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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公明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5年10月

　　前后10年，有两套经济学领域的巨著出现在中文世界，1992年出版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四卷本)和2002年开始推出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八卷9册)。它们都是以长达数十年的写作时间和一大群该领域中的精英学者的学识智慧雕砌而成的殿堂，都可以称作是经济学领域的文献史上的里程碑。也许正因为这样，它们所遭遇的寂寞恐怕也是必然的——在经济学那么热门的中国，《剑桥欧洲经济史》的印数只有1500套。在表面热闹的经济学舞台下面，写作者(包括译述者)与运思者(读者)的寂寥心情是一种如孤星般凄清的骄傲。
　　我对经济学总是心存畏惧，是因为那些模型、公式；对于经济史，则是总带着一种渴望亲近的心情，不仅是因为我原来就是学历史的缘故，而且是由于它的跨学科、多种思想文化视野的特质。多年前读约瑟夫·熊彼得的《经济分析史》，首先就被他对经济史这门学科的描述所吸引:如果他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并且只许在历史、统计和理论这三门学科中任选一种，那么他的选择是经济史。理由是:一、经济学的内容在实质上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二、“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三、经济分析中的许多根本性错误都是源于历史知识的缺乏。(《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写在大半个世纪之前的这些关于经济史的经典描述很有远见卓识，因为当时的经济史研究尚处于很不成熟的发展阶段。同样的远见卓识表现在这套《剑桥欧洲经济史》，它的策划始于30年代，第一卷出版于1941年，当时的英国正经受着战争牺牲的考验，德国空军在1940年秋季对英国的空袭达到高潮。

《剑桥欧洲经济史》的编写工作历时近60年，而其中译本的翻译出版从2002年开始，也历时两三年，在编在译，都堪称同行的楷模。
   
　　“历史提供了最好的方法让我们了解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应该怎样联系在一起。”
　　——约瑟夫·熊彼得　　

　　“描述”的意义
　　具体细节的描述成为培育真实历史感的有效方法，常青的生活之树在描述性的经济史研究中显得格外生动多姿。
　　由著名经济史学家M.M.波斯坦和H.J.哈巴库克主编的这套《剑桥欧洲经济史》全书共八卷，中文版分9册。这部巨著的策划工作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1941年出版第一卷到1989年出版第八卷，前后历时近60年。前面出版的第一卷在60年代进行了范围较大的改动和修订，现在的中文版的一、三、四、六卷就是根据60年代的版本翻译的。学历史的人大概都会知道冠以“剑桥”之名的历史著作、丛书的权威性。1902至1912年期间，由阿克顿爵士规划的《剑桥近代史》共16卷问世，50年代又有了克拉克爵士主编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以后，《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以及《剑桥中国史》等一系列国别史奠定了剑桥史学著作在世界史研究领域中的权威形象。
　　根据“译序”的介绍，这部《剑桥欧洲经济史》从内容结构上看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三卷，主要探讨欧洲经济从中世纪向现代的转变，即是什么因素决定了是欧洲经济而不是其他地区的经济率先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不同经济活动领域所发生的变化；第二部分是第四卷和第五卷，其重点是探讨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在16世纪和17世纪的对外扩张以及欧洲的工业革命；第三部分由第六卷、第七卷和第八卷组成，主要研究和分析工业革命以来包括美国与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重点分析了工业化的基础条件、增长因素以及政府政策变化。“译序”同时推断，与分析性的经济史研究相比较，这是一部“论从史出”的描述性经济史著作。
　　如何描述这种“描述性”著作的特征？“描述”对于我们了解经济史有何重要的意义？举一些例子来讲吧。第一卷第八章“危机”处理的是中世纪末期的欧洲经济向现时代经济转变的变化过程，这是全书在内容结构上很重要的部分。首先是人口危机，除了与人口相关的各种数据的下降以外，地貌景色的细节、气象变化的细节、疾病的证据、谷物的价格、战争的灾难、维修围场和更换农具的资金……所有这些都被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翻开我们以前的中世纪历史教科书，关于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总是一幅比较明晰、简单的压迫与反抗的画图。而在这里(第八章第6节，“农民:农民个人和农民阶级；农村中的动乱”)，你会看到农民的身份地位和各种境况的复杂而多变的情况。又比如，我们在艺术史研究中会对中世纪的建筑艺术很感兴趣，但除了建筑的型制、风格特征、审美价值等方面，我们很难对于这些巍峨的城堡和教堂如何得以建造起来作出细致的解释。在本书的第二卷，专门有“中世纪西欧的石材建筑”一章，从建筑业在中世纪的需求变化、材料和劳动力的供应、建筑工程的管理、建筑合同的签署、劳工的状况、工匠的组织等等方面描绘了一幅内容十分丰富、具体的建筑生产过程图。具体细节的描述成为培育真实历史感的有效方法，常青的生活之树在描述性的经济史研究中显得格外生动多姿。
   
　　数据分析与历史眼光
　　经济史存在着非常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与叙事方式。这种特色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恢宏的历史文化视野和充满睿智的人文思考力量。
　　当然，除了描述性的研究以外，经济史本身也存在着非常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与叙事方式。以研究经济增长数据分析而知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以极其大量的数据统计为特色，尤其是在该书中超过一半篇幅的“附录”中有大量的数据表格，这一特色可能会使某些读者望而却步。但是，即便是在这种特色之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种极其恢宏的历史文化视野和充满睿智的人文思考力量，散发着经济史研究的巨大魅力。例如，在“附录”部分关于日本的经济分析中进行的中日比较论述显示了历史学家的卓识睿智(第250～255页)。如作者认为虽然从7世纪至18世纪日本一直倾慕和模仿中国的文化和事物，但在10至15世纪的日本实行的制度更接近欧洲的封建制而不是中国的制度；作者还指出，在西学东渐过程中，日本与西方知识的接触比中国更为有限，但所受到的影响却要深得多。在这里，作者把经济数据分析与文化比较的历史眼光紧密结合在一起，使经济数据的真实历史含义得以呈现。
　　假如说对于经济学是否一门“科学”的质疑一直存在的话，那么经济史、尤其是描述性的经济史研究是很可以免去这种怀疑的。1898年，《经济学季刊》发表了凡勃伦(Veblen)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发达的科学？》；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阿尔弗雷德·S·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1983)还在提出经济学已背离科学并正处于危机之中的问题。相比起来，经济史的名声虽然远不如经济学那样显赫，但也没有人会对它的学科性质有所怀疑。
   
　　经济史研究与现实问题
　　“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
　　另外一个问题是，经济史究竟是否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在经济学成为当今社会显学、经济学家群体中出现大腕富豪的中国，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是否仍守着青灯孤卷，这门学问的乐趣真的只是在故纸堆中获得么？应该说，只有那些把经济史研究与经济学研究隔离开来的人，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在经济学的发展中，有太多的事例表明经济史研究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重要意义。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在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曾得到某种程度的有效解释，如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提出的经济发展模式，以“成长阶段论”、尤其是“起飞论”而获得认同。但是，这种线性的发展模式却遇到了东亚的金融危机和拉美现象的严峻挑战。于是，以自由竞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让位于斯蒂格利茨等经济学家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一种强调在微观层面上分析问题、强调必须要有一定程度和一定形式的政府干预的政策建议。
　　这样的一种理论转折在某些经济史学者看来却是早有预见的，如瑞典学者克里斯特·冈纳森对于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史的研究表明，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单一模式，仅仅是建立在英国模式基础上的罗斯托发展理论既无法说明19世纪所有欧洲国家的发展，更难以成为今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
　　当代西方著名经济学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希克斯在后期转向经济结构与经济史的研究，他强调要把经济史与其它历史联系起来考察，把经济活动与人类其它活动联系起来考察。在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工作时，他从历史学家和法学专家那里获得很多教益。(约翰·希克斯《经济史理论》，第2页，商务印书馆，1987年)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经济史的一个主要功能是作为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关于世界大事、思想和技术等的历史学家——可以互相对话的一个论坛。”(同上，第5页)
   
　　跨学科对话
　　把经济学与其它学科联系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路数，同时也是经济学研究本身不可缺少的学术视野。
　　有人会认为，历史的经济学解释(economic  interprtation  of  history)是一种黑格尔主义的产物(如罗伯特·塔克认为“黑格尔主义本身就潜在的或隐含的是一种对历史非经济解释”)，或者是“历史发展规律”学说中的要点，因此在今天都在需要摈弃之列。我觉得，这种见解的简单化与绝对化甚至要比它所批评的对象更为严重。约翰·希克斯自认他试图创立的历史理论与马克思试图制定的理论更为接近，如果与汤因比或斯宾格勒的理论相比的话。当然，希克斯强调他的历史发展理论少些决定论的、进化论的色彩。我阅读希克斯这本著作的体会是，把市场、货币、信用制度、贸易与分工、劳动力市场等等经济学问题放在历史事实中进行认知和研究，对于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真实状况和各种情境会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知，同时会对经济史理论的实证性和严谨性有深刻的了解。
　　其实，把经济学与其它学科联系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不仅是经济史研究的基本路数，同时也是经济学研究本身不可缺少的学术视野。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藏书之丰富、阅读之广泛与深入都是很出名的，另外，他交友之广泛、并且在知识和思想交流上得益甚大的事迹也是很出名的。(参见梁小民《话经济学人》，第29～3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无论如何，像《剑桥欧洲经济史》这样的经济史著作堪称为该领域中的名著，这大概不会有任何问题。但是，据说名作就是那些人人都知道、但很少人会去读的著作。《剑桥欧洲经济史》看来也难逃这种命运，我不知道读经济的大学本科生、研究生有多少人会捧起它，甚至是经济史专业(我承认我孤陋寡闻，真的不知道在大学本科教育中是否有经济史系)的学生？作为门外的读书人，我只能以好奇和仰慕的心情向作者们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