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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赵锡军（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出处：方圆法治 2006年第8期

　　2003年以来，国民经济运行进入新的快速上升期，在接下来的两年时间里，经济出现了一定的通货膨胀压力，宏观调控采用收紧“地根”和“银根”的适度从紧政策，财政货币政策先后从“积极型”转向“稳健型”。在这种背景下，民间金融、企业非正规渠道集资等问题再度显现；同时，随着“入世”承诺的兑现，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深，跨境地下金融活动由此而增加；地下金融自然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隐形因素。那么，地下金融等未观测金融活动规模有多大，对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非常有必要探讨和研究的。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李建军博士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立项资助下，利用两年时间完成了《中国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研究》，该专著已经由中国金融出版社正式出版。

　　通读全书，我觉得该研究成果有三个显著特点。首先，该成果对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若干金融谜团给出了新的解释。比如，货币供应增长过快问题，这是金融理论界一直在探讨的话题。尽管有一些研究成果，但还不能充分解释其中的原因。本项研究成果提出，地下经济金融部门吸收一部分货币供应，形成货币体外循环的新渠道，减弱了宏观调控的效果，建议宏观经济部门关注地下金融活动的影响。这是对“超额”货币供给增长原因的新解释。本书中还对中国高储蓄状况及其资产分布进行了结构性研究，揭示了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原因。

　　其次，本项研究定量研究了证券市场的私募基金规模。李建军博士领导的课题组通过在全国主要城市开展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获得了有关私募基金的第一手资料，并采用比较先进的测算方法，测估出1996年至2004年证券市场私募基金的规模。通过观测比较1996年以来私募基金的规模变化特点，间接反映了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

　　另外，本项研究成果对宏观经济部门之间的资金流动关系做了详尽的刻画，揭示了国内部门与国外部门之间资金流量差异的原因，研究结论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部门资金缺口”之间的关系和出现差异的原因。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金融界开始有学者定性研究民间金融、地下金融问题。由于地下金融的不可观测性，定量研究一直没有进展。李建军博士的研究是在定量方面的原创性探索，本书中的许多研究方法和结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作者提出“地下经济金融部门”的假设改变了宏观经济部门的传统划分思路，为定量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在此假定前提下，将资金流量分析法应用于测估地下经济金融部门的净资金流量方面。这一测估指标的提出，对于改进资金流量表编制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将改变国民经济与金融统计实践的传统观念，对统计核算方法的改进具有启示作用。

　　该成果采用居民部门收支差异分析法测估了地下经济规模，以此为基础测算地下信贷规模，尽管假设前提还有待改进，但已经指出一条测估地下金融规模的新路径。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境地下金融活动更加方便，对国民经济外部均衡的影响也在加深。作者采用国际收支差异分析法测算了跨境地下货币资金规模，估算出跨境地下金融活动对外部经济均衡的影响程度。这一研究方法已经突破了理论界对“资本外逃”研究方法的局限，更具有说服力。

　　该研究成果无论是研究的角度、还是研究方法，都是全新的。今天，理论界模仿研究比较流行，但本成果的开拓性研究方法决定了这是一本原创型学术研究著作。

　　李建军博士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时将研究题目定位在“地下金融规模与宏观经济影响的测度方法研究”，其目标是探索、实践并形成一套全新的地下金融测估方法体系。他总结比较了测估方法，分析了不同方法的实际应用价值。他提出的资金流量法、国际收支差额分析法、货币非经济因素吸收分析法等，对改进传统的货币金融统计方法具有参考价值；居民部门收支差异法、货币均衡分析法、宏观经济敏感度分析法对国民经济核算和宏观经济分析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意义。

　　本书是李建军博士和他的课题组创造性劳动的成果，是青年金融学者大胆的学术研究探索的结果。既然是原创性的研究，就难免有不成熟的地方，甚至是错误。不过，我相信，本书的出版将改变理论界对某些难以定量研究问题的看法，推动经济金融定量研究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