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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钟  伟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5年3月

    我通常不喜欢晦涩的陈述，除非我在写小说。当我阅读斯蒂格利茨教授的《喧嚣的九十年代》一书时，我感觉不到我在阅读经济学大师的思想，而是在阅读以亨利米勒的风格写成某种小说。当然其作者是个牛人，他２３岁就在麻省理工学院拿到了博士，指导他进行研究的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森，３５岁时获得了美国经济学的克拉克奖，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０年间他担任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２００１年斯蒂格利茨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其在经济学达到的高度，是我今生根本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是，这一切光环不能让我喜爱《喧嚣的九十年代》，我必须承认，也许我的判断是有严重偏颇的，因为斯蒂格利茨教授及其学术作品始终是我最难以理解和不愿接受的，其在２００１年分享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理论贡献，即所谓揭示了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性问题，并未能让我接受，更令我厌烦的是，如果以为政府能有助于解决信息不对称性，那么即便这种主张获得十次诺奖，我仍然不会接受。但这正是斯蒂格利茨隐约表达出来的，他主张“政府可以明确地被看做是众人建立的使外部效应内部化的义务机构，也就是说，公共支出有助于市场的完善而不是相反。”我们有什么理由相信，政府能更有效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可以解决所谓的市场外部性问题。即便政府真的具备这种能力，那么我们又何以相信，政府将妥善地运用其能力，而不损害市场本身的精妙？至少中国社会主义经济５０多年的历程显示，政府往往是问题而不是答案的一部分。
    斯蒂格利茨在获得诺奖后出版的一些著作和论文，及其演讲，大部分内容我更难以接受。例如斯蒂格利茨认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调整过程中容易出现的主要失误就是过分强调市场的作用，缺乏必要的政府调节。斯蒂格利茨认为，发达国家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限制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自主独立，严重影响其正常的经济发展等等，都令我更加啼笑皆非，也许这一切仅仅是我对经济学的理解过于浅薄，曲解了其本意。
    《喧嚣的九十年代》是斯蒂格利茨运用其在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任职的经历和体验，对美国经济政策制定进行回顾和反思的著作。书中激烈批评了里根和老布什任期期间所奉行的经济政策，以及美国所遭遇的经济衰退。批评了克林顿执政期间，美国经济政策的种种不完美缺陷，批评了美联储、批评美国政府过度放松管制和危险的减税措施、批评了华尔街和会计丑闻，批评了全球化及其不公正。一句话，斯蒂格利茨教授批评了美国经济的各个角落，并试图给我们勾勒通向一种新的民主理想主义的远景和价值。
    如果我们仅仅阅读斯蒂格利茨的这本书，那么也许我们会认为，上世纪９０年代的美国经济是一场狂热的灾难。斯蒂格利茨将其形容为“喧嚣的九十年代，（美国）经济增长率上升到４．４％�熎浜蠼羲孀庞惺芬岳醋畛さ木�济衰退期之一。”斯蒂格利茨用了两章的篇幅，总结说九十年代的繁荣，可能并不是“奇迹制造者”，而仅仅是犯了“幸运的错误”。而我看到的９０年代与此截然不同，我看到了苏东剧变和人类有史以来最荒诞的某种运动的终结，我看到了全球化和互联网带来的激动人心的变化，使得每个人的喉咙不再禁锢在强权的绳索之下，看到美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技术创新日新月异，就业机会源源不断，社会贫困明显缓解。因此当斯蒂格利茨以“喧嚣”形容九十年代时，他也许忘记了，即便是喧嚣，也难以掩饰９０年代的经典，它惠泽了美国人，也惠泽了地球上大部分人口。
    如果我们仅仅阅读斯蒂格利茨的这本书，我们也许会认为在９０年代前后的一段时间，从里根时代到现在的小布什时代，美国的经济政策都乏善可陈，或者错误百出。美国的市场经济漏洞百出，或者脱离了政府的守护就根本靠不住。这些美国经济政策中，包含促使美国上世纪九十年代经济繁荣的因素，更埋伏着“毁灭的种子”。在第三章中，斯蒂格利茨批评了美联储，尤其是格林斯潘没有对经济泡沫本身采取足够的和适当的措施。他嘲笑格林斯潘为自己所做的“只有泡沫的破灭才能证明泡沫的存在”的说辞，但是随后，斯蒂格利茨没有对美联储的失败提出任何有意义的改善之处。在第四章中，格林斯潘认为当时的放松管制是“狂热的”。他把对金融行业和电信行业的放松管制作为失败的典型来分析。即便他的分析全然正确（当然这种可能性极小，没有电信行业的放松管制，恐怕就没有美国新经济），其给出的教训也是老生常谈，市场不是万能的，政府应该在这里多做一点，在那里少做一点，总之政府对管制的放松要适度，因为市场会失灵，政府也会失灵。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样左右逢源，言之无物的废话。没有人试图完全否定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即便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如此，但是斯蒂格利茨先生，什么“度”或者分寸才是“适度”而不是“狂热的”？即便存在这样美妙的适当的政府，你如何才能保证它们不蜕变为自负和失当的？
    在接下来的长篇大论中，斯蒂格利茨抨击了减税、全球化和安然丑闻。并且试图“揭开谜底”，他指出，“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大即是坏的政府神话”等等，并总结说９０年代中汲取的教训是我们未来的远景不应该建立在这样的神话上。再次原谅我的无知，我仍然愿意认为，我们从人类出现市场经济以来的历程中，汲取的教训恰恰是被斯蒂格利茨先生当作神话的那些极其朴素而重要的常识，我更倾向于认为，斯蒂格利茨所描绘的远景和价值，才是不可思议的神话。
    在此书的最后，斯蒂格利茨给出了美好的远景，这种远景基于对９０年代这样的评价：“泡沫破灭了，但它也留下了一笔遗产，史无前例的不公平与一个新的、更大的亿万富翁的群体。”对９０年代的这样的评价是否恰当？斯蒂格利茨试图超越市场和政府，摸索第三条道路，“一条介于社会主义和过分干预经济的政府与里根－撒切尔式的右倾的最小化政府之间的道路”，斯蒂格利茨坚信，应该“在政府和市场之间取得良好的平衡，是维持经济增长获得长期效率的最佳方法。良好平衡意味着，在某些领域内增强政府的角色，在另一些领域内则削弱政府的角色”。这种措施是如此含糊不清和“没有技术含量”，以至于让我不得不再次大笑。最后，斯蒂格利茨还说，“存在另一个远景，一个建立在全球性的社会正义，以及政府和市场的角色平衡基础之上的远景，这个远景是我们应该为之努力奋斗的。”这种陈述和我们多年来被输入的那种完美神话是何等雷同呵！
    如果你，斯蒂格利茨先生，要在中国强调政府如何守护市场，并使得后者更为完美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属于你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过分干预经济的”类型，中国迄今为止的重任，仍然是你在《喧嚣的九十年代》中反对的那一切，原因很简单，中国经济远远没有走到美国经济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所到达的地方，在此之前，中国人最朴素的直觉和最深奥的学术都以血的代价显示：比怀疑市场失灵更危险的，是信奉政府万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