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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仇勇
出处：文汇读书周报 2006年2月

    认识袁卫东是在2002年初的上海，巧的是，那次正好是柯达的上海嘉年华活动。没想到，今天，卫东的新作《跨越——柯达在中国》就摆上了我的案头。

    这真让人嫉妒。能够如此深入地观察一家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寻路历程，在两年时间里，从北京、上海、厦门、汕头、无锡到美国的罗彻斯特，听无数参与柯达“98协议”及其此后发展的中外经理人以亲身经历讲述，任何一位在中国从事商业报道的记者都会意识到这是一次多么难得的记录机会。

    一部中国商业社会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跨国公司的参与史。而对于柯达来说，这十年，却又与再造一个柯达的梦想步步相关。1998年，柯达与中国政府达成胶片行业的全行业合资计划，不惜动用十亿美元现金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这一里程碑式的起点，终于在2003年10月29日，以柯达与乐凯的合资为其画上完美句号。

    但是，一位长期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外国记者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在总结五家在华投资最佳的跨国公司时：“我们同时也把那些支付了昂贵的市场准入费的公司，比如通用汽车(投资了十五亿美元建立了上海通用)和柯达(花了十亿美元买下了三家破产的国有胶卷厂并为他们升级，换得了四年内不允许富士在中国建合资厂的承诺)排除在外。这些公司的昂贵投资最终可能会带来回报，但不要指望这个：我们的调查显示真正的利润来自那些审慎投资的公司，来自那些根据实际市场需求的增加，而不是预测市场的需求将增加来提高生产量的公司。”他认为柯达的模式对于其它跨国公司来说，是无法复制也无法借鉴的。

    为了获取中国市场的通行证，柯达可以认为自己付出得太多，而这种先发优势也因为市场环境的急速变化而变得不那么具有吸引力。同时，数码技术对传统影像行业的冲击也把柯达置于急需重新定义的尴尬之中。

    而在此之中，柯达与乐凯的合资不禁牵动起更多中国人的民族情感。或许我们已经意识到这正是中国加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循环的代价，并且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在反思中国长期片面注重引进外资的负面效应。

    2004年，以张维迎为代表，部分经济学家开始重提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中国的市场开放和引进外资，不能演化为这样的场景：开放形成了一个舞台，但自己的演员都被赶下台，让外国人在演戏。舞台是我们的，但自己的人都是跑龙套的，剩下的花旦、主角、名角都是别人的。”

    当然，我们没有狭隘到以民族主义为大旗来拒绝全球化的地步；我们同样赞成借助外资的力量来改变国有企业的运行质量，促进市场环境的优化和规范。但正如袁卫东在本书的后记中所说：“中国人的历史角色，是被动地参与现代文明，还是创造知识，成为主动、强健的文明创造者？”

    百年以降，从最早的洋务运动到民族资产阶级，再到今天张瑞敏、柳传志、李东生们的国际化努力，中国的企业家们一直试图从本土传统文化中析出具有中国商业精神的因子，从而支撑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梦想。这种努力，真诚、可贵。而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任何磨折、变形，都是发生在中国企业身边的最活生生的教材。

    一部《跨越——柯达在中国》，不仅对跨国公司有记录的意义，对中国企业来说，更是值得细细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