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夏业良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8月
刚从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归来,进入离开一年的书房,我便发现案头这本由何帆、张斌主编的名为《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未来10年的中国和全球经济》的新书。顾不上时差调整,我捧书开读,欣喜的阅读快感和探询热情始终伴随着我。
该书是一本内容相当丰富的研究报告合集,内容包括中国经济研究和咨询项目(CERAP)已经完成的第二期研究工作的综合报告以及相关的14篇分专题报告。
从研究项目参与者的阵容上看,大多数学者都是国际学术界和金融界身份显赫的大牌专家,其中有些还担任过政府部长之类的高级职务。可以说这些作者既有很好的学术功底(大多在世界一流学府接受过专业学术训练并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又有在许多重要机构(其中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丰富经验。
对于经常参与各种国内研究项目工作的中国学者来说,能够有机会阅读和学习一流学者针对国际环境下的中国问题所撰写的研究报告,无疑会有难得的思想震荡和收益。
此外,参与项目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除较为资深的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之外,大多是目前国内最具活力和创造力的中青年经济学者(包括该书主编何帆、张斌在内)。他们接受过良好的现代经济学训练,关注、跟踪和参与了许多国内重大经济问题的研究,同时通过许多重要的研究项目与国外经济学同行和研究机构有较多的国际合作与交流,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和研究经验。
从报告的专题内容上说,既有注重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经济失衡与应对的策略、市场化改革与反贫困(尤其是农村与农业方面的经验与政策选择)、中国的双顺差、出口与国际贸易等问题的;也有讨论中国货币体系、高储蓄率、人民币汇率和金融发展的;还有讨论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国与欧盟、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关系的。
综合报告的作者是曾经担任世界银行董事、世界银行北京办公室首任主任和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任CEO的林重庚博士;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曾先后担任过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和斯坦福大学商学院院长的迈克尔·斯宾塞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主任、肯尼迪政府学院经济学教授理查多·豪斯曼博士。
三位作者在综合报告中试图列出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主要基本问题,同时力图给出一个解决内外部失衡的综合性政策组合。他们希望这些政策有助于实现中国的平衡增长战略,解决正在出现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此外,综合报告还注重讨论如何在维持高速增长的同时减少不平等和持久贫困,中国如何在区域和国际经济中扮演更积极的角色,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扮演重要的领导角色。
报告还建议中国采用一种宏观管理的“双轨制”,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顺利地完成以后几年的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最后列出了未来10年全球经济的主要趋势(当然是学者们的预测与判断),并且希望中国目前就对这些趋势有所认识和准备。
报告认为,中国的经常项目顺差是由于国内储蓄大于功能投资所造成的。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人均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来说,出现这样的局面是不常见的,也是不利的。这意味着中国放弃了大规模消费,却积累了大量收益极低的国外资产。而这些资源本来是可以更好地加以运用,解决过去多年积累的“社会负债”(包括长时期的消费压抑),并为未来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样才能提高中国人民目前和未来的福利。
在笔者看来,针对社会实际需求的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都能够有效地推动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社会面对的主要是私人产品(主要是基本生活资料、日用品和家用电器等)的供给不足,而目前主要面对的是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与此同时,私人产品的持续供给与规模扩大,需要有一场“消费革命”来加以推动,当人们的一般性消费需求获得暂时性的满足之后,对消费需求的引导和既定生活方式的变革便显得更加迫切了。
报告指出,中国居民消费的增长滞后于国民收入的增长。近年来,虽然居民储蓄增长率基本稳定,但仍处于世界较高水平,国民收入中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应下降。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所谓的预防性储蓄。尽管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原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解体(而新的体系尚未有效地建立起来),加上经济生活的快速变化,居民的不确定性预期明显增加。
报告建议,应当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为居民提供更有效的储蓄工具,否则就会沦为目前的状况,即居民储蓄只能沉淀为收益低下的银行存款。
事实上,在过去的若干年里,企业的净收入急剧增加。在市场经济国家中,企业净收入中的很大比重作为红利分配给居民,支持了私人消费;但是在中国,国有企业的所有收入几乎都被用于投资,或是企业自己投资,或是在企业所在部门内增加投资。如果我们让更多的企业上市,增加企业收入中的分红比例,就能使中国的居民分享到企业收入增长的收益。
本书的教益体现在诸多方面,我们不但应当注重自己的经验,更应当注重更加广泛的国际经验和教训,虚心学习和听取各方面的意见,用理论分析和政策实践经验指导我们的工作,在经济运行实践中积极总结和积累经验,争取为经济理论与政策在不同背景下的运用提供新鲜的版本和参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