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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部分中兰密施所关注的问题并非直接和中印关系相关，而是中国内部问题。首先，他讨论了中国伊斯兰教,认为伊斯兰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中对中国回族等伊斯兰少数民族的研究将使印度读者大开眼界。其次，他讨论了中国的民主政治问题。再其次，兰密施论及中国和印度共同面临的问题——艾滋病。他认为中印两国必须处于临战状态，与艾滋病进行搏斗，他高度赞扬中国在抗艾滋病上所取得的成绩。
　 除此之外，兰密施适时论及中国经济数据，以及批判地审视数据来源的必要性。他指出应该如何理解中国的增长数字，以及如何把中国的未来看作经济的动力室。
　 这一部分几篇文章作为全书的结论部分，表明了作者所感兴趣和所涉及的范围，同时再一次表现了他对中印大同（CHINDIA）这一事业的热忱。

文：薛克翘（中国社科院亚太所研究员，南亚文化研究专家）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2月

　　同门师兄弟郁龙余教授以其主持出版的《理解CHINDIA——关于中国与印度的思考》赠我，捧读之余，颇有所思。适逢《新京报》约稿，便欣然从命，书此短文，以抒己见。

　　原书作者杰伦·兰密施先生是印度资深经济学家，又是印度国会议员和政府决策部门的智囊人物。我非常赞赏他在书中所发表的许多重要观点，赞赏他的博学和睿智，尤其赞赏他对中国和印度社会经济发展现实的客观而精当的分析。当21世纪到来之际，全球化大潮滚滚袭来，国际风云变幻多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蓬勃崛起，他的观察和分析让人心生敬佩。

　　CHINDIA这个词看上去是把CHINA和INDIA结合到一起生造出来的，然而又是那样巧妙，可以将它理解为“中国和印度”，但这个词的内涵决不止此，其隐含的信息汉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汇可以准确翻译，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在向媒体讲述自己是如何发明了这个词的时候，兰密施是这样说的：“在过去，中印两国文化交流频仍，佛教在中国的影响深远，以至于佛陀被认为是中国人。这本书是我一辈子关注中国的结果。印度和中国是亚洲两股强大的力量，两国之间的历史渊源久远……我想为此书起一个引人注意的名字……后来，我灵光一闪，造出CHINDIA这个词，并为之着迷。“可见，这”灵光一闪“的背后，是中印两大文明2000多年文化交流的深厚积淀。在今天，这两大民族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必然要走到一起，必然要携手合作，于是，这个词也应运而生，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中国和印度山水相连，2000多年来中国从印度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影响最深刻的莫过于佛教。佛教的思想和哲学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同时佛教也把印度古代的文学、艺术、科技、民俗等带到了中国，并深深地扎根于中国文化之中。今天，我们几代人都曾以泰戈尔的诗歌陶冶心灵，我们用印度的钢材、棉花和IT技术等发展经济。

　　可以说，印度人民给予我们的赠礼，使我们世代受用无穷。

　　文化交流是双向的。同样，在2000多年的文化交流中，中国也给印度人民以回报。正如季羡林先生曾经论证过的那样，中国的丝和丝织品、缫丝技术，早在公元前就传到了印度；纸和造纸法也很早就传入了印度。此外，还有瓷器、钢铁、茶叶和植茶技术等。

　　最有趣、最有代表意义的是制糖技术的交流。最初，印度的制糖技术比较先进，唐太宗曾经派人到印度去学习，并请来印度的工匠到中国传授技术。后来，中国的制糖技术得到很大提高，中国的糖又远销印度，所以，现在印度人称白糖为“支尼”（cini），意思是“中国的”。

　　还有一件事情也十分有趣，也很说明问题：唐代，印度来华的眼科医生很有名，他们擅长用金针拨除白内障，被称为“金篦术”，这在大诗人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李商隐的诗中都有赞美。但是，这一古老技术后来失传了，在印度和中国都不见了踪影。

　　1981年底，中国著名中医唐由之先生率领一个医学代表团去印度访问。在瓦拉纳西传统印医研究所，上百名印度医生观看了他带去的“金针拨白内障”纪录片。片中做手术的医生正是唐由之本人，他把古老的印度医学技术复活，又将它回传到印度。看完纪录片，在场的印度医生热烈鼓掌，纷纷与唐医生握手拥抱，场面十分动人。

　　在2000多年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人物，发生过许多感人肺腑的事件。中国和印度两大民族自古以来的紧密联系，在四大文明古国之间，是绝无仅有的例子。所以，今天我们捧读兰密施的这本著作，感慨之余，更需要把目光投向未来，投向世界，让CHINDIA真正由愿望变为行动，由理想变为现实。

文：彭砺青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5月
　　
　　关于这本书，我想先借用中评社的一篇社评《CHINDIA！中印大同不是梦》来解释Chindia的由来。它是去年11月胡锦涛总书记出访印度期间，印度商务国务部长斋拉姆·拉梅什(Jairam　Ramesh)创造的一个新词语，由“中国”(China)和“印度”(India)这个字合并而成，当时印度的中国问题专家、中国评论月刊资深作者谭中把它译成“中印大同”。话说谭中的父亲谭云山，受印度大文豪泰戈尔的委托，在孟加拉国邦“和平乡”创办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根据泰戈尔的指引，为学院确定36个字——“研究中印学术，沟通中印文化，融洽中印感情，联合中印民族，创造人类和平，促进世界大同”，中译灵感即来源于此。当然，中印两国在经济、文化上的分歧极大，两国近在咫尺，但相隔一座喜马拉雅山脉。虽然如此，千百年来两国商旅、僧侣仍然络绎不绝，而且它们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两国将会崛起，在未来数十年间挑战欧美的全球经济领导地位。

　　然而中印之间并非如真的“大同”，两国在全球经济方面是竞争对手，都拥有庞大的劳动力、天然资源及雄厚的国内市场，近几十年来两国一直紧贴西方的高科技产业，并且对外国企业设下重重的关卡。

　　虽然两国锐意与西方经济看齐，但发展模式并不相同。在这段时期，政府大力资助企业的中国，确实发展迅速，而政府严格管制私人企业的印度看似是落后了。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集中于劳动力密集的重工业、公用及交通事业和制造工业方面，而且以粗放、急促的方式进行，企业与政府的关密不可分；而印度近几十年来一直发展高增值工业和服务业，包括计算机、生物科技等，这些企业像涓涓细流般研发科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印度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亦比不上中国，但长此下去，印度模式可能更优胜。

　　书中客观比较、分析两国经济发展模式，当中印度的例子是很值得中国企业借鉴的，例如在企业方面，中国企业一直有政府官员规划大原则，外资必须与政府支持的国企合作，压低价格。举个例子，在汽车生产业和电讯生产业方面，虽然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国民汽车(Volkswagen，内地译作大众汽车)和本田汽车(Honda)，或摩托罗拉、诺基亚和三星电子进入国内市场，然而他们得把价格压得很低，或与国企合资合营。有官方影响的中国企业管理未臻完善，管理文化亦未能与国际市场接轨。

　　在印度，政府一直严密管制外资，其官僚作风亦限制国内企业投资，但种种限制反而迫使创业家在没有政府资助的艰苦情况下想出有创意的事业模式，以极低价格提供高品质产品和服务庞大赤贫人口。另一方面，由于印度以前是英国殖民地，其企业文化亦与欧美各国接近，所以西方企业更容易与印度企业合作。

　　人口结构也是一个问题，在二次大战后，中国和印度自力更生，各自面对同样的问题：如何养活庞大、教育不足、贫穷、多文化多民族的人口，并让他们就业？中国三十多年的“一子政策”，确实控制了人口膨胀的速度，但人口老化问题也呈现出来，这将耗用庞大的未来财富，也迫使许多上了年纪的国民必须继续工作。而印度虽没有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但现在有5亿人年龄在19岁以下，而且自2000年以来，6到14岁孩童的就学率已经从75％提高至90％，这些就学人口将支撑印度未来的经济发展。

　　究竟印度的年轻精英是怎样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呢？印度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有什么分别呢？在印度，虽然只有很少人才能接受有关高科技的高级教育，但是学术气氛非常自由，从尼赫鲁时代起，印度的理工学院就肩负起教育英才，培养国家建设栋梁的重任，虽然印度政治制度僵化，社会腐败，但所幸的是这些理工学院不受印度各党派政治纷扰的干预，同学间不同的语言、族群和社会阶层触发新思维，以至有前校友说：“它(印度理工学院)是印度现今最廉洁的机构。”这些学院培训出来的学生也自觉高人一等，在循规蹈矩和彬彬有礼的外表下，他们“极其竞争，并对自己已19岁感到无比志得意满”。他们在富裕的美国寻找发展机会，回国后创办事业，尤其是在美国科技业景气衰退期间，他们更踊跃回国创业。

　　在中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新学府也试图改革传统教育机制，例如编者在书中辑录了一篇介绍汕头大学的文章，文章指出汕头大学因为采用西方启发式课程而被视为全国教改的蓝图，而本身也是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助理副校长的汕头大学副校长萧泽丽，正是将美国学到的办校理念和教育经验应用到南中国的大学里。虽然在教育方面，两国同样要增加受高级教育的人口，但中国高级学府的教育事业，事实上比印度慢了几十年，大学体制也需要面向新挑战，改革实在刻不容缓。

　　所以印度和中国的企业发展模式也不相同，印度企业本身也有很好的产品技术基础，它们以高技术、低成本生产向西方企业招手。我国的企业透过与外资合作并吸收技术的过程，并在政府的保护下才能发展起来，虽然走了二十年艰苦的道路，但现在更应该谈论研发技术了。

　　对于中印两国在劳工、企业管理模式、政府干预、高级教育等方面的特征，编者所选取的文章都能给予专业化的分析和对比，本书也不乏精彩详尽的访问稿。单就高级教育这一环节，已经看得出两国在文化方面差异甚大。如果中国人可以从中获得启示，自强不息，也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