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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陈蓉霞
出处：文汇报 2006年9月

    这是一本好书——《市场演进的故事》。正如书名所示，作者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故事，告诉读者市场得以有序运作的奥秘。卢梭曾言，人生而自由，但正是“自由”一词引起哲学家诸多争议。不过要说市场生而自由，这里的“自由”则含义明确，它指市场的形成起于自下而上的机制，是一个自发体系。互联网的兴起就是一例，它最初起于无数来自基层的努力，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互联网就是一盘散沙，实际上，互联网上99%的日常运作是自发的，但剩下的1%却需要中央机构的管理。一个完全自发的市场，也能保持运作、维持生机，但它却注定只能小打小闹，因其内在的不稳定因素而无法走向大规模交易。其实过去农村的赶集就是这样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交换本是人的天性，但自发的交换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现代的市场经济，需要有保护产权、合同以及限制外部性等等的机制，这就是市场中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它们大多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

    一个典型的例子，比如，环境保护不可能完全交由自由市场去解决。当企业排放污染时，它是给社会制造外部成本，却不会包括在自己的会计成本之中，所以，企业没有动力去为制污付出成本。这时，政府的介入必不可少。本书提供的一个例子极为生动。为了遏制二氧化硫的过度排放，美国政府推出了污染物排放配额制度，它是一种配额许可证，其持有者拥有在一年内排放一吨二氧化硫的权利。重要的是，这种配额可以自由交易，任何人都可以买进卖出。该项政策曾激起环保分子的强烈指责，因为它使得排污成为合法的行为。但实际效果却是，这项政策比以往所有的行政干预都更有效。这是因为企业出于自利，它会计算是买进还是卖出配额合算，卖方得到的钱肯定要足够支付治污成本且有盈余，而买方也仅在自己的治污成本大于配额的价格时才会买进。与此同时，某些环保组织采取高姿态的行动，买进配额但不再卖出，甚至学生也参与其中，自发集资购买配额。结果就是二氧化硫的排放得到有效控制，公众有了一个清洁的环境，而企业也有获利。这就是政府监管的到位，但又不是一管到底，而是通过配额制度的买卖依然给市场调节留下余地，因为只有企业自己才最清楚治污的真实成本并据此作出最佳决策。由此想到我们这儿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形容政府监管是“一放就松，一管就死”，若确是如此，就该反省我们的监管方式，是否赋予了行政过强的权力。

    由此说来，自由的市场与不自由的监管看似冲突，实则却是不仅相容且必须共生。但本书强调指出的是，市场的自治与政府的监管这两条原则并不处于同等地位，而是有事实及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尽管完全依赖自治的市场有其局限性，但一个经济体系若要成功地运转起来，基于市场的分权、自治体制却是优先条件，随后才谈得上政府监管的到位。以近来我国某些城市中出现的“拼车”现象为例，本来它是民间的一种自发行为，便捷还有利于减少污染及道路拥挤，但有关部门却以各种理由阻挠，认为它不合国家交通法规，扰乱正常的出租车市场等等，因而是合情不合理的行为。这种禁止理由实在匪夷所思，因为它把事情的逻辑给弄颠倒了，本来是先有市场才有监管，现在却成了监管在先、再去压制一个富有活力的市场。对类似马路大排档的管理，是疏还是导，也值得有关部门深思。另一种相反的情况是，有时在市场已经形成、需要政府介入的地方，这种监管却严重缺席，只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如今市场上充斥着各种伪劣产品，小则误事，大则甚至造成严重伤害。对此，充斥于我们耳边的建议却是，在选购产品时，消费者一定要多长个心眼，然后再告示我们鉴定正伪产品的方式。作为消费者，我常常备感困惑，若是要记住那么多专业知识才敢安全消费，那还要政府的监管部门干什么？普通消费者先要成为各行各业的专家，这事岂不荒唐透顶？

    本书最后对市场的总结值得一提，容忍多样性就意味着市场离不开竞争，垄断则排除了竞争也就排除了多样性。前几年北京有部分公众发起自己造房的倡议，以抵制高得离谱的房价，但来自房产商的反对理由是，市场机制建立在严格分工的基础之上，现在已经有了专业的房产业，故民间的自发盖房就是不合市场体制的行为。理由听起来似与市场体制合拍，但它恰恰是对市场精神的严重违背，事实上，潜在的竞争者的存在永远都是市场富有活力的保证，在此前提之下，才有市场的分工和政府的监管措施。美国的汽车产业曾雄霸一市，以至丧失进取动力，正是由于日本汽车业的崛起，才让美国的汽车业有了危机感并得以重振雄风。

    既然市场与我们须臾不可分离，那么，听听经济学家讲有关市场的故事，至少要比易中天的品三国离我们更近。

文：达军
出处：解放日报 2006年5月

　　在《市场演进的故事》一书中，来自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约翰·麦克米兰带着我们从古代的希腊走到今天的纽约，从中国的土地承包跨越到互联网上的拍卖创新。在娓娓道来的讲述之中，作者让我们窥探到了人类行为和财富创造背后的秘密。
　　市场是生而自由的。在麦克米兰教授看来，只有“当事人可以自主决策”的交易才可以称得上是“市场交易”。自主决策意味着选择、竞争、自由，同时也代表着对垄断、强权和行政命令的否定。虽然，除了市场行为以外，经济生活中还存在大量其他形式的交易，不过在市场经济国家，所有这些非市场交易都是发生在市场的大背景下，“市场交易”塑造了整个经济的面貌。
　　保证人民的经济自由是现代国家的基本义务，但这种保证却经常面临两难。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看到，专制君主经常随意夺占民众的权利，盘剥私人的财产。于是他们提出，用宪法来捍卫公民的基本权利，用民主代议制来约束最高统治者的行为。但是现代学者发现，问题远比当初设想的复杂。一方面，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性，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需要政府的保护和积极干预。但另一方面，由于信息流动的不畅和集体行动的困难，公众可能成为杂乱无章、缺乏统一行动的乌合之众，而某些拥有一致利益的小团体则可能发出超出自身比例的声音，俘获权力机构，并以各种借口剥夺其他人的经济自由。
　　相似的保护与剥夺，不也经常上演吗？书里书外都有不少例子：为了保护本地市民的就业岗位，大城市可以通过各种措施限制外来人口的务工范围；为了维持行业市场的高额利润，居然由监管机构出面组织产业同盟，统一保险费率，消除价格竞争……
　　生命也好，爱情也罢，在诗人笔下，都是自由的陪衬。其实，绝大多数民众不过是希望耕种好自己的田地，收获自己的报酬，保留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选择。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不就是一部解放人民的经济自由的历史吗？包产到户让农民获得了挑选、培育和处置自己的作物的自由，城市改革让各种生产要素流动起来，企业家可以自由创业，毕业生可以自由择业，顾客可以自由挑选产品，我们的生活才因此变得五彩纷纭、丰富绚丽起来。
　　不久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德怀特·帕金斯来到清华大学演讲。这位对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史研究颇有造诣的老者，无限感慨地回忆起自己在上个世纪70年代来到中国时的经历。当时他去苏州访问，在欣赏江南秀丽风光的同时却也对中国经济的凋敝和生活的单调惆怅不已。可是一天早上，他偶然发现宾馆墙外有几个农民，正偷偷摸摸地拿鸡蛋和城里人交换某种票据。
　　“啊，市场！”帕金斯今天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初那种会心的感叹。
　　曾经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对帕金斯的见闻理当不会感到陌生，而且今天也应该和他一起感叹。在那个生产什么、消费什么、吃点什么、穿点什么、住在哪里、走到哪里都被严格限制和登记的时代，市场仍然能像野草那样无处不在地滋生。
　　那样的时代已经远去，但已经得到的经济自由却不见得会被所有人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