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管清友 出处：中国图书商报 2007年1月
古代帝国的崛起几乎与金融无关，没有金融的支持，帝国仍然可以依靠强大的军队、优秀的政治家以及高效的政治制度称雄四方。但四百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近现代大国可以不依靠金融而能够确立其国家地位。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四百年前奔涌而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的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必须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才能实现古代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这里的金融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乔万尼·阿瑞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Ａｒｒｉｇｈｉ）等人所说的“巨额融资”能力。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全系统的金融扩张，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亦随之改变。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正相关关系。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近现代大国的“巨额融资”能力并让他们在世界称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让位于另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种金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健全的金融制度。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英国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国式金融制度，变化中的是形式，而比前者更具备“巨额融资”能力才是不变的。
国人依稀还记得，道光朝以来，面临外部战争威胁的大清帝国竟然无法为抵御外敌筹措到足够的军费。鸦片之耻、甲午之辱、八国联军侵入帝京的切肤之痛，固然有皇朝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原因，但泱泱中华帝国在关键时刻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打仗又岂有不败之理？然而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估计，在１９世纪中后期，清帝国的ＧＤＰ按当时的可比价格计算竟然是英国的４倍、日本的５倍。真是可叹、可悲！
创造了文官体系的中华帝国，竟然没有创造出一个哪怕比较初级的金融市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把苛捐杂税的盘剥变为政府的承诺，至少在战争时期可以筹措到足够的军费。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单一，即便有可御敌之兵，但却没有充饷之银，国家无法供养庞大的军队攘外安内。金融市场的缺失不但让帝国自取其辱，还使其自毁长城。国家将组建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个别大臣，清末民初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乃至再次遭受外侮的局面早已经在拥有强大“巨额融资”能力的列强来到大清国国门的时候注定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金融市场当然不单为战争而设，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由于经济资源配置，增加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在国际格局比较稳定，经济全球化再次掀起巨浪的今天，“巨额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投融资体制、监管、市场结构等诸多方面依然任重道远。获得超乎他国的“巨额融资”能力需要具备的条件不外乎四个：高效的市场、健全的监管制度、成熟的机构和不断创新的金融产品。对于金融市场存在的问题，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古川令治和张明在其新著《资产证券化手册》中认为，许多问题可以归结为过分偏重于银行间接融资，直接融资比重过低。由于几乎所有存款和大部分贷款集中在商业银行，导致信贷风险过分向商业银行系统集中，加上我国商业银行普遍还未完成内部治理结构改革，造成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居高不下，商业银行资本金普遍不足，不良贷款率居高不下。到２００６年年底中国已完全对外国银行开放人民币市场，中国银行业面临的形势严峻。且无论是间接融资体系还是直接融资体系，都明显偏向于国营大中型企业，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等发展速度迅速、资金回报率很高的个体，却很难获得融通资金的机会。
问题确实存在，然而不同的观察者也会给出不同的“药方”。《资产证券化手册》的作者以为，资产证券化是未来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都知道，资产证券化是最近３０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的金融创新之一，其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何谓资产证券化？按照弗兰克·法博齐（Ｆｒａｎｋ Ｊ． Ｆａｂｏｚｚｉ）定义，“资产证券化可以被广泛地定义为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把具有共同特征的贷款、消费者分期付款合同、租赁合同、应收账款或其他不流动的资产包装成可以市场化的、具有投资特征的带息证券”。简而言之，就是指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使之成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从而融资的过程。
条条大路通罗马，但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路径是一条又一条不断探索出来的。金融创新的收益无疑是巨大的，然而也有风险。特别在中国，这些金融创新还会遇到旧体制以及会计制度、法律的、税收制度等方面的阻碍。但是也应该看到，资产证券化这一类的金融创新在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了３０年的不断修正、发展。今天他们来到中国，中国是完全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
我之所以看重这两位作者指出的路径，不仅仅在于这一金融创新有助于改变我国企业过分偏重于间接融资的局面，降低银行和企业的流动性风险，还在于我把这一类金融创新视为中国金融市场未来的希望。金融市场有了希望，中国拥有世界的金融中心才有希望，中华民族的复兴才有希望。
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旧霸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新霸权金融中心发生的危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１７７２～１７７３年伦敦的金融危机让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首要金融中心。１７８０年的危机则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世界金融中心从此成为英国的首都。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英国身上。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发生在纽约的金融危机再一次让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转移到了纽约。我们很自然地会联想到１９９０～１９９２以及１９９７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东京没有出现成为下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迹象，相反，日本资本在北美遭受惨重损失。乔万尼·阿瑞吉等评价说，危机使其更加扎根于东亚地区，不再流向北美。这一资本分布巩固了东亚地区其他具有世界意义的金融中心的地位，其中最著名的是中国香港、新加坡这样的巨型城市以及中国台湾。
但是必须得承认，纽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才短短的半个多世纪。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并不表明东亚的金融力量超过了美国，这些金融中心依然缺乏从制度和规模上支撑其扩张的能力。不过，这从另一个侧面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动力。未来金融中心的转移几乎不可逆转，尽管像金德尔伯格这样的学者们都不愿意承认某个国家会替代美国，更不用说中国了。这个转移的过程，是中国逐步实现金融创新和发达金融市场的过程，是中国获得巨额融资能力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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