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董志强
出处：读书 2006年第6期
置身经济学领域的圈内人士，对列维特关于教师舞弊、相扑运动中的欺骗、堕胎与犯罪率的关系、黑社会的财务分析等一系列研究成就可能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大众来说，这些学术研究的内容似乎离他们甚远。不过，这只是二○○五年之前的事。二○○五年，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清晰地知道了列维特的这些研究成果。原因很简单，有一个叫史蒂芬·都伯纳(Stephen J.Duber)的记者，在二○○三年列维特获得克拉克奖章后去采访他，使他们后来有机会出版了一本名为Freakonomics的大众读本。这本书将列维特的学术研究成果，以一种非常通俗闲散的方式娓娓道给并不熟悉经济学的读者。在这本书中人们发现，许多的传统智慧，那些自己坚信的道理和逻辑，竟然都是一场骗局；许多看来自以为很简单甚至不需要思考的现象，其复杂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很自然地，这本书一出版就成为畅销书。二○○五年四月面市，次月即上畅销书排行榜前十，持续至今，在美国读此书已成一种时尚。这一结果几乎就是注定的，就如同列维特注定要成为远离主流经济的孤身英雄一样。
Freakonomics，是列维特自己创造的一个词。刚刚面世的该书中文版将其翻译为《魔鬼经济学》——这显然是为了有一个好卖点的译法。要从信、达、雅的角度看，笔者更愿用“非常道经济学”来对应它。这不仅因为Freak本身是“荒诞不经、反常”之意，更重要的是列维特的诸多研究成果以及这本畅销书的内容，一直被认为是有些离经叛道，不断在颠覆人们的“传统智慧”。刚开始接触他的观点的人，都大吃一惊，甚至不能接受，然而与他细细理论之后却又不得不深为折服。
那么，《魔鬼经济学》一书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
它写了教师会舞弊。教师也会为了提高学生成绩而作弊，这跟公司为谋取利益而进行会计舞弊一样。只不过，教师的舞弊可能比公司会计舞弊更难发现，所以我们听说的会计舞弊更多而教师舞弊更少。教师可以通过故意延长考试时间、考前复习甚至直接修改学生试卷的答案来帮助学生作弊。教师舞弊之所以很少被披露或受到指控是因为发现教师舞弊很困难。然而列维特却设计出了一套通过学生考试成绩来侦察教师是否作弊的办法。他设计出一套方程式对芝加哥公立学校七十万份试卷答案进行了分析，发现每年至少有5%的班级存在明显的作弊行为。他的研究成果后来被管理当局所运用，为此解雇了一批存在作弊行为的教师——当然，这也使得作弊行为大大减少了。
它也写了罚款不一定会减少人们的某种行为。因为人们的行为动机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也包括道德的。譬如人们曾在以色列日托中心进行一场实验。在最初的四周，研究者统计了每天下午来接小孩的家长大约会有八位迟到；在第五周，日托中心宣布凡迟到超过十分钟的家长需要为每个孩子支付三美元的罚款。但结果是迟到的人反而越来越多，直到每天几乎有二十位家长会迟到。为什么会这样呢？迟到本身是不道德的，给人罪恶感；但是现在付出了额外的三美元，家长迟到的罪恶感消失了——因为我为自己的迟到付了钱，所以我不必自责。因为家长认为已经用钱购买了迟到的权利，所以他觉得迟到也是理所当然了。毕竟，谁愿意为了一场精彩的球赛，或者为了把最后一点工作做完而去计较三美元呢？有趣的是，当在几个月之后，研究者取消了日托中心的罚款，但家长迟到的情况并没有回到罚款以前的水平，而是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原因是这些家长认为日托中心取消罚款说明日托中心不在乎迟到行为，所以家长对自己的迟到也就不会在意。
我们经常认为黑社会很有钱，可能是因为太多的文学、影视等作品强化了我们这种认识。此外，人们一个惯常的推理可能是，如果干黑社会没有钱，谁还愿意成天提心吊胆去干黑社会呢？“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所以很多人相信黑社会成员是为了经济利益铤而走险。但是，一个巧合的机会（在《魔鬼经济学》中，这一段写得跟惊险小说一样），列维特得到了一个黑帮四年的完整财务记录。结果他发现，黑社会组织其实跟麦当劳等现代公司没什么两样;真正能赚钱的只有那些处于组织顶层的“大哥”。在组织底层的小弟收入非常微薄，而且经常面临仆街的危险。即使是黑帮中层领袖，也收入不多。所以，我们看到的仍是，只有黑帮的大哥能住豪宅开名车，而更多的黑帮分子是在贫民区跟母亲住在一起。这些人从事黑社会往往是生活所迫，因为无法正常生存下去所以寄希望于在黑社会组织中得到晋升，改变生活状态。
它写了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犯罪率下降的原因是七十年代各州的堕胎合法化规定。众所周知，美国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犯罪率一路高涨，以至于犯罪研究专家预测美国随后数年犯罪率将一路飙升。但是，九十年代中期伊始，犯罪率不但没有上升，而是一路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于是犯罪研究专家们不得不反过来为犯罪率下降找原因，他们说纽约市创造的新型巡管政策、更发达的监狱系统、毒品市场的变化、人口老龄化、更严格的枪支控制、强劲的经济增长等等导致了犯罪率下降。但是列维特指出，这些都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各州在七十年代中后期逐步实行堕胎合法化的结果。因为选择堕胎的少女往往是没有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良好成长环境的那些人，如果她们生下孩子，那么孩子很可能是在贫民窟长大，从小就在暴力、吸毒……的环境下成长，他们更可能在将来成为罪犯。堕胎合法化使得这些潜在的罪犯胎死腹中。如果仅仅提出这样的假说并不足以说服人，关键是列维特用美国的数据来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美国所有的州犯罪率都在下降，而且先实现堕胎合法化的州先下降而后实施的州后下降。有许多人对列维特的研究进行了道德、伦理以及其他方面的攻击。但是，抛开道德伦理不谈，堕胎合法化是犯罪率下降的重要原因这一事实是不曾有任何人驳倒的。其实，就列维特本人来说，他表示既不想被看成堕胎支持分子，也不想被看作是支持政府干预女性堕胎的人，他只是想强调，如果给予孩子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就可以控制犯罪率。
它甚至写了关于父母究竟对孩子有什么影响的研究成果。列维特发现，“父母是什么样的人”对孩子的成就有很大影响，而“父母对孩子做了什么”对孩子的成就并没有什么影响。对于受过良好教育、成功、健康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孩子在学校成绩通常也会很好；而父母对孩子所做的一切，比如带孩子去博物馆、打他们屁股、经常读书给孩子听，或者是阻止孩子看电视，并不会对孩子产生明显的影响。显然，他的研究表明，父母对孩子的影响取决于父母在孩子成长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可问题是，大多数父母都是在孩子出生之后才开始学习如何教育孩子的，这时已经为时过晚。
《魔鬼经济学》（Freakonomics），我更愿意称之为“非常道经济学”的著作——内容非常丰富，不时穿插有一些奇怪的现象及其对其背后真相的解释。其实这些解释说来也很简单，那就是在解释人们的行为之前准确地发现其动机。动机是理解行为的钥匙。有时候人们的动机可能会隐藏得很深，但总是会留下一些蛛丝马迹。不过，这些蛛丝马迹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而像列维特这样天赋极高的人比常人更多地看到了这些蛛丝马迹。
从我们的叙述中，读者朋友也许发现《魔鬼经济学》似乎没有一个主题，又似乎有很多主题。但是，这本书与列维特的很多研究都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它们都可以运用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去。它们讨论的“主题”都是人们在现实世界的行为方式。当然，这本书对一个人的思想也许难以产生根本的影响，但是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可能会逐渐形成对“传统智慧”的一种怀疑态度，你也可能会开始相信许多事情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简单，而在你遇到新问题时可能也不会再匆忙地做出结论，而是收集并分析数据来验证你的想法是否合理。
最后补充几句关于列维特的信息。他一九九四年在MIT（麻省理工学院）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一九九七年进入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仅两年时间就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二○○三年他被授予全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奖——克拉克奖章，被誉为全美四十岁以下最负盛名的经济学家，其学术地位已经得到经济学界的公认。他的诸多研究都远离了主流经济学；他也不主张经济学陷入高深的数学研究中去。《纽约时报》曾刊文引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卡默（C.F.Camerer）对列维特的评论:“列维特被认为是一个半神似的人物，是当今经济学领域，也可能是所有社会科学领域中最富有创造力的人之一。他几乎成了所有经济学研究生的偶像，当那些研究生们走进经济学大门的时候，他们都希望成为列维特那样的人，只不过大多数研究生的创造火花都被淹没在无尽的数学研究上了。”最后，我们也可以说列维特跟中国有亲缘关系，因为在他的爱子一岁去世之后，他领养了一个中国女孩，叫阿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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