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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书是一部系统阐述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的学术论著。从体用结合的高度，将中国管理哲学的本质规定为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把中国管理哲学概括为“无为而治”与“有为而治”两种基本模式，由于对“无为”内涵的不同理解，又可分为道家、儒家、法家和黄老学派；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儒家、法家和兵家等派。本书不但对儒商内涵、人格塑造及其精神境界作出了全新的诠释，而且也详细地阐述了各家的管理思想及其特质，且有独到的创新之处，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也富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文：袁卫
出处：人民日报 2006年11月

　　探讨中国式企业管理之道，是当前管理学界的一个重要课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世界上没有先例，是我国的一大创举。这就要求我们既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企业管理学。人类发展史表明，任何外来文化都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生根开花、结出硕果。发源于西方的管理理论，只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才能真正成为在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管理理论。葛荣晋撰写的《中国哲学智慧与现代企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就是将西方管理学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有益成果。

　　对中国式企业管理进行了初步界定。近年来，研究中国式企业管理的著作不断涌现，但大多是从技术层面进行阐述，很少从理论层面进行研究。该书的一大亮点，就是对中国式企业管理进行了初步定位。作者在对中国与西方管理理论进行充分比较后指出：所谓中国管理学，也就是商道即人道的“修己治人之学”。西方管理学的产生有西方文化的背景，西方学者将管理学界定为对人和物的计划、组织、领导、协调和控制，以求实现组织的目的。但是，西方管理学相对忽略了企业领导的自身修养，结果造成管理主体的缺位。而中国式管理的本质就是“人学”，它强调管理所面对的对象不是“机器人”、“经济人”，而是有道德、有理想、有智慧的“全面人”。这就要求企业管理者在“正人”之前首先“正己”，只有做到了“修己”，才能很好地“治人”。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可以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

　　提出了中国式企业管理的理论框架。中国古代哲学博大精深、流派众多，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治国理政、管人处事的经验。面对如此丰富的管理智慧，如何将其有效地运用于当代企业的管理实践，并从中提炼出一套系统的中国式管理之道？作者借用中国哲学传统的“体”、“用”范畴来解释分析中国古代管理哲学的丰富内容，指出：中国管理哲学的“体”就是管理主体的道德品格修养，“用”则可以概括为“无为而治”和“有为而治”两套管理模式。在“无为而治”模式中，包含了道家的“顺其自然”、儒家的“修德于己”、法家的“治吏不治民”和汉代黄老之学的“治大不治小”等内容。在“有为而治”模式中，则包括了儒家的柔性管理、法家的刚性管理和兵家的智慧性管理。这种简捷明晰的划分，形象地勾勒出中国式管理哲学的体系框架，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