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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晶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4年12月

    哈耶克把学者分为两种思考类型，一种是清晰思维类型的，另一种是模糊思维类型的。汪丁丁教授曾经借此来划分当代中国的两类经济学家。不过，“清晰”和“模糊”在汉语语境中很容易被误解成“明确”和“糊涂”，因此，我觉得将现下中国的经济学家分为站在知识的前沿和站在视角的前沿两种类型更恰当些。汪丁丁教授是前一类学者当之无愧的代表，而汪教授在浙大和北大的“双料同事”周其仁教授则是后一类学者的典型。这本《产权与制度变迁（增订本）》正是周其仁教授“视角前沿”的代表作。
    最具说服力的解释不是总能用新鲜的理论工具，而是总能找到新鲜的视角。而做到视角的前沿并不如想象的那般容易。能一以贯之的问题视角是对学者理论直觉的巨大考验，在每一次实证分析的过程中，更是对学者赖以立命的方法论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在我有限的阅读经历中，真正能做到视角前沿且方法论能始终如一的中国经济学家，只有老教授张五常和周其仁先生。
    很多人都知道周其仁先生早年曾放牧于完达山。但是他在完达山时如何自学经济学的经历却鲜有人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北大一位与周其仁先生私交甚密的老师那里听说，周老师在完达山的时候，专门找目不识丁的农民聊天，目的是试着把经济学原理同人人可观察到的现象结合起来，讲的让最普通的人也能明白其中的道理。所以，“周老师练成了演说家一般的好口才”。口才只是表象，我倒是认为正是那段时间与众不同的磨练，决定了周其仁先生日后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思路。
    如果把周其仁先生的学术生涯调回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不能不说一下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老教授盖尔·约翰逊先生，这位以研究农业问题出名的老牌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怀。约翰逊教授曾慧眼识才，坚持将惟一的博士后奖金留给对他的理论严加批评的张五常。后来，对林毅夫教授更是有传道授业之恩。１９９０年，正是在约翰逊教授的推荐下，周其仁先生来到美国，在价格理论的两大重镇芝加哥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讥分校深造学习。
    在美国的这段博士学习经历，对周其仁先生的学术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正是这段严格扎实的经济学训练，将他对经济学的直觉提炼到规范的理论高度。期间，产权学派的大师如科斯、德姆塞斯和巴则尔对他的影响自不必说，我认为更值得注意的是周先生对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的理解和运用。《产权与制度变迁》中收录的《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控制权回报”与“企业家控制的企业”》以及《企业产权制度改革与企业家人力资本》三篇文章就是周其仁先生将人力资本概念应用于产权制度分析的力作。
    长期以来，虽然产权经济学几近完美的解释了为什么得到清晰界定的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下）可以达到有效率的市场资源配置，但是实证中始终面临着个案的挑战。而这些富于理论挑战性的个案又恰恰多发于转型经济中。面对这些个案，身为“他者”的西方学者们却往往得不出“旁观者清”的理论解释，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同中国的“距离”太远，但关键的是，稳态社会下的学者很难对处于大规模制度变迁中的转型经济有一种“感同身受”般的直觉和洞察力。更长远来看，正是由于中国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变，期间涌现出来的难以解释的问题才构成了中国经济学的“本土问题”，在经济学解释这些问题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学也才能形成真正的“本土意识”和经济学科在中国的“自我认同”。因此，我完全同意林毅夫教授的看法，即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经济学大师，必然孕育于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过程之中。因为谁能解释中国转型中出现的问题，谁也就解决了世界经济中的“大问题”。
    在《“控制权回报”与“企业家控制的企业”》一文中，周其仁先生给出的对公有制和模糊产权所有制下，企业家行为的激励和企业家人力资本投入回报的解释，可说是一项开创性的贡献。因为现成的理论能够轻而易举的解释“公有制的无效”，但面对有效的公有制却一筹莫展。这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周其仁先生对“人力资本”概念富于启发性的理解。横店集团的“社团所有制”，可以归入经济学家李稻葵定义的“模糊产权”之中，但是为什么这种“模糊产权”下的企业可以发展的如此之好？为什么优秀的企业家有动机为之投入自己创造财富的能力？面对这样的个案，低庸的学者只能抛出现成的理论，或以个案不足以推翻经验理论敷衍，或以过渡型产权研究价值不高为搪塞。然而，面对真实的生活向我们的发问，经济学家的视而不见是严重的失职！真正富于经济学理论价值的问题，必然是源于生活本身的。这正是周其仁先生理解的科斯方法论的最重要的一层含义。
    限于篇幅，我无法一一介绍《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所收录的每篇论文。但我认为，正是因为有周其仁先生这样出色的经济学家做出的这样出色的工作，当我们面对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时，才有了一副“化繁为简”的神奇眼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