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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这门学科与人类的幸福密切相关，但经济学家们从未将对“幸福”通常被他们视为一个“非科学性”的概念。本书是第一部在经济学与幸福之间、幸福与民主之间建立起实证性联系的著作。两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将心理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的发现以及独到的见解融入他们的研究。两位作者确认了失业、通货膨胀与不幸之间的直接关联性，从而论证了以收入、失业和通膨胀等形式体现的微观及宏观经济环境对幸福的影响。
    本书主要以瑞士为研究基点，因为在瑞士政治和经济因素对各州在直接民主方面的差异程度的影响是可以相互脱离的。他们发现，民主机制和自治程度越发达，人们对生活的满意度就越高。收入的提高只能在较小的限度内增加个人的幸福感，但制度可以提高个人对政治的参与度。这样的效果则更具实质性。《幸福与经济学》一书运用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分析了普遍关注的问题并得出了不同寻常的结论，同时在社会学领域引发了有益的争论。

  文：王曙光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0月

　　在《幸福与经济学》中，瑞士苏黎世大学经济学教授布伦诺·S.弗雷等不仅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经济因素（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对幸福的影响，而且更多汲取了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和分析范式，对幸福研究做了有意义的拓展。

　　对失业者的主观福祉的探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心理学方法。宏观经济学理论创造了“自愿失业”的概念，当一个人觉得工作时所获薪水和负担不如失业时所获失业福利和休闲更合算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失业。而传统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非自愿失业是一种非均衡的、短暂的现象，政府不应该介入经济，不应以增加总需求的方法来促进就业。但是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失业者面临着明显的幸福损失，失业对失业者的幸福水平产生实质性的消极效应。《幸福与经济学》的作者对瑞士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这一结论，认为失业者遭受的收入损失、心理损失和社会损失应该被综合起来考虑。这些结论，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论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社会学的视角在幸福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收入、失业、通货膨胀、消费等经济变量对人类幸福的影响，并不是一种简单的绝对值所能够计算的。在很多时候，人类幸福感的源泉是通过在一个社会群体中的相互比较而获得的。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认为，亚里士多德把人定义为“群居动物”或“社会动物”以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的做法是非常正确的。拥有亲密的朋友、事业伙伴、亲戚、稳定的婚姻和家庭关系，或者作为某个团体（如事业团体、兴趣团体等）的成员，会给一个人带来极大的幸福感。

　　政治学的视角对研究幸福问题也是有益的，而这点恰恰是《幸福与经济学》这本书的精华所在。

　　经济学家并不忽视公共选择过程和公共行为对人类幸福的重要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对政策效果的评价、公共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和参与性、公共政策执行者和制定者的受欢迎程度、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程度等，都会对一个社会中的公民的主观幸福造成影响。在《幸福与经济学》中，作者谈到，经济体制和公共决策体制对人们的主观幸福有着重要的影响，作者对瑞士26个在公民直接参与和政治地方分权程度有着很大差异的州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存在更为广泛的公共决策民主参与和地方分权更加良好的州，人们的主观福祉明显要高。

　　幸福也许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复杂的问题之一。

　　经济学家在很长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严重忽视了对幸福问题的关注。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人，因此研究人类的幸福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正像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经济学还是应该回到出发之地，总要回答两千年前苏格拉底提出的命题，即“人应该怎样活着”的问题。经济学最终要回答的是人类如何才会幸福的问题，是人类如何才能避免不幸福的问题。

　　或许，经济学家是到了该关注幸福问题的时候了。在面对幸福这样一个深沉的、凝重的、广阔的、极具有历史感和哲学感的题目的时候，经济学家再也不能怀着一种骄傲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情结”了。经济学家的目光不得不变得开阔而宽容，他们不得不向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学习，寻求方法论和理念上的支持，进行更具建设性的有效沟通。这也同时意味着，经济学对幸福问题的研究，有可能开启一场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实质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