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自力
出处:南方那都市报 2006年12月
经历宋代的开发、发展之后,今天成为中国经济最发达地区的广东才作为一个整体,真正地跟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前进步伐。“(吾粤之地)盖自秦汉以前为蛮裔,自唐、宋以后为神州。”(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地》)郎国华的《从蛮裔到神州——宋代广东经济发展研究》书名出处便是源于此典。
1980年代末之后,对于宋代广东经济史的研究,关履权的《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和邓端本、章深的《广州外贸史》可算代表之作,另外有叶少明未刊硕士论文《宋代广东手工业》以及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等书部分章节有所涉及,只是只鳞片爪,难窥全豹。诚如张其凡先生在序中所言:“作为全面论述宋代广东经济的专门著作,本书是第一部。”因此,称之为勾勒出宋代广东经济大致轮廓的“清明上河图”,言之亦当不虚。
此书主要从农业、手工业、交通与商业三个方面梳理宋代广东的经济发展,其中又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阐述宋代广东经济发展发生巨变的原因。不过,作者没有将研究视野局限在经济问题上,而是“非常注意与现实的联系,关注岭南文化的渊源、发展及其与今天广东经济文化的关系。”追溯渊源,正本清源,正是历史学家当仁不让之本职。
纵观全书,亮点有三:阐述了宋代广东生态环境的变迁,分析了中央政策变化对广东经济发展的影响,评价了入粤流人的历史功绩。其后两点也是本书对于经济史研究上的创见。总的来说,宋代广东经济的发展“是和全国各个经济区的共同发展,是在先进的中原、江淮经济区的影响和带动下的发展,是融入全国经济体系的发展。”
研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变化、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史是最近始有的新视角。葛金芳在《中国经济通史》第五卷中专门辟出一章探讨宋代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然而整章都不曾涉及到广东。本书对宋代广东生态环境变迁的集中展示,可以说是填补了一个空白。
由于自然经济占据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地位,以农为本的国家经济政策总结起来似乎不外乎“苛捐杂税”或是“轻徭薄赋”。但是,广州不同。作为一个自开埠以来就具有重要影响的外贸港口,商业气氛浓郁,中央政府政策对其生存、壮大乃至衰落都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古今中外的经济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中央政府制定的政策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避而不谈,无疑是种遗憾。作者单独将此辟为一章,角度新颖,颇有创见,殊为可喜。
关于政策的讨论,作者着眼处其实不只关乎广东。作者提醒我们注意:无论广州还是在宋末元初之后超越广州的泉州,都不能摆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影响和专制集权的高度钳制,发展到一定程度都难以突破,不能成为自由商业港。这和中国没有为自由贸易做好制度上的准备、缺乏自由贸易精神不无关系。前车不远,后应为鉴。我想,这也许是作者特辟此章来讨论的意图吧。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广东作为后发地区,能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崛起,除得益于国家优惠政策之外,“更应该从历史积累、文化积淀方面挖掘广东能够成就经济奇迹的缘由。尤其是要使广东更好地可持续向前发展,这项工作更是不可或缺”。作者正是带着这种使命感去梳理爬剔一千多年前入粤流人在广东留下的蛛丝马迹。对于这些文化巨匠,后人往往多从文化影响方面着墨良多,全面讨论到流人对于当地的影响,特别是在经济上的影响,目前仅见于本书。
显然,上述所及并不能穷尽《从蛮裔到神州》带给我们对宋代广东的全新认知。史学著作,多被人冠以“沉闷”标签,本书多以宋朝时人所言为例,静心读来,仿佛穿越千年时空,回到宋朝,不知不觉间竟也完成了一次奇特的心灵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