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瑾 出处：南方都市报 2007年7月
荒山野岭也生长盈利的大时代
有人赞美香港是一个天生聪明的城市，但是香港股市却不是一天建成的。
提到香港，总绕不开股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远东金融中心的香港，完善的资本市场为香港腾飞起了决定作用；同时，作为多方势力投资融资的交易场所，股市成为政治经济的晴雨表，亦是国际资本的角力场。从香港股市的成长轨迹，我们可以窥出香港整体社会变更的大致脉络。
“人尽皆知，荒山野岭只能生长青草，绝不会生长盈利。”这个典故出自香港置地公司与香港牛奶公司1970年代那场一波三折的收购战。但是香港作为蕞尔小岛，自然资源极为有限，说“荒山野岭”实在不过分，香港实体经济保持蓬勃向上暂且不提，为何证券市场亦独步世界，紧紧排在纽约、伦敦之后？弹丸之地的荒山野岭长出源源不断的盈利，秘密何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的郑宏泰博士与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黄绍伦教授从1996年开始，受香港联交所的委托，着手研究香港股市兴起这一课题，而本书即为成果，为我们一一解开香港股市的秘密。
《香港股史》一书，贯穿从1841年至1997年百多年的掌故，娓娓道出人间沧桑。书中列举了很多珍贵资料数据，比如不同交易所的股票报价、企业注册文件、公司报表、股市分析文献等等，华洋斗法、政商博弈、政治角力等等不同视角隐匿在严密史料背后，不仅读起来趣味横生，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香港股市百年来驳杂多姿背后的历史逻辑。郑宏泰与黄绍伦的研究不可不谓有心，遗憾之处在于故事在惊心动魄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前戛然而止，最抢人眼球的回归十年的股市风云录只能有待来日。
最早尾随英国军队坚船利炮进入香港攫取利益的势力，是梦想到东方淘金的英国商人，或者说冒险家。商人的企业家才能总是随着制度的要求而随机应变，善恶不论，香港的证券交易所雏形也就是在他们的野心下催生。当时香港孤悬海外，一方面由于当地土地资源都尚未开发，另外一方面英商深入远东，很难以一己之力开展业务，所以公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的方式自然而然地从欧洲引入香港。据考证，早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经有不少公司公开“筹集资金”，而香港第一家证券交易所“香港股票经纪协会”则在1881年问世。
最早，香港股票经纪协会其实相当于一个高级会所，基本都被洋商所把持，也相对封闭，整个股市参与者不多，从当时的财经报道来看，多数股票属于“折让”，可见市场之萧条。这也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港英政府最初对华人推行高压政策，严密防范华人，将作为社会主体力量的华人群体排除在上层社会之外，华人最初也往往从事比较低级的职业，无缘股票经纪等相对高端经济行当。
随着内地战乱连连，不少国人赴港揾食谋生，渐成规模。他们充分发挥香港沟通内地外洋的优势，以转口贸易作为主业，经过数十年拼搏，逐渐站稳脚跟。随着华商逐渐崛起为可以平衡抑制洋商的跋扈骄横的势力，以第八任港督轩尼诗为代表的港英政府意识到华商群体的不可小觑，开始逐步改善不平等制度，笼络华商精英，示好华人社会，而华商亦开始涌入股票市场。
资金既旺之后，投机难以避免，某些业内人士更是利用内幕信息，兴风作浪，从中渔利，导致小股民破产无数，诉讼连连。1891年，港英政府开始意识到行业自律难以纠偏，决心立法整肃市场，立法局通过了怡和大班詹士·凯瑟克先生提出的法案，强调合约内注明股份数目，解决了原有的大规模股票赌博行为，而这个所谓的凯瑟克法案对于其他地区的股票市场也影响深远。虽然该法案获得通过，但是不少业内人士仍旧通过组织行业公会来垄断行业优势，维持既得利益，而政府与业内人士的博弈，从此亦将成为香港股市持续不断的潜流基调。
但是，由于交易所一直被英商巨贾所把持，所以上市公司基本还是集中于外资以及极少的华企。甚至在作者眼中，1969年之前的香港股市仍然停留在1891年，香港股市规模格局对比欧美市场仍旧相当落后，不成气候，直到远东交易所出现。
香港已无李兆福，但是并不表示这位6岁就知道如何买股票的“香港联交所之父”会被遗忘。1969年12月，李兆福一手创办“远东交易所”，不仅从此打破洋经纪的垄断，而且满足了大批华人企业上市融资的历史需求，使得在港上市的上市公司从1968年的59家一蹿到1973年的210家，其中包括比如1971年上市的长江实业等明星企业。
在李兆福效应的刺激下，华人资本又先后创立金银证券交易所及九龙证券交易所，香港股市进入了四会并存时期，大中小企业一拥而上，群情振奋，这也为1973年股灾落下隐患。但是由于打破垄断，四会竞争确实也让香港股市进入快车道，证券市场一路高歌猛进，飞入寻常百姓视野，真正发展为香港经济的中坚力量。经历十多年的开发与混乱并存时期之后，为了终止过度竞争，4家交易所在1986年合并而成“香港联合交易所”，李兆福担任主席。四会合并的协同作用为提升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一枝独大，过去依赖竞争解决行业自律的机制失效，埋下了日后悲剧的阴影。
经历1973年股灾之后，香港回归之路几经周折，终以《中英联合声明》而尘埃落定，投资者信心慢慢集聚，在1987年达到一个高峰。1987年10月20日，面对几起几落的恒生指数与回调的美国股市，以李兆福为首的联交所管理层在得到政府官员首肯之后决定停市四天，希望冷静投资情绪，清理积存交易。事与愿违，复市之后，恒生指数飞转急下，当日跌去三成多，从此股市萎靡不振，股民伤亡惨重，酿成著名的“八七股灾”。
人祸总要有人买单，但“八七股灾”的善后却有些吊诡。香港政府着手调查事故原因，并根据《戴维森报告》认定联交所权力过大，停市漠视公众权利，其委员也涉及利益关系接受“私下配售股票”。戏剧性的一幕诞生了，身价过亿的李兆福因几十万的配售股票而被廉政公署拘捕，入狱4年，最后黯然移居泰国。李兆福家族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声望远播，而他作为联交所的首创者对香港股市居功至伟，结局令人扼腕。
本书作者一贯冷静理性，行文至此，亦忍不住拍案评判，认为李兆福按行业惯例接受配股，把交易所视为自身“企业王国”确实不妥，但是政府不处罚不作为行政官僚以及行贿者，实在有偏袒之嫌疑。明眼人一看就能明白，政府此次行为不过是利用《戴维森报告》来平息民愤，打击既得利益者，加强政府监管，完善交易制度而已。从这个意义来说，李兆福成也交易所，败也交易所，他的人生格言“不要与股票谈恋爱”也因此有了宿命上的暗示，他大起大落的境遇，或许背负的更多是历史与政治的代价。
坦白说来，港股其实也是从八十年代以来才真正踏上国际化之途，算算也就三十来年光景。荒山野岭长出源源不断的盈利不仅来自于实体经济的强劲，还在于不断建构完善的资本市场制度，而各方势力的博弈使得制度能在不断试错中不断修正，继续前行。港股的发展历史不仅记录了资本市场本身固有规律，更折射了中西方文明交流的碰撞与火花，它的昨天也就是我们的明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未来A股市场的预演。百年一梦，港股的流金岁月，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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