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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邱恒明
出处：新京报 2006年12月

　　律师界有句名言：如果事实与你为敌，就援引法律；如果法律与你为敌，就援引事实；当两者都与你为敌的时候，那就敲桌子、高声喊叫吧。自由市场的坚强捍卫者、《欢乐的经济学》的作者戴维·亨德森在书中引用这句名言的时候，他所要说的是，许多赞成政府干涉的经济学家和他辩论的时候，也是处于法律和事实都与其为敌的境地，他们不得不对他进行猛烈的人身攻击。

　　亨德森所写的这本书，被评价为继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一书之后，倡导自由市场的最有力论证。他所做的努力就是向公众解释清楚他所信奉的理论，这一回他用的是半自传的形式。这本书讨论的是自由的运作如何有效，以及对自由市场的干预会如何搅乱我们的生活。戴维·亨德森在《欢乐的经济学》的序言中就这样写道，“这些均来源于我和其他人的亲身经历，这些人包括名人，当然更多的是普通大众。”书中有很多故事可以读到，对经济学不甚了解的人，可以感受到经济学家组成的大世界的五彩缤纷。这位刚上大学就加入一个叫自由至上的俱乐部的亨德森，帮我们引入了对信奉自由经济代表人物的了解：哈耶克、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当然还有戴维·亨德森本人。

　　出生于加拿大，后来为了自己的兴趣追逐到美国，对戴维·亨德森来说，经济学永远是一门快乐的科学，虽然他也曾强烈地厌恶过它。

　　它能告诉我们自由是繁荣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你不仅能够获得自由，同时还能得到附赠的奖品：繁荣。这，就是我对自由的根本信念。”亨德森记述道。

　　《欢乐的经济学》的内容是这样安排的，说服读者相信因为对自由市场的信念，他重新迷上了经济学，而后阐述经过漫长的历史和现实中的斗争使得自由经济学的观念和所依附的群体取得了一些胜利，之后渐渐剖析自由市场的基本观念：你属于你自己，你有你的自由；私有权，你的财产权是受保护的；联合的自由，你可以选择帮哪个老板打工，跟谁共事就像选择和谁结婚一样……

　　最后，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环境方面的话题，这些都不是看上去那么直接和简单。对于市场经济导致的“富者愈富，穷者愈穷”这些流行的不信任观点，他也进行了一一反驳。他还反复提到了“激励很重要”这条经济学的原则，因为很少有人把它当作原则来看待和运用。但在他的十条经济学箴言中，第一条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第二条就是激励很重要。当然作者所讲的都是美国的故事，指向大都是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涉，他的事例和数据都是美国的。

　　为什么以“欢乐”来命名这本书？德国诗人席勒的诗歌《欢乐颂》，原来想把这首诗写成“自由颂”，但最后定稿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依然是“freude”（欢乐）一词，而非“freiheit”（自由），作者认为，充分了解席勒想法的人肯定会知道他的真正用意。这样，我们也知道“欢乐经济学”名称的来由了，他的“欢乐”一词也是这一用意吧。不过，我是这样来理解作者的用意：自由经济学无法盛行，会遭到不明就里的公众自然的排斥，那我用欢乐经济学，或许你在没有预存偏见之下翻看了这本书，或许你就信奉了我用自己的经历讲解的关于自由经济学的原理、逻辑和故事了。

　　弗里德曼评价这本书说：“《欢乐的经济学》是为自由社会吹响的号角，行文优雅，充满激情”，这本书没有什么经济学术语，我们不必费尽心思去理解那些枯燥的经济学词汇，我们只是在聆听一个人怎样自由地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他的职业，而其中他在竭力描述自己，说服自己。

　　亨德森通过对自己经历和身边事务的描述，完成了他对经济学真谛的阐述，书中他还说这本书和他的下一本书能帮助他完成净资产从50万美元到100万美元迈进的目标。这本书和《魔鬼经济学》、《卧底经济学》等轻松的解读经济学的方式一样，让我们饱受了一顿经济学的大餐。

文：徐 瑾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6年10月

“欢乐，欢乐，欢乐女神圣洁美丽，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四海之内皆成兄弟。”这是德国诗人席勒在几百年前写下的《欢乐颂》。而据考证，当时席勒的本意应该是《自由颂》，据说最后把自由（ｆｒｅｉｈｅｉｔ）改为欢乐（ｆｒｅｕｄｅ）是为逃避普鲁士的检查。面对地球渐平的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欢乐与自由，本来就是一对同义词；而美国经济学家戴维·亨德森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自由的达到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来运作，所以繁荣不过是扩展自由的必然结果。

亨德森是一个坚定的自由至上主义者，出生于加拿大，数学学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他一直为《纽约时报》等颇具影响力的媒体撰写各类专栏文章，致力于传播自由与市场的信念，文章风格也诙谐平易，属于平民看得懂、学者也爱听的那类风格。亨德森算是哈耶克、弗里德曼赏识的后辈，通过他从大学校园单纯理念上的自由至上到重返经济范式下的市场讨论的转化可以看出，他本人深刻理解自由的实践必须依赖市场的机制。所以，在他看来，很多公共政策观点基本都是基于一个理念：管得越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以事实为例，通过深入剖析美国社保基金的低效率运作，强制兵役制度的疏漏，公立教育的危机，他认为很多问题上政府的管制不过是一种权力的介入，效用往往为负。

亨德森在他的新书《欢乐的经济学》中特别讨论了不少看起来深深具备道德优势的政府措施在实施中的适得其反，比如对付歧视。政府往往会在工会的压力下推行最低工资政策，工会和政府都会觉得这是保障工人权益的有效措施，但事实上，雇主往往会倾向于少雇佣人。结果这项措施不仅会造成失业率的上升，而且会严重损害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权益。更深入地看，最低工资措施一方面剥夺了雇主自由定价的权利，也侵犯了愿意以在最低工资之下工作的工人的劳动自由。历史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１９３３年，罗斯福的全国复兴工业法设定了最低工资，到了１９３４年，这个法律根据学者的估计已经使得４０万黑人失业，除了导致直接失业人口上升之外，雇主在支付实际工资的过程中，也往往会通过福利、食宿等隐性手段来克扣工人的工资。

政府在政客以及工会的推动下，有意无意地推动了种族歧视，难怪弗里德曼认为政府行为对价格的歪曲是对自由市场制度的主要干扰源。正如经济学大师阿尔钦所分析的，歧视与竞争同生，所以歧视无处不在：种族、国籍、年龄、性别、性取向、经验、教育，比比皆是。如果以行政力量去抑制歧视，往往效用不大，因为政府在实施一项抑制歧视的法律的时候，往往扩大歧视或者把合理的歧视非法化——比如拒绝雇佣有严重犯罪记录的工人，这些规定往往忽略了雇主的自由，同时也导致劳动力市场的萎缩。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任何歧视是一种要付出成本的行为，这是贝克尔反复证明过的。所以在自由市场中，在利益面前，生产者的歧视是他自己买单，所以利用自由市场机制是消解歧视最直接有效的方式。

实施最低工资价格弊大于利，这是经济学上的通识，密歇根大学的劳动经济学家布郎的研究更是指出，最低工资线向上提高十个百分点，就会减少青少年就业率的１％到３％。可惜在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仍旧实行实施最低工资。亨德森当然是明白这个道理的，所以他一直反复强调公民要树立“你属于自己”的观点，利用联合的自由来争取自己的权益。从某种意义来说，经济学多少有些市场原教旨的倾向，所以在倡导个人自由方面也不遗余力，自由选择的理论大行其道的背后还是依赖于市场的自由化，但是当制度并不完善的时候，市场往往会成为权力寻租的场所，这样市场自然是背离自由选择意志的。

十九世纪的历史学家卡莱尔曾经批评经济学“沉闷的科学”，这句话广为引用，但卡莱尔何出此言却一直语焉不详， 亨德森则考据出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经济学反对奴隶制而已，卡莱尔认为这很无聊，可见公众对经济学的误解多少有些以讹传讹。经济学迷信利益，在经济学诞生那日就已经存在，亚当·斯密坚信一个“只盘算他自己的得益”的个人“受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引，去达到一个同他的盘算不相干的目的；而一项交易，即使我们看起来某方明显吃亏，但是如果交易实现，那么就说明双方都从交易中获得效益”——自由市场的欢乐由此而诞生。

文：杨荷
出处：中华读书报 2006年10月

　　对于像弗里德曼、斯蒂格勒、哈耶克这样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中国读者早已十分熟悉。1978年9月，朝圣山学社的双年会议在香港举行，声名如日中天的哈耶克在会上致了开幕词。他宣称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大势已去，并雄心勃勃地提议在巴黎举行一场大辩论，邀请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共同参加，讨论“取消导致经济失败的强制手段”。席间，亨德森作为应邀嘉宾第一个提出了异议，他提醒哈耶克，社会主义者或许根本不愿意参加这场辩论，因为他们并不认同“强制手段”这样的措辞。可见，无论是在学术权威还是在政治领袖面前，亨德森都敢于针锋相对、直言不讳，如此率真的脾性从他少年时就可见出端倪。

　　1969年，18岁的亨德森还在加拿大温尼伯大学念书时，前任美国副总统汉弗莱访问了他们的学校。汉弗莱是征兵制的强烈拥护者，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强制性地服兵役是对个人自由的冒犯，他们理应对此提出质疑。年轻的亨德森是一位“自由至上主义者”，反对政府干预个人的选择权，他冒着惹恼一位尊贵客人的危险，鼓足勇气来到汉弗莱演讲的主席台前，质问副总统先生如何解释征兵制与美国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禁止强制劳役”的相悖之处。尽管这个不友好的提问最终被校长打断，亨德森仍然坚持认为自己做得没错。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他的论敌不仅有卡特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舒尔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还有里根总统的顾问、后来变得家喻户晓的铁腕人物——格林斯潘。

　　在这本妙趣横生的《欢乐的经济学》中，经济学原理的阐述始终围绕着日常的经济现象而展开，枯燥乏味的理论被活泼的现实经历所替代。对于看不懂经济学论文中繁复公式的人们来说，亨德森有声有色的讲述为深入理解市场经济打开了一扇大门。譬如，在论证政府是否应该限定最低工资的时候，亨德森谈起了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次听证会。那次听证会由里根总统召开，议题是“妇女在家编织衣物，并以计件的方式出售这些小商品是否合法”。事件起因于美国劳工部控告佛蒙特州的一些妇女非法在家工作，因为她们赚取的计件工资违反了最低工资法。在中国，妇女在家做点针线活，从事小买卖补贴家用是无可厚非的事情，没有人会说三道四，然而这在美国却是违法的。亨德森对如此刻板的规定忿忿不平，他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听证会的专家证人。工会代表认为，妇女以计件形式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到了公司的剥削。然而亨德森一针见血地指出，以上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过是为了掩盖工会阻止这些妇女与工人正当竞争的真实动机。工会代表毫不理会这些妇女的愿望——她们渴望在没有条件外出务工的情况下，获得一份收入，尽管微薄，但至少比完全没有收入强了许多。关键问题是，这是她们自愿的选择，没有人强迫她们在家工作。令人惋惜的是，根据联邦法庭的决定，这些妇女最终还是没有获得在家工作的权利。

　　都是最低工资法惹的祸。按照亨德森的逻辑推而广之，这都是政府干预惹的祸。有数以百计的经济学教科书写着：限制最低工资实际上损害了那些缺乏技能的工人的利益，可能导致失业率居高不下（欧盟国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可能会引发黑人的失业问题。然而政府依然对经济学家的建议视而不见。1998年，以莫迪利亚尼和索洛为带头人的几十位经济学家发表了关于欧盟失业问题的宣言，他们认为，导致欧盟国家高失业率的一项严重的误导性政策就是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因为法令规定的最低工资高于使得劳动力市场出清的均衡工资，如此一来，劳动力的供给就会大于需求，供过于求的结果便是失业。亨德森笔下的许多案例都与类似的误导性政府管制有关，他猛烈地抨击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认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才是唯一正确的制度，然而在我看来，有些时候他似乎显得过于激进，以致于很难听进其他的声音。

　　亨德森主张一步一步地废除社会保障体系，他认为政府组织的强制性储蓄是没有效率的，个人能够更好地安排他们晚年的生活。然而，他过于信任人类的理性，很多经济学家已经证明，人类跟“朝三暮四”的猴子一样短视，只关注眼前的消费，“今朝有酒今朝醉”。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人们的跨期迭代效用函数为双曲效用函数，贴现率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充当的是严厉家长的角色，他试图矫正人们的不良习惯，使之恢复理性地消费，为未来生活进行储蓄。

　　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于自由主义的批评都有很多，而我只想起了关于伟大的哲学家诺齐克的一个故事。诺齐克年轻时是不折不扣的自由主义者，后来他对自由主义的看法变得有所保留。有人问他为何会有如此转变，他说，倘若一个人因为某些原因（或许是极端的贫困，或许是家庭情况的要求）不得不卖掉自己成为奴隶，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尊重他（或她）这种选择的自由呢？诺齐克认为，我们更应该旗帜鲜明地反对一些东西（譬如奴隶制），而不是抓住某种立场不放。对于亨德森来说，做出这样的让步或许有些困难，因为他从17岁那年开始就已经打算成为一名自由主义的斗士，对于这项决定，他从未后悔过。

    本书探讨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让我们看到无处不在的自由契机。继弗里德曼夫妇的《自由选择》一书之后，成为倡导自由市场的最有力论证。沿着同样的思路，作者粉碎了支持政府插手环境规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传统观念，并且我们证明了为什么政府过分干预只会让贫穷永延，而非消除贫困。
　　
    这是一本半自传体的极具鼓舞力和号召力的市场经济启蒙读物。
    作为一名专业经济学家，作者致力于讨论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探讨经济学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他结合自己颇具理想主义色彩的学习和研究经历，以轻松平实、充满激情的文字搭配经济学基本理论，引导读者透过经济学视角充分领略市场经济给人们带来的自由与欢乐。
    通过对养老保险、公共教育、医疗保障等大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的剖析，作者像一位循循善诱的教师，努力拓展普通读者对于日常经济问题的想象力与洞察力，学会如何运用经济学思维来分析和解读复杂的社会现象。
    同时，作者更希望透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生动有趣的分析，向读者传达自由的理念和对市场的信心：自由不但是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更能够帮助人们实现人类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则是实现自由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途径。

　　"欢乐的经济学"实际上隐含了自由经济学的观念，"自由就是欢乐"。作者是自由市场理念的坚守倡导者，他全面分析了支持政府插手环境规则、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保健方面的传统观念，作者试图说服那些正在世界上发展的未知文明，政府过分干预，只会让贫穷永延，而非消除贫困。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经济先知与时贤们的卓越判断，有待我们慢慢消化、细心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