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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一南
出处：新京报 2006年9月

    历史多属故纸堆，常只为历史学家们所玩味，与平头老百姓始终是隔着一层的。尽管五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兴衰得失，留下了丰富的管理经验，先贤也早说过“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往往说者众，做者少，而《资治通鉴》也不过是帝王专用的治世宝典。

　　出生于1930年的许倬云先生，在做了很多年的历史学家后，忽一日觉得“在专家们严谨的研究成果中，应有人担任中介，使故纸堆的资料，转化成生活中可以对照的镜鉴”，于是“以中国历史上政治人物的行为及若干朝代的政治特色，来讨论企业领袖及企业组织的变化方式。亦不外借取其中的一些通性，使我们对于今天的变化多一份领悟。”由此，我们才有幸看到其所著的《从历史看管理》和《从历史看领导》。两书以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路径来阐释现代管理学，推陈出新地揭示了有关制度、系统的演变原理，为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古为今用的可贵参照。

　　如果我们把治理国家看作是管理企业，那么中国就是一个超级大公司，延续了几千年一直在运作，只是期间不停地改组、变换。而在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很难得地记录了两千多年来的管理历程。从商周到清末，中国历朝历代都在不断努力完善政府的职业化管理，由此成就了变化无穷的中国管理系统。许倬云说，“我涉猎管理学，是由文官制度切入的。”

　　一个政权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把其权力经过中央传达到下层或四周，四周有的与它平等，有的不平等。依照平等程度，许先生将四种典型的国家管理模式类比成目前通行的企业管理模式。历朝历代的分崩离析，很大程度上就源于管理模式的不适应。比如西周的分封列国制度（封建制度）就是连锁网络，类似麦当劳的连锁经营；秦汉开始的郡县制度则为树形网络，类似总公司和分公司制度。而郡县分割往往成就了地方力量，后者一旦足够自主，拥兵自重，有自己足够的资源，便寻机独立出去，“总公司”也就瓦解了。

　　而唐朝盛行的羁縻制度就是加盟网络，类似代理行；至于清朝的理藩制度则是联盟网络，类似公司结盟，即战略合作伙伴。

　　在中国做管理，不懂得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是很危险的，后者是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历史和文化DNA造就的。与较为散漫、肤浅的中国式管理学说不同，许先生基于雄厚的历史功底，以“管理考古学”的概念，重新在中国历史上找到了管理学的“东方思想”。

文：梁小民
出处：文汇报 2006年1月

    一说到管理，很容易联想到企业管理。其实，有人类就有由人结成的组织，有组织就有管理。家庭、企业、政府都有管理。作为不同的组织，它们的管理自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管理，不同组织的管理必然有共性。这些共性就是管理中最基本的共同规律。

    前不久去世的管理大师德鲁克把管理学定义为一门和医学、工程学一样的实用学科，它的中心不是知识和逻辑推理，而是解决实际问题，判断它的最高权威标准是成果。这说明，学习管理不是去背记那几个并不复杂的条条，而是学会在不同具体条件下的应用。管理学博士如果连自己的家也管理不好，管理学恐怕是白学了。管理学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沙盘上打战。

    但是，这并不否认学习书本的重要性。人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纸上谈谈兵，沙盘上打打战也是必要的。管理是复杂的，涉及到各个方面的知识，这就需要跨学科去学习，去读书。在这各种学科中，历史当然是缺不了的。这正是许倬云先生《从历史看管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版)的意义所在。

    许倬云先生是极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但他并不拘泥于史学家的考据和介绍，而是从历史中去思考管理和其他问题。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有哪些成功的管理经验，有哪些失败的教训，是一份极为丰富的遗产。可惜到现在为止，从管理的角度来总结这一份遗产的并不多。这正是许先生《从历史看管理》的珍贵之处。

    许先生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演变总结出，任何组织，无论国家还是企业，都是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内包括了不同单位，要使这个系统协调一致并有效率,就必须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在战略层次上如何处理各个单位之间，尤其是总部和下属分部之间的关系，这是组织架构问题。二是用什么方式来实现上层对下层的控制、执行和监督。三是如何用人，选用什么人去执行各种不同管理职能。

    中国历史上的组织架构分多种，各有不同的现在对应模式。其中包括：一是封建制度，它相当于现代麦当劳之类的连锁网络模式,这是一种系统内各单位的松弛型联系。二是秦朝以来的郡县制度，相当于今天的树型网络，即总部下面有不独立的分公司。这种架构下分公司有可能独立。

    许先生的这本书是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演讲，书中附录有与学生的对话问答，把所涉及的问题拓宽并深化了。不能直接听大师演讲，读这本书也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