系遭到了重创，许多重工业基地如东北重工业基地等相继陷入了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种典型的“轻型化”现象，沿海发达地区的轻工业电子、纺织等发展起来了，这里同样有两个问题，一是这些行业的生产线大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我们的企业处在产业链条的末端，获得的收益极小，并且极易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从而危机国家的经济安全，我们本想以市场换技术，可这些企业需要的只是打工妹、打工仔，为了巩固资方在谈判中的优势地位，根本不会去培养熟练的技术工人，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技师都是从国企挖过去的，并且出现了高级技师奇缺的现象；第二，最为重要的是，这种轻型化的工业体系具有外向性，与其他国内其他行业和产业并不配套，是断裂的，这样一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就会越来越依附于西方的经济体系，而作为一个大国，在这种发展路径之下，在比较优势之下，在从主要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分工体系中获得短暂的好处并带来短暂的繁荣之后，因为丧失了自主的发展能力，终究会陷入到畸形的经济发展之中，这在很多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已得到了充分而鲜明的体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拉美化”现象。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集中力量搞建设，使当时人们的消费保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提倡“缝缝补补又三年”，提倡勤俭节约，在笔者看来，这是一种真正的韦伯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而非主流经济学家所理解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不能不提的是，党和国家提倡“勒紧裤腰带搞建设”，这是一种真正的懂经济的表现，在管理上，同样表现出了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首先是从意识形态上树立了“劳动光荣”、“节俭是美德”的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国家有意识地营造了与低消费相应的消费文化，建构出了一种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的关于消费的新理念，使人们并不以节俭朴素为耻，而是引以为荣，其次，在这一时期，国家在从制度安排和意识形态上将高积累、低消费作为一种主导的发展战略的同时，也从制度安排上设计了一整套的福利制度，比如农村合作医疗、低廉的教育等，最大可能地降低老百姓的风险，并降低他们的开支。 从而最终使新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六大工业国，新中国所取得的这一成就与马克思所赞扬的早期西方工业文明相比并不逊色。

        但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提到的，当代西方的发展进入了以消费主义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西方的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之后的问题，而现阶段的中国仍然面临着发展之初的问题，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消费主义的命题，这在当前主导中国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西方现代经济学以及轻型化的产业结构中都有较为鲜明的体现，这也是吴敬琏先生主张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最为根本的原因。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所有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争论都是对这一二元悖论的回应和把握，当然，所有的主张和观点也都要在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共存这一困境之中得到检验，吴先生的主张同样也不例外，没有谁的主张是包治百病的良药，因为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悖论是这个时代的主题。

出处：光明日报 2007年8月

　　朋友自南非归来，赞叹说：“那里的环境真好！到处都是树，天空碧蓝。你没见过那里的鲍鱼，这么大个！”他用手比划了一下，“味道真是鲜美，我从没想过最好的鲍鱼竟然在南非！”

　　我没有到过南非。在我的眼前是日益恶劣的生存环境：空气严重污染、气候日渐怪异、河流不再清澈……在GDP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人们的钱包日益鼓胀的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尽管没有人愿意。

　　然而，就在本世纪初，以高能耗、高水耗、高污染和大量占用土地为特征的重化工业化浪潮再一次涌来。许多人深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只有经过重化工业化的阶段，才能真正成为工业强国并进入经济发展的第一阵营”，“如果抓住了重化工业化这一机遇，中国经济就完全可以保持20年的高增长”。在强调科学发展观，提倡以人为本的21世纪，这样的增长竟然再一次占了上风。

　　为什么会这样？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的专著《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以剥洋葱式的手法，一层层揭开了谜底。

　　首先，为什么所谓“重化工业化是中国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的观点会风行一时？吴先生在查阅大量发展经济学文献后发现，它不过是以过时理论为依据的伪命题。因为作为其论据的“霍夫曼定理”（即预言在工业化后期阶段，资本品工业会成为社会生产结构中的主导产业），并不真是一个定理，而只是在早期增长阶段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将会在以后持续下去的假定前提下对未来作出的预言。早在1956年，日本经济学家盐谷佑一就对其提出质疑，认为：“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看不出存在什么‘霍夫曼定理’。”20世纪60年代以后，霍夫曼的名字更是很少在国际论坛上讨论产业结构的学术论文中被提到。

　　吴敬琏先生对发展经济学理论脉络的梳理表明，在主要依靠物质资本积累和其他资源投入驱动的早期增长模式之外，一些先行工业化国家早已转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积累和效率提高驱动的现代增长模式。而我们在重化工业化浪潮中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早期增长模式的延续。

　　既然早期增长模式和传统工业化道路“缺乏效率和必然带来严重社会后果”，那为何它在中国的影响依然如此根深蒂固？

　　表层的原因，似乎是人们认为现代增长模式是发展中国家遥不可及的梦想。然而，吴敬琏先生的研究发现，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在转向现代增长模式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有的甚至低于不少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三个主要源泉的开发，即“与科学相关的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向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渗透。而在今日中国，对这些源泉的开发并非没有可能。加上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可利用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从相对低效的农业向相对高效的城市非农产业转移的机会，实现建立在效率提高基础之上的增长。

　　但“重化工业化”风行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则是：与传统工业化道路相配套的体制和政策遗产仍然广泛存在并继续发生着作用。吴先生将其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把数量扩张作为主要目标的旧思想和老做法没有彻底改变；二是各级政府继续保持着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企业微观经济政策的干预权力；三是财政体制的缺陷使各级政府官员有动力和能力进行过度投资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四是要素价格的严重扭曲鼓励高资源投入、低经济效率项目的扩张。因此，“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不断被复制出来，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增长模式乃是现行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

　　基于这些深层次的原因，吴敬琏先生指出，“转变增长方式的要义，在于铲除传统增长模式的体制基础，建立和健全新增长模式的制度环境。”而要建立一个有效支持这种转变的制度基础，“其中关键的关键，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建立有限和有效的政府。”

　　“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中，已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位列六大重点任务之首，但要根本实现这一转变却是任重而道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增长模式的抉择是事关中国未来发展的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